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針對人大代表提出的“改革我國對博士生、碩士生畢業考核體制，給予導師決定博士生、碩士生能否畢業的自主權，釋放研發能量”的建議，教育部答覆稱，該建議對完善高校研究生科研成果評價標準具有很大啟發，下一步將充分採納，今年下半年將出臺《研究生導師指導行為準則》，明確規定研究生導師的指導職責。
訊息一出，“導師將自主決定碩博士畢業”話題很快被送上熱搜。公眾熱議聚焦的是，賦予導師自主權沒有問題，可研究生的合法權益誰來保護？如果導師職權不受制約，把決定碩博士畢業的自主權交給導師，可能會讓研究生更“弱勢”，並加劇導師和研究生的矛盾和衝突。對此，筆者認為，在賦權導師的同時，也必須賦權學生，面對不負責任的導師，以及導師濫用職權的行為，學生應有監督權、申訴權和選擇權作為救濟途徑。
前不久，教育部等部門釋出《關於加快新時代研究生教育改革發展的意見》要求，發揮導師言傳身教作用，激勵導師做研究生成長成才的引路人。“意見”明確“導師是研究生培養第一責任人”。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把招生、培養、管理研究生的權利落實給導師，並以此提高導師的責任意識。
從現實看，我國的導師制並不健全。一方面，從招生、到培養，再到學生畢業，導師的權力很有限。總體看來，導師只是完成學校、學院規定的“帶教”任務，督促學生完成各項要求，並不能或者說沒有太大空間制訂個性化的培養方案，對學生進行全過程精細化培養；另一方面，導師的職權似乎又很大，不能對學生培養質量負責的教師，卻可佈置學生給自己“幹私活”，學生對此往往很難拒絕，因為導師可影響評優、評獎學金、升學、出國留學等，在不少學校，導師被學生稱為“老闆”。
顯然，推進研究生培養改革，就必須把導師應該擁有的招生權、培養權、管理權交給導師，與此同時，也要對導師的權責邊界做出明確的界定。應該基於利益迴避這一基本原則，明確導師不得利用職權為自己謀私利，包括不得佈置與完成學位論文無關的任務。而至於如何界定“是否有關”，這不是由導師說了算，而需要由教師倫理委員會判定。當學生質疑導師佈置給自己的任務屬於導師的私活，而與完成學位論文無關時，有權向教師倫理委員會進行舉報、投訴，教師倫理委員會要受理學生的舉報、投訴，並進行獨立的調查，根據調查結果作出處理。
這就要求研究生培養單位，都必須成立能發揮作用的教師倫理委員會，能排除各種人情因素的影響，以教育標準、學術標準審理涉及教師倫理的師生衝突、糾紛，公正處理。這是保障學生擁有監督權、申訴權的關鍵所在。近年來，我國高校不時曝出學生與導師發生衝突事件，學生質疑導師“壓榨”自己，但卻投訴無門，有的學生由此作出極端選擇。
為促進導師提高責任意識，同時提高學生對導師的滿意度，我國不少高校設立了學生申請換導師制度。然而，這一制度實行的效果也不理想。除了導師阻止學生外，其他導師出於人情原因，也不太願意接收。另外，中途換導師，對學生的學業來說，也有很大的影響。因此，不少對導師十分不滿的學生，要換導師，就變為一個人的戰鬥，併為此耗費很大的精力。健全學生選導師、換導師的機制，這也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從前述“意見”中關於“加強關鍵環節質量監控，完善分流選擇機制”“完善研究生學業相關申訴救濟機制，加強研究生合法權益保護”等的表述來看，主管部門已經認識到加強研究生質量監控，並非單方面的事。學校、老師應對學生嚴格要求，而學生也要有暢通的權利救濟途徑。對於學校、導師的不合理處理，學生有權申訴，對於這些申訴學校也需認真對待。離開了對研究生合法權益的保護，單方面放權給導師，非但不能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構建良性的師生關係，反而有可能將研究生教育置於更尷尬的境地。這是需要在推進相關改革過程中予以高度重視的。
（作者：熊丙奇，系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
內容：《光明日報》（2020年10月12日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