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樣一個人？
我是怎樣一個人？知道者自是知道，不知道者慢慢地亦總會知道。這似乎原不必提出向大家告白。其如社會上相識與不相識的朋友，都容易對我有一種誤解，尤其是愛我而關心我的行止的朋友，因不瞭解我，而替我可惜或擔心。那麼，就頗有向大家剖說兩句的必要了。
大家誤解我什麼？這就是誤認我是一個學者，甚或說是什麼“哲學家”、“佛學家”、“國學家”……這真實於兩面都不合適：一面固然糟蹋了學者以及國學家；一面亦埋沒了我簡單純粹的本來面目。我原是個不學的人，更且從來不存求為學者之一念。十數年來，雖亦屢任大學講席，亦屢有著述出版，都是誤打誤撞出來的；自家亦莫名其妙。在民國十年第一次出版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自序上，我曾申白：
在別人總以為我是好談學問，總以為我是在這裡著書立說，其實在我並不好談學問，並沒有在這裡著書立說；我只是說我想要說的話。我這個人本來很笨，很呆，對於事情總愛靠實，總好認真。就從這沾滯的脾氣，而有這本東西出來。我自從會用心思的年齡起，就愛尋求一條準道理，最怕聽“無可無不可”這句話。所以對於事事都自己有一點主見，而自己的生活行事都牢牢把定一條意義去走。因其如此，我雖不講學問，卻是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都被我收來，加過一番心思，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愈認真，從外面收來的東西就愈多，思想就一步一步地變，愈收愈多，愈來愈變：就成功今天這樣子。我自始不知道什麼叫哲學，而要去講它；是待我這樣做過後，旁人告訴我說“你講的這是哲學”，然後我才曉得。我思想的變遷，我很願意說出來，給大家聽。不過此次來不及，打算到明年三十歲，作一篇《三十自述》再去說。此刻先把變遷到現在的這一步，發表出來，就是這本書。我要作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情不許我沒有為我生活做主的思想。有了思想，就喜歡對人家講；尋得一個生活，就願意亦把它貢獻給旁人。這便是我不要談學問而結果談到學問；我不是著書立說，而是說我想要說的話的緣故。
又在民國十五年春上，著手寫《人心與人生》一書時，先寫得一篇自序，亦復有類此的申白：
……明白這一層，則知我雖然初不曾有意要講心理學，而到現在沒有法子避心理學而不談，雖然西文程度太差，科學知識太差，因而於現代學術幾無所知，原無在現代學術界來說話的能力；而心難自昧，理不容屈；逼處此際，因不甘從默謝短也。《人心與人生》之所為作，凡以此而已！
談學問，在我只是不得已，非有是心。以妄談學問之故而被人目為學者，在我只是欲逃不得；亦不過是人家呼我為牛，則牛應之，呼我為馬，則馬應之而已耳！區區之志固不在此。乃社會上愛我的朋友，見我近年行事似在做一種社會運動或政治活動，多有疑訝我拋開學者生涯而別取途徑，擔心我將捲入濁流者。亦有認此種運動必無結果，勸我不如研究學問者。更有幾位有心人，認我往者從人生思想上指導社會，是根本重要的事業，乃若現在所用心的鄉治或村治之事則儘可有旁的人能做，而無須乎我來做，都勸我不要輕棄自己的責任。表示這類意思的信件我接得很多，其中盡有全未謀面的。至於當面見教、問我為什麼忽然改行的，更隨處都遇者。於此，我倒想起我的一位知己了——那就是胡適之先生。民國六年我遊湘目睹南北戰爭之禍，歸來便發表一篇《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文章，印成小冊子到處分送散佈，其時我在北大任課未久，適之先生亦是初從美國回來到北大。我這篇文章很得他的同情與注意。其後，事隔數年，他還提起來說，當日見了那篇文以後，即在日記上記了一句話：梁先生這個人將來定會要革命的。善哉！善哉！適之先生其知我乎！做社會運動自是我的本色，大家實無所用其疑訝。
更往上追述去，則民國元年我且曾一度熱心社會主義，達於高潮。當時我亦作了一種《社會主義粹言》的小冊子，無錢付印，從朋友處借得謄寫板，自己寫、自己印。印了幾十份分送朋友。我二十歲以後之歸心佛法，實由此熱潮激轉而折入出世一路者。
更往前追述去，則清末光緒年間，我十四五訖十八九歲，在中學堂讀書時，專愛留心時事，天天討論我們應該“革命或立憲”的問題。始而我是傾向立憲論的，後來亦跟著朋友跑革命了。辛亥年我們組織所謂京津同盟會，亦鬧了些手槍炸彈的把戲。民國以後，我在家奉親，閉戶讀佛書，似乎是不問時事了。然而心裡仍拋不下。我前於輯印先父遺書時，作有《思親記》一篇，其中有一段，很可見當時情形。
……公尤好與兒輩共語，恣之言，一無禁。吾兄既早就外傅，及長又出國遊，兩妹則女兒稚弱，健言者惟漱溟。公固關懷國家，溟亦好論時事，於是所語者十九在大局政治新舊風教之間。始在光宣間，父子並嗜讀新會梁氏書。溟日手《新民叢報》若《國風報》一本，肆為議論，顧皆能得公旨。洎入民國，漸以生乖。公厭薄黨人，而溟故袒之；公痛嫉議員並疑其制度，而溟力護國會。語必致忤，諸類於是，不可列舉。時局多事，倏忽日變，則亦日夕相爭，每致公不歡而罷。然意不解，則旋復理前語；理前語，則又相爭。當午或為之廢食，入夜或致晏寢。既寢矣，或又就榻前話不休。其間詞氣暴慢，至於喧聲達戶外者有之，悖逆無人子禮。嗚呼！痛已！兒子之罪不可贖矣！
此段原文，意在述我對已往悖逆的悔痛。然而父子兩人的一副呆氣亦活露出來。以閉戶家居的父子兩人，表面上似乎任你天翻地覆亦可不管的，乃偏偏對於國事或社會問題，辨之必明，爭之必力，如此關切認真！凡是能從性情脾氣上了解我的人，就可知道我今日之社會運動正是“題中應有之義”，而一向不過濫側學者之林，原非“為學問而學問”者。
我實在沒有旁的，我只是好發生問題——尤其易從實際人事上感觸發生問題。有問題，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見；有主見，就從而有行動發出來。外人看我像是在談學問，其實我不過好用心思來解決我的問題而已，志不在學問也。我一向之談哲學，談心理學，始終是此態度；今日所談又涉及政治與經濟，仍不外此。用心思或雲談學問，只居其中一段落，歸結還在行動；來自實際固不歸於實際不止也。追根尋源，全在有問題，全在問題之實際性。
我的過去
