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和亞美尼亞人的記載更加誇張。安娜說過：“生活在亞得里亞海和直布羅陀海峽之間的整個西方和全部野蠻人，一起向亞洲移民，正在行軍穿越歐洲，途徑一個又一個國家，帶著他們全部的家眷”；馬太則感慨，“他們就像是蝗蟲，無法計數，或者是海里的沙子，超出了頭腦的估算。這樣強大的人和武士……多得就像天空中的繁星”。雖然這些數字和形容顯得過於浮誇，但顯而易見，第一次十字軍的規模是極其龐大的。經長期的研究，現代學者對十字軍的人數取得了某種程度的共識，得出了相對趨近的判斷。
一、較為合理的判斷任辛曼認為騎兵和步行作戰人員的比例為1：7，雷蒙德實力最強，有1200名騎士和10000步兵，博希蒙德有500騎兵，戈德弗裡擁有1000名騎兵和7000名步兵，諾曼底的羅伯特有1000名騎兵，佛蘭德斯的羅伯特有600騎兵，斯蒂芬有250到300名騎兵，雨果的騎兵至多不過100人，整個軍隊的武裝力量為：4200到4500名騎兵，以及30000名步兵。約翰·法朗士認為，在十字軍到達安條克時，人數為50000人，其中7000人是騎士或領主。綜上，十字軍至少應有4到5萬的戰鬥人員，其中，貴族和騎士佔5000到7000人。在人們傳統的印象中，這對中世紀而言無疑是一個過於龐大的規模。十字軍能夠集結起如此規模的軍力的根源，還要回到11世紀的西歐社會中去尋找。
二、十字軍為何能夠集結起如此規模的軍力1、戰爭的資源被集中了起來11世紀的西歐，在經歷了若干個世紀的外部侵襲後，局勢漸入穩定。但本質上講，在封建體系下即使維持一支中等規模的常備軍都是困難重重。貴族的領地分散，財源匱乏且不穩定，封君封臣間的附庸關係複雜微妙，同時，教會還從10世紀後半期在整個西歐展開了“上帝和平”運動。如勒高夫所言，“不安全感的衰退，只是基督教社會之廣泛領域的保護新生經濟發展渴望的結果”。在社會大環境的需要下，封建戰爭於此時開始受到限制。如RC·斯梅爾所言，“武力的使用並非總是如此的極端。它會被限制於所知的目的的完成上，不包括被征服者無條件的投降。拉丁國家的統治者們經常參與的就是這樣的有限目標的戰爭”然而，戰爭受限並不意味著其規模變小了，相反地，社會內部開始湧現出更為強大的衝突的慾望，戰爭的資源被集中了起來。
2、封建貴族的全面軍事化這種看似矛盾的結果，源自於封建社會中一個龐大軍事集團——或稱其為軍事階層——的逐漸形成。這就是封建貴族的全面軍事化。不能忽略的是，正是在11世紀，教會的神學家們開始推崇一種新的社會階層的劃分模式，即依照不同階層，對人的社會功能加以分類的三元模式：教士祈禱、武士征戰、農民勞作。這樣的模式凸顯了貴族的軍事化。若將貴族軍事化置於11世紀西歐的社會背景下，人們即可得出合理的解釋。在整個中世紀或者農本社會中，最有價值的資源是土地，貴族正是因為對土地的佔有而獲得了自己的地位和權力。因此，對所有領主和權貴來說，保有和控制土地至關重要。
社會秩序的相對穩固，農業的發展，以及人口的增長，都有益於貴族勢力的增強。同時，11世紀的西歐社會普遍性地缺乏強有力的君權，更不用說真正穩固的社會結構體系。這是一個缺乏公共保護和強權機制的時代。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擁有資源的封建貴族必須透過軍事武裝自保。反之，武力也成為了他們擴充套件權勢的必要手段，“戰爭，對於保衛和擴張土地及權利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在缺少，或者至少來說，相對衰弱的至高權威的情況下——即使不是唯一的，在當時它也至少是解決糾紛的終極手段”。
