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上結論，
法國大革命是知識分子做思想準備、平民負責實踐，這種理論的和善與行為的暴烈，形成了鮮明對比
。長期受到不平等對待的平民，使之成為歐洲有史以來最激烈、最徹底的一次革命。
實際上，世界上的絕大部分革命是貴族或精英推動的，要弄懂法國大革命，我們首先要搞清楚一個問題：法國的貴族幹嘛去了？
因為如果貴族還有控制力，輪不到平民出來革命，至少不會如此激進地把舊事物砸個稀巴爛。
一、等級森嚴的社會體制
法國貴族分兩種：封建貴族和商業貴族。
貴族是專制的天敵。法國一直是歐洲專制程度最高的國家，詳見《英法兩國的分道揚鑣，專制與憲政的財政解讀》系列4篇。
那麼，法國是如何處理王權與貴族的關係的呢？
代表舊勢力的封建貴族，是專制路上的第一個障礙。中國皇帝透過科舉制，用200年的時間將貴族化解於無形；法國則用了一個笨和易的方法：
用經濟特權換取他們的政治權力
。
封建貴族的封建特權保持不變，還賜予你免稅特權，並且這些特權可以世世代代地傳遞下去。你們只需不參與政事即可。
貴族心想：我參與政治不就為了這些特權嗎？現在這些東西已經到手，那我還費那麼大心思搞政治幹嘛？
這就有點類似於老闆跟你說：工資照發，還給你漲點，你只需要做到不要來上班煩我就行。你幹不幹？傻子才不幹呢？對吧。
他們這些人的祖上，與國王的祖上，都是一起打江山征服法國的。
我們可以稱之為“貴二代”，國王就是他們的政治庇護
。
路易十四與貴族們
國王有了權，現在還需要錢，才能實施自己的大專案。於是將手伸向了平民中的富裕階層——資產階級。當然不是搶了，畢竟這不可持續，而是簡單粗暴的
賣官鬻爵
。
向國王繳納一筆高昂的費用，就能成為政府官員，獲得一些特權。
然後每年還要繳納1/60的官職稅，到時候憑藉完稅證明就可以轉售或傳給後代。
有些任職滿20年就能獲貴族頭銜，也有些要付出兩三代人的時間。
他們主要擔任各級法院的法官，負責地方的司法、行政等事務。顯然，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渾水摸魚，上下其手，聚斂財富，過上輕鬆的豪華生活。
無論是否獲得貴族稱號，我們都將這部分買官的人稱之為“商業貴族”。當然，做官之後，他們就對經商和新興產業沒了興趣，那樣來錢慢，而且風險高，遠遠比不上權錢交易來得爽。
這就叫資產階級貴族化，與英國的貴族資產階級化相反。
在社會結構上，到18世紀90年代，法國總人口2700萬，貴族僅佔3%，其中封建貴族35萬，佔1.3%，商業貴族接近50萬，佔1.7%，
但他們佔據了1/3的土地和全國絕大部分財富
。這是一個典型的金字塔結構。
而且，他們是免稅的，國家稅賦就全落到了平民身上。
國王需要增強國家實力，但商人和商業在這個國家不受尊重，政府出面來扶持和保護工商業，就很必需。因此法國在經濟領域奉行嚴格的國家主義，由國家制定經濟政策，控制所有經濟資源。
波旁王朝的名臣，像黎塞留、科爾伯特，都是國有經濟大師。
這就導致，平民很難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財富大都流向了政府，貴族成為背後的最大受益者。
貴族成為法國無可爭議的精英。
但很可惜的是，這個精英族群是墮落和分裂的。
二、封建貴族的種姓化與貧困化
法國封建貴族的特點是，徹底喪失了政治權力，卻收穫了更多的經濟特權；財富明明在縮水，內心卻越來越驕傲，圈子越來越封閉。
1、不幹活光拿錢的“貴二代”
馮小剛曾說過：生活上貴族基本上一群廢物，除了生孩子親力親為，吃飯不用人喂，其他的，不能自理。這句話簡直是為法國封建貴族量身打造的。
這幫人最特殊的在於，
賺錢都不用自己動手
，會有人親自送上來。當其他國家的貴族還需要琢磨著怎麼統治下屬時，法國貴族壓根就沒這個煩惱，國王政府替他們幹完了。
封建貴族就這樣徹底退出政治領域和商業領域，靠著古老的封建權力維持收入。於是，封建貴族就被國王調教成了一幫一無是處的廢物。
對“貴二代”而言，這種不動手不動腦的收入模式，看似很爽，其實也有弊端。那就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帶來思維的退化和精神的喪失，越來越跟不上社會的賺錢潮流。