各位法師各位先生：剛才法舫師介紹的話，太過於推獎，很不敢當。我知道漢藏教理院成立很久，老早就想到山上來參觀。每次到溫泉來的時間都很短，一天或半天就去了，這次到溫泉來有十多天的停留，得來的與諸位領教，使我非常歡喜。說到講演的話，使我無從說起。
我本人對佛法素具信仰，曾經一度想出家。大概自二十歲的時候起至二十四五的五年內，都在家裡閉戶讀佛書。二十五歲的暑天，很想到湖南南嶽出家。從二十五歲起，在北大教書，教的印度哲學，一直有七八年，將近三十歲的時候才放棄出家念頭；出家的心願，是從二十歲至二十九歲，懷抱雖有十年，終沒有成功。
剛才法舫師提到，命我作學術講演，這是很難談的。我想今天同大家談話分做兩段：一段話是講我的過去；一段話是向各位貢獻我對大家的期望，也可說是彼此相互的期勉。
一、我自己的過去
我在清朝末年，很熱心國家時局的事情，從十四五歲起，就關心國家，作愛國運動、救國運動。這時我在中學讀書。清朝末年並曾經參加革命運動。至民國成立，我的思想又轉變到社會主義。我非常反對私有財產，我覺到人類社會的問題，非從經濟改造不可。就在這時候——熱心社會主義的時候我便又轉到佛法上來了。怎樣又轉到佛法上來呢？我覺到人類問題，到了社會主義都解決不了的時候，就一切都不行了，一切都沒有辦法了。但是我的信仰佛法，研究佛學，起初沒有外緣即明師的指導，也沒有看到經典，只就我自己的思想上以為社會主義也不能解決人類問題。通通都不行了，只有出世法才當真能解決人類痛苦。在這時候，欲求解脫，只有拿出世之道來告訴旁人才是救人。我們知道許多道理主張都是來滿足人類的要求的，可是一切從外來滿足人類要求的辦法，都不是救人的辦法。我這句話再重說一遍，“凡是從外來的滿足人類要求的一切辦法，都不能解決人類的問題”。譬如我缺衣缺食，人家就給我衣食，這種辦法，就當下來看，這是有多大的好處。然而這種卻沒有什麼的結果。這種辦法也不能算是解決了問題。問題是層出不窮的。我時[常]說：人類天天在那裡解決問題，但一個問題的解決，除了引入一個更深的問題之外，沒有別的結果。在當時我有此種見解和覺悟，認為社會主義缺憾很多，其中真理亦有限，所以，我對社會主義不滿足的時候，我就想到要求出世求解脫。當時我還未見到佛書，我不清楚究竟如何解脫，誰是解脫的指導者。在當時我自己恍忽覺得佛法或者是如此的吧，就在這恍忽的時候，我轉向佛法中來了。這是民元（二十歲）的時候。當時我就去找佛書來看；佛書很不易得到，因為是住在北京，若在上海比較容易。一天我在北京琉璃廠看到有正書局代售佛書，我就去買來看。今天有這種我就買這種，明天有那種我就買那種。但那一部是大乘，那一部是小乘，那一種是經，那一種是律，那一種是論，我都不懂。尤其是因明和法相唯識的書，簡直莫明其妙；看因明好像是念咒一般。這樣在家裡關門研究有四五年。從這時起我就素食到現在，就是因為研究佛法信仰佛法的緣故。剛才說過，我二十五歲曾想到湖南衡山去出家，這時候曾寫過一篇文章名曰《究元決疑論》，內容是借西洋哲學來解釋佛家的道理。是就當時的見解所寫的，這時看來都有很大的錯誤。寫好之後，就寄給我的一位朋友章行嚴先生看，他看了，就給我在《東方雜誌》上發表；大概刊在民國五年七月八月九月各號。因這篇文章發表了之後，被蔡元培先生看到，於是他就要我到北京大學擔任講印度哲學。我當時說：“我不過有志於佛學，對於印度哲學沒有研究，實無法講。”他說：“你不懂，別人亦不懂。”但蔡元培先生的意思很好，他辦教育有“共學”的精神。他說：“你來了，我們大家共學。”蔡先生本人又很愛好哲學，因此，我才到北京大學去教書。剛才說到《印度哲學概論》，就是當時在北大寫著的。這部書的內容，是參考日本和西洋文的印度哲學及佛教經典編著成的。現在看來缺點也很多。
我講印度哲學的第二年，又特別添授唯識法相和因明。但我對於唯識法相學沒有多大研究，懂得的不夠。曾用白話文編有一部《唯識述義》，是藉西洋科學哲學的道理來說明唯識的意思。我知道我的解釋一方面能使人對於唯識法相容易明瞭，而一面也有錯誤的地方。我在印出第一本之後，原來計劃編印第二冊，但後來就沒有編印了。這種學術不能隨便寫。恐怕錯誤我也就沒有繼續寫下去。後來我介紹熊十力先生到北大講唯識，先生的學問很好。同時我又講授儒家思想的中國哲學，即孔孟之學。這是在民國六年至十三年的時候。在這講儒家思想時，也就放棄了出家的思想。比較說來這時候我的生活和思想都歸在儒家方面去了。但對佛法的信仰沒有變動。不過我覺得為此時此地一般的大眾說法，就不一定以佛法來作領導，因為對一般人根機[基]來說，儒家的道理比較來得相宜一點吧。我曾經作過一次講演，後來成了一部書就是《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部書是以西洋和印度中國三方面的文化來作比較的研究推測。我得到的結論，覺得最近的將來，恐怕只有中國文化的復興。現在時間很短不容易說完這部書的內容。我單提一二句來講，就是說中國古代文明及印度古代文明，這兩大文明，以我的認識，可說人類文化的“早熟”，和西洋文明比較，誰的價值大，很難品[評]斷。對於世界人類文化與人類前途，我們要有一整個的觀察，整個的測度。近代西洋文化表面上很高，但只能說它是人類文化過程上的第一個階段，而中國印度的文化產生雖然比較在前，恐怕在人類文化過程中，是會落在後面的第二第三階段。這是我十多年前的說法，現在我也還是這樣相信。中國和印度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早熟。因為她是人類文化的早熟，一方面說有一種不合時宜的意思，另一方面說，將來人類會更發現她的更大的價值。在短時間內說明了我的過去，說明了我對佛法上的一種觀察，一種妄測。
二、我們的期勉
下面我想說一點貢獻給在座的出家師傅和各位先生的話。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活的人，都有他的痛癢。所謂痛癢，並不是指皮膚上的痛癢，而是有心肝無心肝的意思。一個活的人都是有心肝的，我們在當下無論說話作事，都要從痛癢的地方出發，無論幹什麼，我們要從真的心肝痛癢處而來。作事情“為什麼要這樣做”？都是從我們心肝痛癢地方中來。我們要常常反省自己。痛癢在什麼地方，就要看哪些事情該作，哪些事情不該作，時常反求都要不離開我自己的心肝和自己的痛癢處。我想如此反省，推求，不論出家也好在家也好，無論幹什麼都需得這樣的反省。那末，這樣下來，沒有旁的對你原有的痛癢更加關切，原有的心肝更加分明。如果馬馬虎虎的過日子，那就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佛教告訴我們的第一件應注意的事，“人身難得”，這話是真的。還有一層是“光陰要緊”。我們都相信輪迴，相信三世，人的生命是無窮無盡的，幾十年的光陰極容易混過，人生死亡絕不算是完了，只算是告一段落。在這數十年的一個階段中，除去幼少和老年的時候不能做什麼之外，從十七八到耳不聾眼不瞎的幾十年真是要很好努力，不要空過。我們要想幹什麼應該幹什麼，就決定去幹什麼。這是我很懇切的話。我希望出家師傅，既然出家就要發宏願，發宏願來濟度人類，宏揚我們佛教的道理，如果出家不發宏願，那末，出家真是冤枉！真是冤枉！