3、騎士階層萌發並崛起了騎士最初是一種稱謂，進而成為了為社會和權貴們所接受的共識，最終同化為了貴族的同義詞。騎士階層崛起並形成於9到12世紀之間，11世紀西歐巨大的社會流動性為那些低於貴族等級，但能夠將自己武裝起來，騎馬作戰的鄉紳提供了機會。他們成為了社會中的攀爬者。到了11世紀末或12世紀初，整個貴族階層加入到了騎士中，“騎士成為了一種社會差別，與貴族同義”。這樣的變化，從miles這個拉丁詞彙意義的演變中能明顯地感受出來。在中世紀早期，這個詞是被用來泛指所有武裝者的，既有步兵，也包括騎兵，農民武裝也被泛指於其中。但是，在9到10世紀後期，miles逐漸專指騎馬的武裝人員，步兵更多地被稱為pedes。到了11世紀末，miles限定的人群更為明確，它成為了穿戴盔甲、自我保護意識強烈、持矛作戰的騎士的代稱。大概於此時，權貴也接受了這樣的稱謂。在阿爾伯特的記載中，拜占庭皇帝稱讚公爵戈德弗裡：“你的土地上最為強大的騎士和王公”；修士羅伯特則稱戈德弗裡為一名“出眾的騎士”。
此外，阿爾伯特在記述顯赫貴族的時候，用了一連串的溢美之詞描述騎士們：“格雷茲城堡的沃納，在戰爭藝術上毫無瑕疵的騎士……法蘭克的費爾城堡的托馬斯，一位極其熱情的騎士……聖波爾伯爵雨果的兒子英格羅蘭德，一位傑出的騎士……”。到了12世紀，miles僅限於對貴族出身、裝備精良的人群的稱呼，實現了對階層的劃分，“這是在12世紀即將變得更為顯著的軍事專業化的普遍過程中的一個部分”。精神層面上，英勇善戰成為了貴族不可缺少的美德。阿爾伯特對博希蒙德的評價是，“諾曼人，有著崇高的心靈、驚人的才能，是具備全部尚武特性的人，非常善於軍務，極其富有”；拉爾夫稱讚戈德弗裡具備著世俗和神聖的美德，“知道如何發動戰爭，安排陣線，在戰爭中找到榮耀”。11世紀是武功歌興起的時代，它所歌頌的正是貴族權勢者們在戰場上的豐功偉績和英勇善戰。十字軍首領戈德弗裡同熊搏鬥，射殺突厥武士，手刃突厥騎兵的武功，為著者和當世百姓津津樂道。軍事才能和勇敢尚武顯然成為了貴族必不可少的優秀品質。
於是，貴族階層全面軍事化，“沒有非軍事化的貴族和騎士，即使在相對和平的英格蘭也是如此，因為軍事能力是社會身份的一種標誌”。隨之而來的，是貴族將戰爭變成了自己的理想和事業，實現了對戰爭權力和資源的壟斷，“武器的威力是精英的終極制裁，思想家們很快就將它作為了他們的權力和特權的正當理由。……國王和權貴宣稱擁有對戰爭的壟斷權”。適時地，正義戰爭的理念迅速發展，“正義戰爭是以王公正義的敕令發起的”。換言之，此時對戰爭的合理性和正義性的評判，取決於發動者的身份而非戰爭本身。在這樣的壟斷中，戰爭資源正在向著一個富有的、軍事化的特權階層匯聚起來。
於是，儘管在中世紀，軍隊的組織徵募、資源的籌劃漫長艱難，風險很大，面臨著重重的阻礙，要慎重地考慮和細緻權衡，往往會付出沉重的代價，但是，自11世紀起，封建權貴還是有能力並不斷地組織起愈發龐大的軍事征伐。這樣的例子不勝列舉：1066年威廉征服英格蘭；1071年的卡塞爾（Cassel）之戰；1080年的埃爾斯特之戰；1081—1085年間羅伯特·圭斯卡德對拜占庭的進攻；巴巴羅薩征伐義大利。凡此等等，即是佐證。如約翰·法朗士所述，“隨著封建制度穩固並鉸接，大規模的軍事活動變得愈發普遍”。另一方面，拉丁著者也會對敵對勢力的軍力極盡誇張，以達到誇耀戰功的目的，如阿爾伯特所述，羅姆蘇丹有“500000的戰士和穿戴盔甲的騎兵”，摩蘇爾總督率領的突厥聯軍有“20萬善戰的騎兵”；拉爾夫記載，科布哈統領“400000騎兵”；富爾徹提到，科布哈的兵力是“30萬的騎兵和步兵”；里布蒙的安塞爾姆估計多利拉埃姆之戰中突厥人有26萬之巨；羅伯特認為，在多利拉埃姆之戰中，突厥人有300000之巨；馬太的記載最為誇張：羅姆蘇丹有600000人，科布哈有800000騎兵和300000步兵。
但實際上，作為遊牧民族起家的塞爾柱突厥人從來都沒有太過龐大的軍事力量。整個小亞的突厥軍力，應該是在30000左右，基利什·阿爾斯蘭的兵力不會超過10000人。安條克的衛戍部隊數量更少，差不多為5000人。只有在安條克之戰的最後階段，科布哈所率的聯軍才在數量上壓制了損耗嚴重的基督教武裝。可以說，十字軍的龐大規模是他們能夠在小亞和近東取得對突厥人戰爭勝利的基本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