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斯坦福大學英語文學博士梅麗莎·莫爾在其《髒話簡史》一書中說過：“拿走髒話，我們就只剩下拳頭和槍了。”
在莫爾看來，髒話是一個獨特的稜鏡，透過它可以瞭解歷史，人們罵人時罵的都是他們在意的東西。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髒話的歷史就像一幅地圖，可以看見幾個世紀以來人們的感情生活中最核心的話題。
莫爾認為：有時候髒話確實能傷害人、粗俗、被過度使用，但髒話還有著其他語言代替不了的功能。髒話是表達極端情緒的最強大的詞語，能宣洩疼痛和感情，是強化群體成員感情的紐帶。有時只有罵人的話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人們對髒話感到焦慮是因為害怕文明只是一層薄薄的虛飾，遮不住表面下的亂象，擔心這層脆弱的薄膜會被髒話揭穿。
有研究發現現在人類從兩三歲就會使用髒話，許多人每天都會說出許多“不乾淨”的話，就像健康的大腦需要它的上層與下層一樣，健康的社會也需要好的語言和糟糕的語言。如果一個社會只有所謂的“健康”語言，而沒有糟糕的語言，那麼這個社會肯定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
西周末年周厲王橫徵暴斂、驕奢淫逸，國家百業凋敝、民不聊生，人們都在私下指責周立王的暴行。面對召穆公的進諫，周厲王不但不聽，反而找來巫師去監視那些敢於批評他的人，一旦發現就殺掉。一時間舉國上下人人自危，再也沒有人敢妄議朝政了，就連大家在街上見了面，也只能用眼神做一下交流，生怕不小心說錯了話，招來殺身之禍。
周厲王得意的對召穆公說：你看，現在沒有人批評我了吧，這說明我是無比英明和正確的。召穆公告誡周厲王：“防民之口，勝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但周厲王不聽，依然我行我素。三年之後便發生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國人暴動”，周厲王逃離鎬京，病死於彘地。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專制統治者荒淫無道，但他們又怕百姓批評、議論，就採取壓制社會言論的措施，不讓百姓隨便說話。其實，這是一種掩耳盜鈴的蠢行，它不僅使下情不能上達，錯誤的政策得不到糾正，加劇社會矛盾，更可怕的是讓民眾的怒火得不到宣洩，只在心裡埋藏著仇恨。
一旦社會矛盾達到了臨界點，不經意的一件小事都可能引發大規模的暴亂。這就是中華民族明明是世界上最能忍受暴政的民族，卻又是世界上爆發起義最多的民族之故。
波斯帝國國王薛西斯稀在準備出征希臘時，他的叔叔阿爾塔巴諾斯反對說：如果只聽一個人的意見，就無從選擇最好的意見，人們只好被迫服從強加於他們的任何意見。但是如果有反對的意見發表出來，那就能夠從中選擇較好的意見了。就像黃金的成色僅僅從它本身是無法加以鑑別一樣，只有把黃金放到試金石上去摩擦，我們才能鑑別出成色較好的金子。但國王薛西斯稀不聽，結果出征希臘以失敗告終。
忠言逆耳，兼聽則明，是古今中外的人都能明白的道理，可就是有些人愚蠢到了只聽讚美，不許批評的地步。他們打著維護統治者的旗號，給統治者挖坑，讓統治者聽不見下面的聲音，引導統治者做出錯誤的決策。
正如一位哲人所說的那樣：負責任的智者是有的，他們也不是不想提意見，只是監管人群出現了反智現象，他們只需要那種表面虛假讚美的口號，不允許正當的批評，有真知灼見、有社會責任心的意見者都被封殺了，弄得一些小人和一些人品極差、陽奉陰違的人來誤導上下。
其實，大家都明白：不允許批評的讚美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事實上，批評、罵孃的“髒話”也是一種宣洩，可以緩解社會矛盾，否則“拿走髒話，就只剩下了拳頭和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