這番講話只有一點，就是剛才所說的那反省的意思。我自己常常反省，我不離開我的心肝太遠。因此，我看到各位法師，各位先生，我有一番真誠的敬仰，也是期望的意思。這種愛人和期望人的意想，在我心裡時時都是如此，念念都是如此。現在是如此，將來也是如此。在我則自愛，對人則愛人。所以我見到任何一個人我都敬愛，盼望他向上精進。我想這個話是儒家的道理，也是佛家的道理。我今天所說的話，就從此止，也許說得太粗，或是太直，還有不到之處，都請原諒。
這篇演辭，筆記下來，經梁先生親自校閱一過，刊《海潮音》以饗讀者。記者志。2月1日。
錄自《海潮音》（重慶），1940年。
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
近著《人心與人生》於第七章中曾自述其對人類心理之認識前後轉變不同，因亦言及其人生思想嘗有三期之不同：（1）近代西洋功利主義思想，（2）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3）中國古時的儒家思想，顧未遑道其間轉變由來。茲用申述其概略如次。
一、第一期思想與近代西洋功利主義同符
今以暮年追憶早年之事，其時期段落難於記憶分明，大約十歲以後，二十歲以前，可說為第一期。此期主要受先父思想之影響，以利害得失來說明是非善惡，亦即以是非善惡隸屬於利害得失之下也。認為人生要歸於去苦、就樂、趨利、避害而已。是非善惡者，社會之公名，從其取捨標示其所尚與所恥，而離開利害得失又何有取捨恥尚乎？此一哲學思維，與西歐邊沁、穆勒諸家為近，原非吾父所有，而出於我的頭腦。然父親啟導之。
愚生於1893年，即甲午中日戰爭前一年。國難於此，既日亟矣，先父憂國之心於此彌切。尋中國所以積弱不振，父謂是文人之所誤。“文人”指讀書人居於社會領導地位而什九唯務虛文，不講實學。說話，不說實話（虛誇）；做事，不做實事，循此不改，不亡其國不止。反觀西人所以致富強者，豈有他哉，亦唯講實學，辦實事而已。東鄰日本蕞爾小國，竟一戰勝我者，亦惟其步趨西洋求實之效耳。凡此“實學”“實事”之雲，胥指其用實用者。此種實用主義或實利主義，恆隨時見於吾父一言一行之間，而在我繞膝趨庭日夕感染中。此即此期思想形成之由來。
二、轉入古印度的出世思想為第二期
功利主義對於人生是肯定其慾望的。徑直可以說，慾望就是人生的一切。——人生不就是在慾望的滿足或不滿足中度過乎？然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卻與此相反，恰好是完全否定慾望的，亦即根本否定人生的。我如何竟從功利主義一轉而抱出世思想呢？
我生來有一好用思想的頭腦，因而於所謂利害得失者不囫圇吞棗，而必究問其詞之內涵果何所指。利害雲，得失雲，非二事也，異其名，同其實。核求其實，則最後歸著當不外苦與樂乎？苦與樂是人生所切實感受者。人之趨利避害亦在去苦就樂耳。利害得失信非必就個體生命而言之，然一家一國乃至世界範圍的利害得失，其最後結果不仍歸落在其人的苦樂感覺上耶？
於是又當究問：何謂苦？何謂樂？我乃發現一真理曰：苦樂不在外境。通俗觀念恆以苦樂聯絡於外境，謂處富貴則樂，處貧賤則苦。因為人類仰賴外在物資而生活，物資之富有或貧乏就決定著生活慾望之易得滿足或不易滿足，而人當所欲得遂時則樂，所欲不遂時則苦也。——這自然不是沒有理由的，卻有一種淆亂錯誤隱伏其間。
“所欲得遂則樂，所欲不遂則苦”，這兩句話是很好的概括，即可據為準則以事衡論。慾望出自主觀，其或遂或不遂則視乎客觀際遇，是故苦樂殊非片面地從主觀或片面地從客觀所得而言之者。凡指目任何一種外境為苦或指目任何一種外境為樂，如世俗流行的觀念都是欠分析不正確的。苦樂問題於[與]其著重在外境來看，不如著重在吾人主觀方面猶為近真——較為接近事實。試申論之如次——
慾望通常表現於吾人意識上，而慾望之本則在此身。苦樂之直接感受在此身，卻每因透過意識而大有變化：或加強，或減弱，甚或苦樂互相轉易。此常識所有而必須提出注意者一。注意及此，便知苦樂不定在外境矣。慾望在人不是呆定的，一慾望過去，一慾望將來，層出不窮，逐有增高。此又必注意者二。注意及此，便知千金之子所欲不在千金，而別有其所欲；所欲不遂之苦，在彼亦同乎一般人耳。一般貧人豈無其遂心之時；彼富貴人亦自有其苦惱之事；善觀其通，則平等，平等。又個性不相同的人其慾望不相同，其感受不相同；慾望感受既隨從乎人的個性不一，便往往難於捉摸。此又必注意者三。注意及此，便知從外境而妄臆其人之苦樂，是不免混淆錯誤的。
研究思辨至此，又得一結論曰：人生基本是苦的。試看，人生從一墮地便帶來了種種缺乏（缺食、缺衣、缺……），或說帶來了一連串待解決的問題，此即慾望之本，而苦亦即在是焉。苦非缺乏不得其滿足之謂乎？苦非問題不得其解決之謂乎？很明白，苦是與生俱來的。試再看，人之一生多得其所欲之滿足乎？抑不得之時為常耶？顯明的是不得之為常也。歷來不是有不少自殺的人嗎？加以曾懷自殺之念者合計之，為數就更多。凡此非謂其生之不足戀而苦之非所堪乎？勿謂人類文明日進，所缺乏者將進為豐富，許多問題可從科學技術得其解決也。章太炎先生《俱分進化論》最有卓見，指出遠從原始生物以來其苦樂皆相聯並進的。特如高等動物至於人類，其所有之樂愈進，其所有苦亦愈進，事例詳明，足以勘破世俗之惑。
你莫以為人類所遇到的問題，經人類一天一天去解決，便一天從容似一天也。我告訴你：所謂問題的解決，除掉引入一更高更難的問題外沒有他義。其最後便將引到一個無由解決的問題為止。什麼無由解決的問題？要生活而不要老死，就是個無由解決的問題。
一切問題原都出自人類生命本身而不在外面，但人們卻總向外面去求解決。這實在是最普泛最根本的錯誤！放眼來看，有誰明見到此呢？恐怕只有佛家了。其餘的諸子百家，古今中外一切聖哲，儘管你們存心解救生民苦難，而所走的路子卻全沒有脫出這根本錯誤之外，都是不足取的。於是我此時一轉而趨向古印度人根本否定人生的出世思想。我當時初非受了佛家影響而傾慕出世的，乃是自家思想上追尋到此一步，然後覓取佛典來參考學習，漸漸深入其中的。