一年不上班都感覺不認識這個世界了，更何況一輩子不用上班呢！
而且，經濟發展必然帶來通貨膨脹，像土地租金這樣的一些固定收入，是下滑的。
為了維持體面，貴族便將土地一塊一塊賣給農民，土地所有權的轉移也使得他們喪失很大一部分封建收入。
特別是一些小貴族，受影響比較大，扛不住，便陷入無地可賣的窘迫狀態。
而且，
他們恥於從事工商業
，就像現代人對待黃賭毒一樣避而遠之。
所以，“貴二代”們表面上風光無限，
但財富一直在縮水
。而以前自己瞧不上的農村娃，透過從事商業一步步走向富裕。
18世紀初，一位總督（相當於省長）說道：“在這個財政區，貴族家庭的人數仍然有幾千家，但是其中年金2萬里弗爾的人家還不足15家。”
到1755年，一個貴族這樣說道“儘管享有特權，貴族每天都在破產、消亡，第三等級卻在佔有財富。”
這就出現一個很奇葩的社會現象，
封建貴族的經濟實力大不如以前，但保護貴族財產的法律和經濟特權始終如一，貴族的社會地位未出現任何變化
。
最可惡的是，封建貴族最上層的宮廷貴族，住在凡爾賽宮，人數有3000多名，他們始終保持著揮霍成性的奢靡生活。並不是因為收入高，而是狂吃國家財政。
在18世紀80年代，這些人的開銷每年高達1億裡弗爾，佔到國家財政收入的1/5。路易十六為自己的弟弟阿圖瓦伯爵一次就償還了兩千萬里弗爾的債務。他們也是法國政府債臺高築的主要原因之一。
這群貴族在大革命中受到了最嚴厲的清算，包括國王和王后，留在法國的幾乎都上了斷頭臺。
2、越來越封閉
這些舊貴族與其他階級的障礙，其實非常容易跨越，畢竟他們固守的封建制度，已經過時了，他們的財富已經縮水了。但是，
封建貴族具備的獨一無二的特權，實在太明顯，太好辨認
。一旦越過這道障礙，那些非貴族就能“輕而易舉”地享受特權，這對於舊貴族而言是難以忍受和可恥的。
這種心理障礙，使得舊貴族越來越抱成一團，來維護他們那可憐的貴族榮譽感和受傷的弱小心靈。
他們拒絕與其他階級通婚和聯絡，在自己的貴族圈子裡自嗨。
1750年，一位總督說道：“這個地方的貴族相當和善，但非常貧窮，他們既驕傲又貧困，他們還組成一個團體，只接納那些四代為貴族的人。”
就連國王派遣到地方任職的總督和總督代理，他們都恥於與之為伍。而這兩個職位相當於現在的省長和市長。
出身才是貴族接納成員的唯一源泉
。舊貴族不僅僅是一個階級，而且是一個種姓。他們不願出去，外人也進不來。
國王派遣自己的官僚，去負責地方的統治，
封建貴族的領地統治隨之瓦解，這就使得封建貴族與所有國民在公共生活上再也沒有聯絡
。
這就很尷尬了，你不管事了，完全放棄公共事務，甚至連見你一面都難，但我該出的力和錢一點也沒減少。
老百姓恨的不是特權，而是光拿錢不幹事的特權，對吧。
英國的貴族比法國更加傲慢，英國農民比法國更窮，但英國貴族承擔了最多的稅負和最沉重的公共負擔。
德意志還停留在農奴制階段，封建貴族還在負責地方治理任務。
法國貴族最逍遙，特權最大、乾的事最少，能不有意見嗎？我納稅沒問題，但你不能不幹實事。
因此，他們離平民越來越遠，平民也對他們恨之入骨。
他們也越來越排斥新貴族。18世紀，法國約有6500人透過買官得到了貴族稱號，1774-1789年又有3589人加入，新財富和新成員的大幅湧入令老牌貴族大為不滿，
不斷強調高貴血統的重要性
。
他們無法容忍貴族身上帶有資產階級氣味的東西，認為這樣不夠高貴。1781年《塞居爾條例》，要求新軍官限於世襲四代以上的貴族。
事實上，新貴族與舊貴族在財富、生活方式和教育等方面不斷趨近。到18世紀末，除了權力差別外，他們在行為習慣和思想上沒有太大區別。但是，不平等的特權，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雙方的階級界限，自視高貴的舊貴族拒絕接納他們。
很顯然，貴族階級已經從整體上同領地割裂，成為了一個事實上的寄生階級，與民眾完全隔離。
貴族要想保持對國家的影響，必須去統治民眾，或與民眾聯絡起來，即參與同民眾直接發生關係的事務。一旦放棄這種參與，就喪失了影響社會和制衡王權的作用。
所以，封建貴族的選擇，是一種作繭自縛。在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上，他們相當於自殺了。
