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講了道教的建立和興盛過程，那麼就不能不說一說佛教了。跟大雜燴似的道教不一樣，佛教從來不缺經典，而且還因為經典太多，以至於各種宗派橫流。佛教進入中國的過程，就是古代留學生集體參與翻譯事業的一出大戲。
釋迦牟尼佛和八大菩薩
這篇文章我不想按部就班的介紹中國佛教史，只想說一說佛教在中國第一個鼎盛時期的一些現象。根據梁啟超《翻譯事業研究》講，從公元三世紀到公元八世紀，中國出國求法的“留學生”一共約170人，其中一大半是五世紀和七世紀出去的；而佛經典籍的譯作從漢末到元朝陸陸續續都有產出，共計一千三百多部，這裡面將近一千部是兩晉南北朝時期完成的；另外，中土佛教的宗派歷來大約有13宗，其中有八宗是兩晉南北朝時期建立的。
所以說，佛教第一個鼎盛時期，跟道教的首個興盛期基本是重合的。實際上，正是因為佛教在中土蔚為大觀，道教才從中吸納了足夠的養分，建立起真正的宗教體系。
那麼，當時的佛教興盛到什麼程度呢？所帶來的社會風尚變遷，都是美好的嗎？所發揮的社會學意義，都是正向的嗎？
也許，在探究這個問題之前，應該先說說當時的一位高僧大德，被譽為大乘教義東來傳法的第一人——鳩摩羅什。從這位高僧的事蹟上，可以依稀窺見佛教在傳入中土早期的二元性。
一代佛門大德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是天竺人，出生於龜茲國，天資聰穎，七歲時就出家，曾經遊學天竺諸國，遍訪名師。他能東來中土，應感謝一位中國籍的高僧道安。梁啟超的《中國佛教史》對道安極其推崇，認為他是承前啟後的一位偉大人物，因為他是首個大力弘揚佛法的中國本土僧徒，且推動佛經教義真正融入當時的時代思潮。正是道安聽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法門精深，極力說服苻堅請他前來。而鳩摩羅什在天竺聽說了這個事，也非常承道安的情，在遠方向他表達敬意。
可惜那個年代戰火紛飛，政權動盪，昔日霸主轉眼間可能就落得身死國滅的下場。當鳩摩羅什真正踏足長安時，早已城頭變幻大王旗，當時由羌人皇帝姚興掌控長安。而這個時候，道安已經去世二十年，兩位高僧大德緣鏗一面。
不過，兩位高僧用另外一種方式完成了交流。在道安時期，有胡僧譯本的《維摩經》、《法華經》流傳，但是內容粗鄙，甚至很多文法都不通。道安雖然不懂梵文，但憑著自身對佛法的體悟，曾一一指正謬誤。鳩摩羅什東來後，重新翻譯這兩篇經文，與道安指正後的版本對比，文義竟然絲毫不差。
姚萇對鳩摩羅什禮遇非常，在長安大設譯場，並且聚集三千僧侶給他打下手。鳩摩羅什亦不負眾望，在長安八年間，翻譯大量大乘佛教經典，包括三論宗、成實宗、天台宗、淨土宗等本宗根本經籍。鳩摩羅什也因此被推為佛教八宗之祖，與玄奘、不空、真諦並稱四大譯經家，並位列首位。
開創中國佛教事業的佛教徒道安
這是鳩摩羅什光輝照人的一面，但同時，他也有過一些看起來不那麼高僧的一面。
在來到長安之前，鳩摩羅什曾在西北滯留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因當時苻堅的大將呂光征伐西域，滅龜茲國，因聽聞鳩摩羅什的大名，將他強留在身邊，而且強迫他娶了龜茲國王之女為妻。據說鳩摩羅什開始堅決不受，呂光就把他灌醉，然後和公主關在一個密室裡，估計是發生了些大家都懂的事情，他無奈之下才娶了人家。
強娶公主還有被迫的成分，但後面的事情卻就沒人逼他了。呂氏敗亡後，姚興將他請入長安，以國師之禮相待。一次講經時，坐在高臺上的鳩摩羅什忽然說：“有兩個小子站在我的肩膀上，需要用女人來剋制他們。於是姚興送了一位宮女給他，結果鳩摩羅什和這宮女一夜風流，那女人之後給他生了兩個兒子。
這還不算完，姚興認為像鳩摩羅什這樣的天縱之資，應該讓他優良的血脈大量傳承下去，只有少數子嗣實在是太浪費了。於是精選出十名美人送給他，鳩摩羅什也沒有特別推辭，將十女笑納。之後又幹脆從僧舍裡搬出來，直接住進別院裡。
