按照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王安石的變法無疑是失敗的,可在當時,人們的看法卻恰好相反,所有人都認為變法已經成功了。當時王安石變法圖強,事情確實做了不少,法也變了很多,國家財政也足以支援與西夏連年征戰,冗兵也裁撤了幾十萬,還實行了《將兵法》,整頓出了不少系將禁軍。
這樣來看的話,大宋的強盛應該是指日可待了啊,可最後為何沒能出現這個盛世呢?其實說來也簡單,這次變法並沒有從根本上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將兵法》只是強健了西軍,並沒有解決開封禁軍和河北禁軍衰弱的問題。
這次變法的實施,可以說起因就是西夏建國。而西夏之所以可以建立,歸根結底還是檀淵之盟後宋朝的禁軍多年沒有經歷戰火洗禮,戰鬥力薄弱,屢次敗於剛在李元昊帶領下興起的党項。而要解決兵弱這一難題,其改革的重點無疑應該在軍事上,而軍事改革的重點,自然應該著力於選將、募兵、練兵、製造器械這些事情上。
而這其中又以選將和募兵、練兵最為緊要。可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政,恰恰不是以這些為核心,而是以理財為核心的,在透過各種開源節流的改革手段改善了財政狀況之後,並沒有將大量的財力投入到新軍的組建上去,對原有禁軍、廂軍的整理也只做了一半,裁掉了一些冗軍,設定了一些編制較大的“將”,廢了折騰軍將的《更戍法》。
但是對西軍以外的各禁軍並沒有進行真正有效的整理和訓練,也沒有改變“將從中御”和“發兵、統兵、調兵、監軍”等多方面管理,從而削弱將帥指揮權的制度。這種外強中虛的軍事佈局,是絕對不利於任何朝廷統治的。
《將兵法》實行所帶來的結果之一,是要如何消除西軍作亂的隱患,其方法只有兩個:瓦解西軍;在開封府練新軍。
哪個更為合理一些呢?自然是第二個,因為這樣一來的話,朝廷就有了兩支可以戰鬥的軍隊,在東西兩線形成支援呼應。可北宋卻愚蠢地選擇了第一個。
其實從剛開始,北宋就選擇了第一個。當時因為打擊西夏的需要,他們將西軍稍微開了個口子,形成了一個“軍事特區”,這才有了後來壓著西夏打的“新政成果”。不過即便如此,皇帝也沒有放鬆對西軍的控制和削弱。
西軍的軍權其實也被拆得很散了,文臣閫(kǔn )帥(地方上的軍事統帥)掌握調兵之權,西軍將門(世代為將的人家)握有統兵權,另外還有宮中派出,代表皇帝的宦官,比如李憲、秦翰、李舜舉,還有後來的童貫等人,互相監督,互相扯皮,互相拖後腿,將就著和西夏打仗。反正是絕對不會來個登臺拜將,將西軍大權集中在誰手裡的。
然而跟一個國家西夏打仗,恰恰在某個時間段為了獲得更好的戰果,就需要大權臨時集中。另外,就算你要派人過來監督,這個人好歹要懂軍事啊,可你看大宋派過去的這些個文人裡,有幾個是懂軍事的?
當然了,要想消滅西軍獨大的隱患,最根本還是要中央軍夠強,那就編練新軍。
同樣的,為了想要有所成效,必須授大臣以重權,選將、募兵、制器、訓練,諸事皆由一人管理或是一個部門管理,事情方可成功。可是這樣的話,受命編練新軍的大臣或官衙,又不免權責太重了。而我朝的官員,又大多長與深宮,不諳兵事,而且,開封禁軍的大權,內官是不能染指的,以免重蹈昔日唐朝神策軍的覆轍。
既然交給誰都不放心,那就皇帝自己掌權。
可結果北宋的皇帝,自己不懂而且又不願意去學,交給別人又不放心,也就只能什麼都不做,繼續混日子了。可問題是,你混日子,人家蠻夷可沒停歇,時刻都在想著打進來搶劫,因為發財最快的就是搶劫和殖民了。
如此這般,焉能不敗?焉能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