“慾望就是人生的一切”那種看法，此時並未改變，只不過由肯定慾望者，一變而判認慾望是迷妄。慨嘆人生不外是迷妄苦惱的一回事，誠如佛家之所說：起惑，造業，受苦。
三、再轉而歸落到中國儒家思想為第三期
大約1911年後1920年前，都是我志切出家入山之時，雖以老父在，未即出家，而已守佛戒茹素不婚。後來我在清理先父遺筆手澤時（1925年春）所撰《思親記》一文，有如下的幾句話：
漱溟自元年（指民國元年）以來，謬慕釋氏。語及人生大道必歸宗天竺，策數世間治理則矜尚遠西；於祖國風教大原，先民德禮之化顧不知留意，尤大傷公之心。（下略）（原文見《桂林梁先生遺書》卷首）
我轉歸儒家思想之晚，即此可證。
我於1920年冬放棄出家之念，於1921年冬末結婚，所以第三期思想應從1920年算起。在思想上如何起變化的呢？略說如次——
當我幼時開蒙讀書，正值吾父痛心國難之時，就教我讀《地球韻言》一類的書，俾知曉世界大勢，而未曾要我讀“四書五經”。其後入小學，進中學，讀一些教科書，終竟置中國古經書未讀。古經書在我，只是像翻閱報刊那樣，在一年暑假中自己閱讀的。
經典各書的古文字，自己識解不易，於其義理多不甚瞭然，惟《論語》、《孟子》上的話卻不難通曉。特使我思想上有新感受者是在《論語》。全部《論語》通體不見一苦字。相反地，劈頭就出現悅樂字樣。其後，樂之一字隨在而見，語氣自然，神情和易，縷指難計其數，不能不引起我的思尋研味。卒之，糾正了過去對於人生某些錯誤看法，而逐漸有其正確認識。
頭腦中研尋曲折過程不可殫述，今言其覺悟所在。我覺悟到慾望之本，信在此身，但吾心則是卓越乎其身而能為身之主宰的。從而吾人非定然要墮陷糾纏在慾望裡。何以見得？即於此出世思想而可見。
語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非即本於身體構造而來者乎？此代表著個體存活和種族繁衍兩大欲求，固為一切生物之通性，莫能有外。但在生物進化途程上，人類遠高於一切，其所慾望乃大不簡單，幾於千變萬化不可方物。然直接間接，若近若遠，何莫非自此身衍出者？惟獨登此身慾望於反省批判否定之中的出世思想卻明白地超越此身了。此非以我有自覺能反省而不為身所掩蓋之心乎？唯人有人生觀，而牛馬卻不能有牛生觀馬生觀；彼諸動物豈曰無心哉，顧惜其心錮於其身，心只為身用耳。此一分別不同，則緣於脊椎動物頭腦逐漸發達，至於人類而大腦乃特殊發達，實為其物質基礎。儒書雲：“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這些說話證以今日科學家言，便見其字字都有著落。儒家之學原不外是人類踐形儘性之學也。
人非定糾纏於慾望，則亦非恆在苦中而已耳。儒家之樂又何自來乎？前說“所欲得遂則樂，所欲不遂則苦”者，應知是片面之見，未盡得其真際。苦樂真際視乎生命之流暢與否。一言以盡之：生命流暢自如則樂，反之，頓滯一處則苦。說苦樂之視乎其所欲遂不遂也，蓋就一般人恆系乎外來刺激之變換以助其生命流暢者言之耳。外在條件長時不變，其樂即轉為苦矣；此不難取驗於日常生活事實者。人們慾望所以層出不窮，逐有增高者，正為此也。有道之士——得乎生命自然流暢之道者——更不須待外來刺激，固可以無時而不樂。
後世如宋儒，每言“尋孔顏樂處”。明儒王心齋更作有《樂學歌》雲：
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見《明儒學案》中《泰州學案》一章）
王氏又云：“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錯。”其雲“有事”者，指此心有所罣礙，即失其流暢也。其雲“無事”者，指此心隨感而應，過而不留也。此樂是深造自得之樂，與彼有所得於外之樂迥然兩回事，恰為生活上兩條脈絡。
前後綜合起來，人生蓋有三條路向：
一、肯定慾望，肯定人生；慾望就是人生的一切；
二、慾望出在眾生的迷妄；否定慾望，否定一切眾生生活，從而人生同在否定之中；
三、人類不同於其他動物，有卓然不落於慾望窠臼之可能；於是乃肯定人生而排斥慾望。
儒家自來嚴“義”“利”之辨、“天理”“人慾”之辨者，蓋皆所以辨別人禽也。
1920年講於北京大學，次年出版之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即以此三條路向或雲三種人生態度為其立論之本，謂儒家、佛家之學從人類生活發展變化歷史途程上看，實皆人類未來文化之早熟品；瞻望前途，中國文化即將在最近未來複興於世界。自己既歸宿於儒家思想，且願再創宋明人講學之風——特有取於泰州學派之大眾化的學風——與現代的社會運動融合為一事。其詳具見原書，茲不多及。後此我之從事鄉村運動即是實踐其所言。
1969年國慶節前屬草，10月21日草成。
我早年思想演變的一大關鍵
往年舊稿有《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一文，茲略有補充，題曰：我早年思想演變的一大關鍵。
此一大關鍵者，即在我幼年以至少年時，先父來曾教我一讀儒書是也。距今七八十年前的老社會一般開蒙讀書，通是誦讀《論語》、《孟子》、《詩經》、《書經》一類古籍，況在世代詩禮仕宦人家如我家者乎。先父之為教卻破例地不如是。先父之意蓋謂童稚之年不曉其間義理，且容後圖。於是我讀書入手即讀上海出版之教科書。信如《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一文中所說，古經書在我只是像翻閱報刊那樣在一年暑假中自己閱讀的。我在思想上既未先蒙受儒家影響，而從我好為觀察思索的頭腦，不期而竟自走入佛家厭世出世一路去了。
對於人生苦樂的留心觀察，是我出世思想的開竅由來，從而奠定了此後一生歸宿於佛法。蓋認定“人生是苦”實為古印度社會的一種風氣，是即其所以產生佛法者；而我從少年時思想上便傾心於佛家者亦正在此。
然而從來為中國社會文化之正脈的主流的儒家孔門思想理趣，恰恰與此相反。試看往時人人必讀的《論語》一書，既以“子曰不亦樂乎”開頭，而且全部《論語》都貫穿著一種和樂的人生觀——一種謹慎的樂觀態度。如雲：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貧而樂；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如是等等。此其顯示出來的氣氛又何等不同！宜乎後儒便有“尋孔顏樂處”之倡導了。