也許有人會說，當時的佛門戒律並沒有後世那麼嚴苛，並沒要求出家人必須戒色。這在當時也確實是事實，當時高僧也確實很重視子嗣傳承，對戒律看的並沒有那麼重。但蓄養十名女子，以鳩摩羅什的地位，無論是於修行、還是於聲望，都是開了個極壞的風氣。
以學識而論，鳩摩羅什無疑學究天人，但以戒律修行而論，他卻是給效仿者找到了個反面的標杆。其後來者，高門貴婦和高僧私通，名士娶女尼為妾，都不算新鮮事。所謂“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戒粗誡，尚不能守”，“姬妾百房，尼僧千計，敗道傷俗，悖亂人神”，這就是那個佛教盛世之下的亂象。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我們回到講鳩摩羅什之前的那個問題：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興盛與否，於當時社會是否產生的都是積極影響。就和鳩摩羅什其人一樣，既有輝耀萬丈的一面，也有藏在光明背後的陰暗面。
就像我最初說的，那個時期是大量譯製佛經的黃金時代，無論南方北方，無數高僧大德輩出。北方重信仰，因為與西域接軌，有天然地理優勢，出了許多中外國籍的譯者，將佛教原旨教義真實還原成漢文，將兩個文明嫁接起來；南方重探索，本來就受老莊思想薰染，從不同的思想體系中提煉出共通的精華，闡發儒釋道三重教義，建立起諸多本土的“中國佛教”宗派。
然而在這些光鮮背後，佛教帶來的，還有對當時社會的傷害。總結起來有四點：一是出家僧尼人數過多，二是大肆建造寺院，三是修造佛像毫無節制，四是僧侶大量斂財。而這四點造成的後果，就是當時本就受戰火摧殘的百姓，更要受僧侶階層的一層盤剝，社會資源大量傾斜到這些無關民生的建設中去。佛教雖然宣揚的是修來世，卻也不能完全不顧今生的死活吧？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是杜牧描寫南朝佛寺之盛的詩句，江左風物，美則美矣，可這些都是用民脂民膏壘起來的！當時南朝宋明帝興建湘宮寺，有臣子譏諷說這都是用的百姓賣兒子賣老婆的錢，想想也真是諷刺，佛門以慈悲為懷，可推廣這信仰卻要讓無數人為之傾家蕩產、家破人亡。
而北朝的情況比南朝還有更惡劣，歷代皇帝興建寺院，不惜耗費巨資。有許多現在聽來都算“超級工程”的大手筆，高數十丈的浮屠塔比比皆是，翻一翻《洛陽伽藍記》就知道有多壯觀。這些建築如果能留到今天，也許都算旅遊打卡聖地，在當時卻無不凝聚蟻民血淚。
印度佛陀迦耶大塔，北朝很多浮屠依此興建
我們可以看看《釋老志》裡統計的一組數字，就知道當時佛教在北朝的擴張有多誇張。
公元476年，是北魏孝文帝時期，當時北朝有寺院6千多座，僧尼數量有7萬多人。64年之後，寺院數量已達3萬座，僧尼數更是達到200萬！
增長速度如此迅猛，真的是因為信仰虔誠，大家一心向佛嗎？當然不是，因為當時的法律對百姓和僧眾是區別對待的，出家人只要不是殺人，犯罪者一律交付“沙門統”，按內律處置，其他稅賦徭役也統統歸寺院管理。而當時寺院強奪民居民田也是常有的事兒，天下土地，三分之一成了僧產。老百姓活不下去，還哪管信的是哪門子神，剃個光頭出家了事，只當是把自己這條賤命賣給了佛祖。
佛事之害如此劇烈，官方對佛教的限制，自其興盛以來自然是無日無之，強制僧尼還俗，剝奪僧產，限制出家人特權等等，也是每代都會發生。這種流毒一直延續到唐代，最為慘烈和著名的，乃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這三位帝王在位時發動的毀佛事件，史稱“三武滅佛”。
參考文獻：
《中國佛教史》，梁啟超。
《兩晉南北朝史》文明卷，呂思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