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武將造反一直是歷朝歷代的心頭之患，尤其是在北宋之前，即便是在大一統王朝時期，地方武將擁兵作亂者也不計其數，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終結盛唐的安史之亂。
唐朝是外向型王朝，為了應對突厥、奚族、鮮卑、回鶻、契丹的遊牧民族，唐朝在邊疆地區部署了許多大兵團部隊，並設立節度使一職作為統帥，而節度使所管轄地區就是藩鎮，類似於今天的戰區。
平心而論，這些邊境的大兵團部隊可以及時的應對遊牧民族的入侵併作出反擊，在東西突厥滅亡後，強大的藩鎮一直壓制邊境的遊牧民族，為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礎。
到安史之亂之前唐朝共計設有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合成“天寶十節度使”
到唐玄宗時期，藩鎮已經獲得了包括鹽稅在內的許多地方財政大權，並且為了及時保證軍需供應，朝廷也早就批准藩鎮在邊境屯田。至此錢和糧食藩鎮都有了，藩鎮的自身實力不斷膨脹。
除此以外，到唐玄宗時期唐朝政府基本上放棄了府兵制，全面轉向募兵制。募兵就相當於建立職業化的軍隊，而問題是各藩鎮也獲得了自主募兵的權力。
如此一來，招募計程車兵完全都成了藩鎮節度使的私人武裝，因為士兵是節度使招募的，士兵的軍餉也歸節度使負責，士兵在軍中的升遷和處罰同樣由節度使掌握，這樣的軍隊自然是效忠於節度使而不是朝廷，而安史之亂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爆發的。
到安祿山造反之時，他已經是河東、范陽、平盧三鎮的節度使，所轄兵力超過20萬，權力極度膨脹。不過在安祿山之前，王忠嗣也曾經同時擔任過河東、河西、朔方、隴右四鎮節度使，實力比安祿山還要強大。
但由於王忠嗣勢力實在是太強大了，遭到朝廷強烈的猜忌，最終被唐玄宗給擼了，差點還被弄死。雖然經哥舒翰求情保下一命，但王忠嗣很快就突然病逝了，死的不明不白。
相比於王忠嗣，安祿山則更加善於偽裝自己，從而獲得了玄宗皇帝的信任，最後得以順利起兵造反。
至於安祿山底下的官兵為啥願意跟著安祿山造反，原因上面也說了，這些人都是安祿山的私家兵，吃安祿山的，喝安祿山的，跟朝廷沒啥關係。到安史之亂爆發之時，安祿山所轄的三個藩鎮實際上已經獨立了，安祿山和朝廷的戰爭就是兩個政權之間的戰爭，雙方計程車兵自然是各為其主了。
從安史之亂一直到北宋的建立，中國一直處於武人割據的時代，即便是唐朝最終平定了安史之亂，但藩鎮已成尾大不掉之勢，唐朝中央政府只能被迫承認現狀。
而到五代十國時，情況就更亂了。從唐朝滅亡到趙匡義黃袍加身這段時間內，武將犯上稱帝的戲碼已經上演了無數回了。
北宋建立後宋太祖趙匡胤決定改變這一情況。在他的推動下，北宋逐漸確立了文官制度，軍隊在平時該由文官組織的政府直接控制，募兵和軍餉也由政府管轄，武將只負責打仗。並且武將不得在一個部隊駐留長久，要輪番調換，防止武將在軍中建立自己的勢力網。
如果遇到戰爭，先由樞密院負責將軍隊調撥給各個將領，戰後武將必須將軍權交回樞密院，期間政府還會派遣監軍監視武將。
經過北宋政府的治理，武將造反的可能幾乎沒有了，因為武將手下沒有兵了，武將就相當於公務員，按時上班訓練軍隊，定期輪換，無權選拔士兵，也不負責發工資，將士的升遷更是不歸他管。
北宋的文官制雖然有些矯枉過正，過分壓制了武將導致外戰不利。但文官制的確立確實杜絕了武將亂國的情況，北宋之後幾乎都沒有爆發嚴重的武將叛亂。
明清兩朝對武將看得都很緊，（元朝不算，元朝沒有施行文官制，元朝是由蒙古貴族集團統治），直到清朝末年，隨著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清廷被迫允許地方舉辦團練抵禦太平軍，而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和李鴻章相繼創立了湘軍和淮軍。
由於朝廷沒錢，湘軍和淮軍的軍費一直是自己籌措，沒有來自清廷的固定撥款。再加上這些士兵都是曾李二人自己選拔的，軍內事物完全由二人說了算，於是湘淮二軍和清廷的依附關係就幾乎沒有了，假如在攻克南京後曾國藩起兵反清，那麼湘軍肯定就跟著曾國藩打仗去了。
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曾國藩沒有選擇造反，而是自毀長城，遣散了大部分湘軍。曾國藩之所以這樣做並非是他多麼忠於清廷，而是因為當時清廷氣數未盡，曾國藩沒有絕對的把握能贏過清廷，以曾國藩求穩的性格他絕不會冒這個險。
曾國藩遣散湘軍之後，清朝的國防重任落到了李鴻章的淮軍肩上。作為一支由私人創立的武裝，淮軍在之後的半個世紀內一支都是兵為將有，不聽朝廷，此後由淮軍演變而來的北洋新軍也是隻聽於袁世凱一個人（袁世凱是北洋新軍的主要建立者），這也是為啥載灃不敢殺袁世凱的根本原因。
而在辛亥革命爆發後，袁世凱也不想再當第二個曾國藩了。在與南方民軍達成議和後，袁世凱立即率軍殺回北京逼迫清廷退位，大清至此走向了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