正是由於我懷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發現先儒這般人生意趣，對照起來頓有新鮮之感，乃恍然識得中印兩方文化文明之為兩大派系，合起來西洋近代基督教的宗教改革下發展著現世幸福的社會風尚，豈不昭昭然其為世界文化文明三大體系乎。
假使我循舊社會常例先讀儒書《論語》，早接觸得夙來的中國式人生意趣，那麼，我將不易覺察世界有如上三方社會人生文化文明之劃然各具其特色異彩的。我或將囿於見聞之一偏而從吾所好，或將疏忽漠視此其間的分異焉。此所以早年未讀儒書實為我思想演變上一大關鍵也。
1921年我第一部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即寫成於上述思路之上。
漱注
翻譯西文求其信、達、雅非易。蓋中文西文之間難得相當適合之詞彙也。上篇文內文明、文化兩詞不惜重疊用之，蓋以文明譯Civilization而以文化譯Culture，若從中文簡潔以求，固所不宜。
三種人生態度
——逐求、厭離、鄭重
“人生態度”是指人日常生活的傾向而言，向深裡講，即入了哲學範圍；向粗淺裡說，也不難明白。依中國分法，將人生態度分為“出世”與“入世”兩種，但我嫌其籠統，不如三分法較為詳盡適中。我們仔細分析：人生態度之深淺、曲折、偏正……各式各種都有，而各時代、各民族、各社會，亦皆有其各種不同之精神，故欲求不籠統，而究難免於籠統。我們現在所用之三分法，亦不過是比較適中的辦法而已。
按三分法，第一種人生態度，可用“逐求”二字以表示之。此意即謂人於現實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飲食、宴安、名譽、聲、色、貨、利等，一面受趣味引誘，一面受問題刺激，顛倒迷離於苦樂中，與其他生物亦無所異；此第一種人生態度（逐求），能夠徹底做到家，發揮至最高點者，即為近代之西洋人。他們純為向外用力，兩眼直向前看，逐求於物質享受，其征服自然之威力實甚偉大，最值得令人拍掌稱讚。他們並且能將此第一種人生態度理智化，使之成為一套理論——哲學。其可為代表者，是美國杜威之實驗主義，他很能細密地尋求出學理的基礎來。
第二種人生態度為“厭離”的人生態度。第一種人生態度為人對於物的問題。第三種人生態度為人對於人的問題，此則為人對於自己本身的問題。人與其他動物不同，其他動物全走本能道路，而人則走理智道路，其理智作用特別發達。其最特殊之點，即在迴轉頭來反看自己，此為一切生物之所不及於人者。當人轉回頭來冷靜地觀察其生活時，即感覺得人生太苦，一方面自己為飲食男女及一切慾望所糾纏，不能不有許多痛苦，而在另一方面，社會上又充滿了無限的偏私、嫉忌、仇怨、計較，以及生離死別種種現象，更足使人感覺得人生太無意思。如是，乃產生一種厭離人世的人生態度。此態度為人人所同有。世俗之愚夫愚婦皆有此想，因愚夫愚婦亦能回頭想，回頭想時，便欲厭離。但此種人生態度雖為人人所同具，而所分別者即在程度上深淺之差，只看徹底不徹底，到家不到家而已。此種厭離的人生態度，為許多宗教之所由生。最能發揮到家者，厥為印度人。印度人最奇怪，其整個生活，完全為宗教生活。他們最徹底，最完全；其中最通透者為佛家。
第三種人生態度，可以用“鄭重”二字以表示之。鄭重態度，又可分為兩層來說：其一，為不反觀自己時——向外用力；其二，為回頭看自家時——向內用力。在未曾回頭看而自然有的鄭重態度，即兒童之天真爛漫的生活。兒童對其生活，有天然之鄭重，與天然之不忽略，故謂之天真。真者真切，天者天然，即順從其生命之自然流行也。於此處我特別提出兒童來說者，因我在此所用之“鄭重”一詞似太嚴重。其實並不嚴重。我之所謂“鄭重”，實即自覺地聽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耳。“鄭重”即是將全副精神照顧當下，如兒童之能將其生活放在當下，無前無後，一心一意，絕不知道回頭反看，一味聽從於生命之自然的發揮，幾與向前逐求差不多少，但確有分別。此係言淺一層。
更深而言之，從反回頭來看生活而鄭重生活，這才是真正的發揮鄭重。這條路發揮得最到家的，即為中國之儒家。此種人生態度亦甚簡單，主要意義即是教人“自覺的盡力量去生活”。此話雖平常，但一切儒家之道理盡包含在內，如後來儒家之“寡慾”、“節慾”、“窒慾”等說，都是要人清楚地自覺地盡力於當下的生活。儒家最反對仰賴於外力之催逼與外邊趣味之引誘往前度生活。引誘向前生活，為被動的、逐求的，而非為自覺自主的。儒家之所以排斥慾望，即以慾望為逐求的、非自覺的，不是盡力量去生活。此話可以包含一切道理，如“正心誠意”、“慎獨”、“仁義”、“忠恕”等，都是以自己自覺的力量去生活。再如普通所謂“仁至義盡”、“心情俱到”等，亦皆此意。
此三種人生態度，每種態度皆有淺深。淺的厭離不能與深的逐求相比。逐求是世俗的路，鄭重是道德的路，而厭離則為宗教的路。將此三者排列而為比較，當以逐求態度為較淺，以鄭重與厭離二種態度相較，則鄭重較難，從逐求態度進步轉變到鄭重態度自然也可能，但我覺得很不容易。普通都是由逐求態度折到厭離態度，從厭離態度再轉入鄭重態度，宋明之理學家大多如此，所謂出入儒釋，都是經過厭離生活，然後重又歸來盡力於當下之生活。即以我言，亦恰如此。在我十幾歲時，極接近於實利主義，後轉入於佛家，最後方歸於儒家。厭離之情殊為深刻，由是轉過來才能盡力於生活；否則便會落於逐求，落於假的盡力。故非心裡極乾淨，無纖毫貪求之念，不能盡力生活。而真的盡力生活，又每在經過厭離之後。
如何成為今天的我
在座各位，今天承中山大學哲學會請我來演講，中山大學是華南最高的研究學問的地方，我在此地演講，很是榮幸，大家的歡迎卻不敢當。
今天預備講的題目很尋常，講出來深恐有負大家的一番盛意。本來題目就不好定，因為這題目要用的字面很難確當。我想說的話是說明我從前如何求學，但求學這兩個字也不十分恰當，不如說是來說明如何成為今天的我的好——大概我想說的話就是這些。
為什麼我要講這樣的一個題目呢？我講這個題目有兩點意義：
第一點，初次和大家見面，很想把自己介紹於諸位。如果諸位從來不曾聽過有我梁某這個人，我就用不著介紹。我們從新認識就好了。但是諸位已經聽見人家講過我，所聽的話，大都是些傳說，不足信的，所以大家對於我的觀念，多半是出於誤會。我因為不想大家有由誤會生出來對於我的一種我所不願意接受的觀念，所以我想要說明我自己，解釋這些誤會，使大家能夠知道我的內容真相。
