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王朝，夏朝是否存在一直備受爭議，出現爭議的原因在於：因為最早記載夏朝和大禹的是西周時期，與夏朝至少隔了600餘年，無法作為證明夏朝存在的得力證據。
正因如此，別說西方學者否定夏朝存在了，即便國內不少知名學者，如胡適、顧頡剛、郭沫若等都否認夏朝存在，認為夏朝純屬子虛烏有，只是周朝人虛構的一個王朝。其中，顧頡剛還認為“大禹是條蟲”，不是真實的歷史人物。
那麼，夏朝到底存不存在呢？其實，從目前考古發現和傳世文獻記載來看，夏朝不是不存在，只是我們還沒有揭開它的面紗罷了。
《史記·夏本紀》
《史記·夏本紀》是司馬遷對先秦諸多夏朝記載的一次集大成者的總結，提出了夏朝完整的帝王世系表，以及夏朝的重大政治事件，猶如我們的家譜一般。
問題在於，司馬遷總結的夏代世系到底可不可靠？儘管無法直接證明，但殷墟甲骨文考證出的商代世系，與《殷本紀》中記載的幾乎一樣，因此《史記·夏本紀》中所記的夏代世系被多數學者認為是可信的。
這一推理的最大邏輯漏洞是：周朝人會不會虛構了一個夏朝，並編造了一個完整的夏朝世系，以至讓司馬遷誤以為真。客觀的說，這種可能性非常小，周朝人虛構夏朝和帝王世系目的何在？
夏朝遺址考古
目前，考古發現的疑似夏朝的遺址很多，其中有三個非常重要。
一，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就非常符合史書中的“禹都陽城”記載，不論是古本《竹書紀年》，還是《史記·封禪書·正義》記載，都顯示大禹在陽城建都，地理方位高度吻合。而且，考古發現距離王城崗遺址15裡地方，發現了戰國時期的韓國陽城（出土文字記載），顯然“韓國陽城”的叫法並非偶然。
二，安徽蚌埠市塗山南麓的禹墟遺址，與史書記載中的“塗山之會”高度相似。首先，兩者都叫塗山；其次，塗山之會是諸侯大會，所謂禹會諸侯，此前是大禹治水和禹徵三苗，此後大禹建都陽城。在禹墟遺址上，考古專家發現超大型祭祀平臺，和35個參會諸侯插旗的坑洞。
三，河南的二里頭遺址，被很多專家認為是“夏墟”，裡面出土了大量青銅器等文物，風格與商朝大不相同，但可惜的是，二里頭遺址沒有出土文字，導致判斷該遺址無法成為證明夏朝存在的關鍵證據。
這些遺址無論從時間和規模上，還是從建築、文物等風格上來看，都與史書記載上的夏朝高度相似，但缺少文字證據的硬傷依然存在。
殷商後裔的記載
夏朝存在之所以成謎，有一個關鍵因素是甲骨文中無“夏”，或者說商朝人沒有記載夏朝。儘管我們可以用商朝頻繁遷都，直到盤庚遷都於殷來說明商朝官方文獻可能大量丟失，或甲骨文只是占卜問鬼神的卜辭，不記載歷史，或商朝人本身粗鄙不重視記載歷史等來說明，但作為一個後來者，卻對前朝毫無記載，這的確說不過去。
不過，在北宋宋徽宗時期，山東臨淄出土的一組春秋時期青銅器叔夷鍾（宋穆公後人，齊靈公時任齊國正卿），上面銘文追述宋人祖業：“隙成唐，又嚴在帝所，溥受天命，刪伐夏司，敗厥靈師，以少臣惟輔，鹹有九州，處禹之堵”，不僅提到了夏朝，也提到了大禹。
眾所周知，武王伐紂之後，將紂王兄長微子分封在了宋國，因此宋國人是殷人後裔。叔夷鐘的銘文，與史書記載殷革夏命的說法完全一致，成為兩週史籍有關夏王朝記載的有力佐證。
最新考古發現
2002年，收藏專家在海外文物市場上偶然發現一件青銅器，後被命名為“遂公盨”（見上圖），盨蓋缺失，內底銘文10行98字，是西周中期遂國的某一代國君“遂公”所鑄的青銅禮器。
遂公盨中雖然沒有提到“夏朝”，但卻提到了大禹治水，以及因其德政而被推舉為王的記載：“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乃差地設徵，降民監德，乃自作配鄉（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貴）唯德，民好明德，寡顧在天下。”由於有功於民眾，大禹得以成為民眾之王、民眾之“父母”。
這一青銅器的發現，將大禹治水的文獻記載提早了六七百年，是所知年代最早也最為詳實的關於大禹的可靠文字記錄。
史書記載大禹開啟了夏朝，因此證明了大禹存在，雖然無法100%的說明夏朝存在（因為大禹存在不代表夏朝一定存在），但卻是一個得力證據。
其實，如果換成是歐美歷史上的王朝，以目前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來證明，夏朝存在已經是鐵板釘釘了，但換成中國就備受質疑。
不過，真的假不了，我們相信夏朝一定存在，只是暫時還沒有找到進一步證據罷了。用事實打臉，希望未來有考古發現讓西方學者徹底閉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