第二點，今天是哲學系的同學請我講演，並且這邊哲學系曾經要我來擔任功課之意甚殷，這個意思很不敢當，也很感謝。我今天想趁這個機會把我心裡認為最要緊的話，對大家來講一講，算是對哲學系的同學一點貢獻。
一、我想先就第一點再申說幾句。我所說大家對於我的誤會，是不知道為什麼把我看做一個國學家，一個佛學家，一個哲學家，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許多的徽號，這許多想象和這許多猜測！這許多的高等名堂，我殊不敢受。我老實對大家講一句，我根本不是學問家！並且簡直不是講學問的人，我亦沒有法子講學問！大家不要說我是什麼學問家！我是什麼都沒有的人，實在無從講學問。不論是講哪種學問，總要有一種求學問的工具：要西文通曉暢達才能求現代的學問；而研究現代的學問，又非有科學根柢不行。我只能勉強讀些西文書，科學的根柢更沒有。到現在我才只是一箇中學畢業生！說到國學，嚴格地說來，我中國字還沒認好。除了只費十幾天的功夫很匆率地翻閱一過《段注說文》之外，對於文字學並無研究，所以在國學方面，求學的工具和根柢也沒有。中國的古書我通通沒有念過，大家以為我對於中國古書都很熟，其實我一句也沒有念，所以一句也不能背誦。如果我想引用一句古書，必定要翻書才行。從七八歲起即習ABC，但到現在也沒學好；至於中國的古書到了十幾歲時才找出來像看雜誌般的看過一回。所以，我實在不能講學問，不管是新的或舊的，而且連講學問的工具也沒有。那麼，不單是不會講學問，簡直是沒有法子講學問。
但是，為什麼緣故，不知不覺地竟讓大家誤會了以我為一個學問家呢？此即今天我想向大家解釋的。我想必要解釋這誤會，因為學問家是假的，而誤會已經真有了！所以今天向大家自白，讓大家能明白我是怎樣的人，真是再好不過。這是申說第一點意義的。
二、（這是對哲學系的同學講的）在我看，一個大學裡開一個哲學系，招學生學哲學，三年五年畢業，天下最糟，無過於是！哲學系實在是誤人子弟！記得民國六年或七年（記不清是六年還是七年，總之是十年以前的話），我在北京大學教書時，哲學系第一屆（或第二）畢業生因為快要畢業，所以請了校長文科學長教員等開一個茶會。那時，文科學長陳獨秀先生曾說：“我很替諸位畢業的同學發愁。因為國文系的同學畢業，我可以替他們寫介紹信，說某君國文很好請你用他，或如英文系的同學畢業時，我可以寫介紹信說某君英文很好請你可以用他，但哲學系畢業的卻怎麼樣辦呢？所以我很替大家發愁！大學的學生原是在乎深造於學問的，本來不在乎社會的應用的，他的話一半是說笑話，自不很對，但有一點，就是學哲學一定沒有結果，這一點是真的！學了幾年之後還是莫名其妙是真的！所以我也不能不替哲學系的同學發愁！”
哲學是個極奇怪的東西：一方面是盡人應該學之學，而在他一方面卻又不是盡人可學之學。雖說人人都應當學一點，然而又不是人人所能夠學得的。換句話講，就是沒有哲學天才的人，便不配學哲學；如果他要勉強去學，就學一輩子，也得不到一點結果。所以哲學這項學問，可以說只是少數人所能享的一種權利，是和藝術一樣全要靠天才才能成功，卻與科學完全殊途。因為學科學的人，只要肯用功，多學點時候，總可學個大致不差，譬如工程學，算是不易的功課，然而除非是個傻子或者有神經病的人，就沒有辦法，不然，學上八年十年，總可以做個工程師。哲學就不像這樣，不僅要有天才，並且還要下功夫，才有成功的希望；沒有天才，縱然肯下功夫，是不能做到，即算有天才不肯下功夫，也是不能成功。
大家可能會問哲學何以如此特別，為什麼既是盡人應學之學，同時又不是盡人可學之學？這就因為哲學所研究的問題，最近在眼前，卻又是遠在極處——最究竟。北冰洋離我們遠，它比北冰洋更遠，如宇宙人生的問題，說它深遠，卻明明是近在眼前。這些問題又最普遍，可以說是尋常到處遇得著，但是卻又極特殊，因其最究竟。因其眼前普遍，所以人人都要問這問題，亦不可不問；但為其深遠究竟，人人無法能問，實亦問不出結果。甚至一般人簡直無法去學哲學。大概宇宙人生本是巧妙之極，而一般人卻是愚笨之極，各在極端，當然兩不相遇。既然根本沒有法子見面，又何能瞭解呢？你不巧妙，無論你怎樣想法子，一輩子也休想得到那個巧妙，所以我說哲學不是盡人可學的學問。有人以為宇宙人生是神秘不可解，其實非也。有天才便可解，沒有天才便不可解。你有巧妙的頭腦，自然與宇宙的巧妙相契無言，莫逆於心，亦不以為什麼神秘超絕。如果你沒有巧妙的頭腦，你就用不著去想要懂它，因為你夠不上去解決它的問題。不像旁的學問，可以一天天求進步，只要有積累的工夫，對於那方面的知識，總可以增加，譬如生理衛生、物理、化學、天文、地質各種科學，今天懂得一個問題，明天就可以去求解決一個新問題，而昨天的問題，今天就用不著再要去解決了。（不過愈解決問題，就也愈發現問題。）其他各種學問，大概都是隻要去求解決後來的問題，不必再去研究從前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在哲學就不然，自始至終，總是在那些老問題上盤旋。周、秦、希臘幾千年前所研究的問題，到現在還來研究。如果說某種科學裡面也是要解決老問題的，那一定就是種很接近哲學的問題；不然，就決不會有這種事。以此，有人說各種科學都有進步，獨哲學自古迄今不見進步。實則哲學上問題亦非總未得解決，不過科學上問題的解決可以擺出外面與人以共見，哲學問題的解決每存於個人主觀，不能與人以共見。古之人早都解決，而後之人不能不從頭追問起；古之人未嘗自悶其所得，而後之人不能資之以共喻；遂若總未解決耳。進步亦是有的，但不存於正面，而在負面，即指示“此路不通”是也。問題之正面解答，雖迄無定論，而其不可作如是觀，不可以是求之，則逐漸昭示於人。故哲學界裡，無成而有成，前人功夫卒不白費。
這樣一來，使哲學系的同學就為難了：哲學既是學不得的學問，而諸位卻已經上了這個當，進了哲學系，退不出來，又將怎麼辦呢？所以我就想來替大家想個方法補救。法子對不對，我不敢斷定，我只是想貢獻諸位這一點意思。諸位照我這個辦法去學哲學，雖或亦不容易成功，但也許成功。這個方法，就是我從前求學走的那條路，我講出來大家去看是不是一條路，可不可以走得。
不過我在最初並沒有想要學哲學，連哲學這個名詞，還不曉得，更何從知道有治哲學的好方法？我是於不知不覺間走進這條路去的。我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自序中說：“我完全沒有想學哲學，但常常好用心思；等到後來向人家說起，他們方告訴我這便是哲學……”實是真話。我不但從來未曾有一天動念想研究哲學，而且我根本未曾有一天動念想求學問。剛才已經很老實地說我不是學問家，並且我沒有法子講學問。現在更說明我從開頭起始終沒有想講學問。我從十四歲以後，心裡抱有一種意見（此意見自不十分對）。什麼意見呢？就是鄙薄學問，很看不起有學問的人，因我當時很熱心想做事救國。那時是前清光緒年間，外國人要瓜分中國，我們要有亡國滅種的危險一類的話聽得很多，所以一心要救國，而以學問為不急之務。不但視學問為不急，並且認定學問與事功截然兩途。講學問便妨礙了做事，越有學問的人越沒用。這意見非常的堅決。實在當時之學問亦確是有此情形，什麼八股詞章、漢學、宋學……對於國計民生的確有何用呢？又由我父親給我的影響亦甚大。先父最看得讀書人無用，雖他自己亦嘗讀書中舉。他常常說，一個人如果讀書中了舉人，便快要成無用的人；更若中進士點翰林大概什九是廢物無能了。他是個太過尚實認真的人，差不多是個狹隘的實用主義者，每以有用無用，有益無益，衡量一切。我受了此種影響，光緒末年在北京的中學唸書的時候，對於教師教我的唐宋八家的古文頂不願意聽，講莊子《齊物論》、《逍遙遊》……那麼更頭痛。不但覺得無用無聊之討厭，更痛恨他賣弄聰明，故示玄妙，完全是騙人誤人的東西！當時尚未聞“文學”、“藝術”、“哲學”一類的名堂，然而於這一類東西則大概都非常不喜歡。一直到十九、二十歲還是這樣。於哲學尤其嫌惡，卻不料後來自己竟被人指目為哲學家！
由此以後，這種錯誤觀念才漸漸以糾正而消沒了，但又覺不得空閒講學問，一直到今天猶且如此。所謂不得空閒講學問，是什麼意思呢？因為我心裡的問題太多，解決不了。凡聰明人於宇宙事物大抵均好生疑問，好致推究，但我的問題之多尚非此之謂。我的問題背後多半有較強厚的感情相督迫，亦可說我的問題多偏乎實際（此我所以不是哲學家乃至不是學問家的根本原因），而問題是相引無窮的，心理不免緊張而無暇豫。有時亦未嘗不想在優遊恬靜中，從容的研究一點學問，卻完全不能做到了。雖說今日我亦頗知尊重學問家，可惜我自己做不來。
從前薄學問而不為，後來又不暇治學問，而到今天竟然成功一個被人誤會為學問家的我。此中並無何奇巧，我只是在無意中走上一條路；走上了，就走不下來，只得一直走去；如是就走到這個易滋誤會（誤會是個學問家）的地方。其實亦只易滋誤會罷了，認真說，這便是做學問的方法嗎？我不敢答，然而真學問的成功必有資於此，殆不妄乎。現在我就要來說明我這條路，做一點對於哲學系同學的貢獻。
我無意中走上的路是怎麼樣一條路呢？就是我不知為何特別好用心思，我不知為什麼便愛留心問題，——問題不知如何走上我心來，請它出去，它亦不出去。大約從我十四歲就好用心思，到現在二十多年這期間內，總有問題佔據在我的心裡。雖問題有轉變而前後非一，但半生中一時期都有一個問題沒有擺脫。由此問題移入彼問題，由前一時期進到後一時期。從起初到今天，常常在研究解決問題，而解決不完，心思之用亦欲罷不能，只好由它如此。這就是我二十餘年來所走的一條路。
如果大家要問為什麼好用心思？為什麼會有問題？這是我很容易感覺到事理之矛盾，很容易感覺到沒有道理，或有兩個以上的道理。當我覺出有兩個道理的時候，我即失了主見，便不知要哪樣才好。眼前著有了兩個道理或更多的道理，心中便沒了道理，很是不安，卻又丟不開，如是就佔住了腦海。我自己回想當初為什麼好用心思，大概就是由於我易有這樣感覺吧。如果大家想做哲學家，似乎便應該有這種感覺才得有希望。更放寬範圍說，或者許多學問都需要以這個為起點呢。
以下分八層來說明我走的一條路：
（一）因為肯用心思所以有主見 對一個問題肯用心思，便對這問題自然有了主見，亦即是在自家有判別。記得有名的哲學家詹姆士（James）彷彿曾說過一句這樣的話：“哲學上的外行，總不是極端派。”這是說胸無主見的人無論對於什麼議論都點頭，人家這樣說他承認不錯，人家那樣說他亦相信有理。因他腦裡原是許多雜亂矛盾未經整理的東西。兩邊的話衝突不相容亦模糊不覺，凡其人於哲學是外行的，一定如此。哲學家一定是極端的！什麼是哲學的道理？就是偏見！有所見便想把這所見貫通於一切，而使成普遍的道理。因執於其所見而極端地排斥旁人的意見，不承認有二或二以上的道理。美其名曰主見亦可，斥之曰偏見亦可。實在豈但哲學家如此！何謂學問？有主見就是學問！遇一個問題到眼前來而茫然的便是沒有學問！學問不學問，卻不在讀書之多少。哲學系的同學，生在今日，可以說是不幸。因為前頭的東洋西洋上古近代的哲學家太多了，那些讀不完的書，研尋不了的道理，很沉重地積壓在我們頭背上，不敢有絲毫的大膽量，不敢稍有主見。但如果這樣，終究是沒有辦法的。大家還要有主見才行。那麼就勸大家不要為前頭的哲學家嚇住，不要怕主見之不對而致不要主見。我們的主見也許是很淺薄，淺薄亦好，要知雖淺薄也還是我的。許多哲學家的哲學也很淺，就因為淺便行了。詹姆士的哲學很淺，淺所以就行了！胡適之先生的更淺，亦很行。因為這是他自己的，縱然不高深，卻是心得，而親切有味。所以說出來便能夠動人，能動人就行了！他就能成他一派。大家不行，就是因為大家連淺薄的都沒有。
（二）有主見乃感覺出旁人意見與我兩樣 要自己有了主見，才得有自己；有自己，才得有旁人——才得發覺得前後左右都有種種與我意見不同的人在。這個時候，你才感覺到種種衝突，種種矛盾，種種沒有道理，又種種都是道理。於是就不得不有第二步的用心思。
學問是什麼？學問就是學著認識問題。沒有學問的人並非肚裡沒有道理，腦裡沒有理論，而是心裡沒有問題。要知必先看見問題，其次乃是求解答；問題且無，解決問題更何能說到。然而非能解決問題，不算有學問。我為現在哲學系同學諸君所最發愁的，便是將古今中外的哲學都學了，道理有了一大堆，問題卻沒有一個，簡直成了莫可奈何的絕物。要求救治之方，只有自己先有主見，感覺出旁人意見與我兩樣，而觸處皆是問題；憬然於道理之難言，既不甘隨便跟著人家說，尤不敢輕易自信；求學問的生機才有了。
（三）此後看書聽話乃能得益 大約自此以後乃可算會讀書了。前人的主張，今人的言論，皆不致輕易放過，稍有與自己不同處，便知注意。而凡於其自己所見愈親切者，於旁人意見所在愈隔膜。不同，非求解決歸一不可；隔膜，非求瞭解他不可。於是古人今人所曾用過的心思，我乃能發現而得到，以融取而收歸於自己。所以最初的一點主見便是以後大學問的萌芽。從這點萌芽才可以吸收滋養料，而亦隨在都有滋養料可得。有此萌芽向上才可以生枝發葉，向下才可以入土生根。待得上邊枝葉扶疏，下邊根深蒂固，學問便成了。總之，必如此才會用心，會用心才會讀書；不然讀書也沒中用處。現在可以告訴大家一個看人會讀書不會讀書的方法：會讀書的人說話時，他要說他自己的話，不堆砌名詞，亦無事旁徵博引；反之，一篇文裡引書越多的一定越不會讀書。
（四）學然後知不足 古人說“學然後知不足”，真是不錯。只怕你不用心，用心之後就自知虛心了。自己當初一點見解之浮淺不足以解決問題，到此時才知道了。問題之不可輕談，前人所看之高過我，天地間事理為我未及知者之盡多，乃打下了一向的粗心浮氣。所以學問之進，不獨見解有進境，逐有修正，逐有鍛鍊，而心思頭腦亦鍛鍊得精密了，心氣態度亦鍛鍊得謙虛了。而每度頭腦態度之鍛鍊又皆還而於其見解之長進有至大關係。換言之，心虛思密實是求學的必要條件。學哲學最不好的毛病是說自家都懂。問你，柏拉圖懂嗎？懂。佛家懂嗎？懂。儒家懂嗎？懂。老子、陽明也懂；康德、羅素、柏格森……全懂得。說起來都像自家熟人一般。一按其實，則他還是他未經鍛鍊的思想見地；雖讀書，未曾受益。凡前人心思曲折，經驗積累，所以遺我後人者乃一無所承領，而貧薄如初。遇著問題，打起仗來，於前人輕致反對者固屬隔膜可笑，而自謂宗主前人者亦初無所窺。此我們於那年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所以有大家太不愛讀書，太不會讀書之嘆也。而病源都在不虛心，自以為沒什麼不懂得的。殊不知，你若當真懂得柏拉圖，你就等於柏拉圖。若自柏拉圖、佛、孔以迄羅素、柏格森數理生物之學都懂而兼通了，那麼，一定更要高過一切古今中外的大哲了！所以我勸同學諸君，對於前人之學總要存一我不懂之意。人問柏拉圖你懂嗎？不懂。柏格森懂嗎？不懂。陽明懂嗎？不懂。這樣就好了。從自己覺得不懂，就可以除去一切浮見，完全虛心先求瞭解他。這樣，書一定被你讀到了。
我們翻開《科學與人生觀之論戰》一看，可以感覺到一種毛病，什麼毛病呢？科學派說反科學派所持見解不過如何如何，其實並不如此。因為他們自己頭腦簡單，卻說人家頭腦簡單；人家並不如此粗淺，如此不通，而他看成人家是這樣。他以為你們總不出乎此。於是他就從這裡來下批評攻擊。可以說是有意無意的栽贓。我從來的脾氣與此相反。從來遇著不同的意見思想，我總疑心他比我高，疑心他必有為我所未及的見聞在，不然，他何以不和我作同樣判斷呢？疑心他必有精思深悟過乎我，不然，何以我所見如此而他乃如彼？我原是聞見最不廣，知識最不夠的人，聰明穎悟，自己看是在中人以上；然以視前人則遠不逮，並世中高過我者亦盡多。與其說我是心虛，不如說我膽虛較為近實。然由此不敢輕量人，而人乃莫不資我益。因此我有兩句話希望大家常常存記在心，第一，“擔心他的出乎我之外”；第二，“擔心我的出乎他之下”。有這擔心，一定可以學得上進。《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本書就為了上面我那兩句話而產生的。我二十歲的時候，先走入佛家的思想，後來又走到儒家的思想。因為自己非常擔心的緣故，不但人家對佛家儒家的批評不能當做不看見，並且自己留心去尋看有多少對我的批評。總不敢自以為高明，而生恐怕是人家的道理對。因此要想方法瞭解西洋的道理，探求到根本，而謀一個解決。迨自己得到解決，便想把自己如何解決的拿出來給大家看，此即寫那本書之由也。
（五）由淺入深便能以簡御繁 歸納起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點，就是常常要有主見，常常看出問題，常常虛心求解決。這樣一步一步的牽涉越多，範圍越廣，辨察愈密，追究愈深。這時候零碎的知識，段片的見解都沒有了；在心裡全是一貫的系統，整個的組織。如此，就可以算成功了。到了這時候，才能以簡御繁，才可以學問多而不覺得多。凡有系統的思想，在心裡都很簡單，彷彿只有一兩句話。凡是大哲學家皆沒有許多話說，總不過一兩句。很複雜很沉重的宇宙，在他手心裡是異常輕鬆的——所謂舉重若輕。學問家如說肩背上負著多沉重的學問，那是不對的；如說當初覺得有什麼，現在才曉得原來沒有什麼，那就對了。其實，直彷彿沒話可講。對於道理越看得明透越覺得無甚話可說，還是一點不說的好。心裡明白，口裡講不出來。反過來說，學問淺的人說話愈多，思想不清楚的人名詞越多。把一個沒有學問的人看見真要被他嚇壞！其實道理明透了，名詞便可用，可不用，或隨意拾用。
（六）是真學問便有受用 有受用沒受用仍就在能不能解決問題。這時對於一切異說雜見都沒有搖惑，而身心通泰，怡然有以自得。如果外面或裡面還有擺著解決不了的問題，那學問必是沒到家。所以沒有問題，因為他學問已經通了。因其有得於己，故學問可以完全歸自己運用。假學問的人，學問在他的手裡完全不會用。比方學武術的十八般武藝都學會了，表演起來五花八門很像個樣。等到打仗對敵，叫他掄刀上陣，卻拿出來的不是那個，而是一些幼稚的拙笨的，甚至本能的反射運動，或應付不了，跑回來搬請老師。這種情形在學術界裡，多可看見。可惜一套武藝都白學了。
（七）旁人得失長短一望而知 這時候學問過程裡面的甘苦都嘗過了，再看旁人的見解主張，其中得失長短都能夠看出來。這個淺薄，那個到家，這個是什麼分數，那個是什麼程度，都知道得很清楚；因為自己從前皆曾翻過身來，一切的深淺精粗的層次都經過。
（八）自己說出話來精巧透闢 每一句話都非常的晶亮透闢，因為這時心裡沒有一點不透的了。此思精理熟之象也。
現在把上面的話結束起來。如果大家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功夫，雖天分較低的人，也不至於全無結果。蓋學至於高明之域，誠不能不賴有高明之資。然但得心思剴切事理，而循此以求，不急不懈，持之以恆者，則祛俗解蔽，未嘗不可積漸以進。而所謂高明正無奧義可言，亦不過俗祛蔽解之真到家者耳。此理，前人早開掘出以遺我，第苦後人不能領取。誠循此路，必能取益；能取益古人則亦庶幾矣。
至於我個人，於學問實說不上。上述八層，前四層誠然是我用功的路徑；後四層，往最好裡說，亦不過庶幾望見之耳——只是望見，非能實有諸己。少時妄想做事立功而菲薄學問；二三十歲稍有深思，亦殊草率；近年問題益轉入實際的具體的國家社會問題上來。心思之用又別有在，若不如是不得心安者。後此不知如何，終恐草草負此生耳。
未了，我要向諸位鄭重宣告的：我始終不是學問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許久，我是什麼人？我大概是問題中人！
《我生有涯願無盡：梁漱溟自述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