他們的唯一舞臺就是巴黎宮廷，透過與國王的近距離生活、過往血緣和情感上的聯絡，
在非公開場合影響國王的決策
。但是由於國王的專制權力不斷完善，政府官僚比貴族更加順從和有效，舊貴族的實際控制力，也大打折扣。
舊貴族對恢復以往政治權力的渴望，也是法國大革命的一大根源。
三、商業貴族與人民分離
如同封建貴族隔離商業貴族一樣，商業貴族也與平民之間相互分離。分離的原因同樣也是特權：新貴族透過購買官職而獲得特權，與平民切開了一條清晰明瞭的界限。
1、法國的“科舉制”，買官熱情高漲
賣官鬻爵並不是什麼稀奇，從古至今，各國都有。但這種擺不上臺面的事，各國統治者都是偷偷摸摸地暗中操作，只有法國將之正式化和常規化，法國人稱之為“法國之惡”。
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首次在國家層面公開實行賣官鬻爵，波旁王朝的開國之君亨利四世（1589年—1610年在位）為了解決財政問題，設定官職稅，使之正式合法化，並可以世襲。
在17世紀，官職價格平均上漲10倍左右，18世紀趨於穩定，但官職數量增加明顯。
這項制度使得官職持有者進入官僚體制，並享有隨之而來的聲望、特權，甚至貴族身份。實際上，買官成為了平民進入貴族行列的最重要途徑。
無論能否獲得貴族稱號，人們都可以用它來洗刷掉卑微的平民身份，進入統治階級的上流社會，買官制被諷刺為“平民的香皂”。
在某種程度上，賣官鬻爵起到了中國科舉制的階級流動作用，成為法國政府的支柱性政策。
如同考科舉成為中國古人的奮鬥目標一樣， 買官也得到了法國人強烈的偏好。
與科舉制一樣，買官制給法國經濟帶了一個重大弊端：
不尊重商業
。法國人一旦有了一筆小資本，就迫不及待地用來購買職位，而不是用於做生意。
成為官僚後，他們想的不是投資新興產業，而是依靠特權剝削平民，從事權錢交易。
這就使得，法國的商業發展依賴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動，是出於國家財政的考慮，而不是民間的自行發展，這一點與英國截然不同。
但它又比中國科舉制多了一個危害：
官僚無心行政
。
一方面，官位的設定，是依據財政情況而定，而不是出於行政的需要。龐大複雜、難以運轉的行政機器，經常空轉。
另一方面，人們將官位視作一種投資，重點在於撈錢，而不是升遷，行政事務的處理從來不是他們的重點。
這就導致下面要講的問題：離群眾太遠。
2、遠離人民
由於行政的缺失，商業貴族與平民缺乏聯絡，變得陌生起來，幾乎成為敵人。他們還利用手中權力，將稅負全部轉嫁給平民，使自己免受這個重擔。
由於自身具備的種種經濟特權，商業貴族生怕與平民混同，千方百計地擺脫平民的影響。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提到“因為會議接納了幾個手工業者，而首要的資產者恥於與他們為伍。”
事實上，在1789年的第三等級陳情書中，
相比封建貴族，平民更恨商業貴族
。
這種心理很好理解，人們能接受山高地遠的陌生人過得好，但很難接受身邊人取得一點點進步。相比封建貴族，商業貴族無疑與平民的距離更近。
這就使得商業貴族陷入一個夾縫地位，上不能被封建貴族接納，下瞧不起平民。
最後，他們透過門當戶對的家族聯姻、層層相依的權蔭庇護和家族內部的裙帶關係等方式，以較強的內聚力構成了一個個聯絡緊密的社會小集團。
3、內部分裂
商業貴族與封建貴族有一個關鍵不同：
他們的特權各不相同
。有的是免捐稅、有的是免兵役、有的免1/20稅，還有的獲得了貴族封號。
這些顯而易見的區別，就是一個每時每刻掛在頭上的標籤，從而將貴族撕裂成一個個小幫派，形成了一個個具有內在認同的社會職業團體。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提到：“在一座小城市的顯貴中，我找到的不同團體竟達36個。”
他們彼此相互競爭，不再關心社會或城市的普遍利益，而只關心小團體的私利，對於市政生活，則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小結
18世紀末，英國工業革命已經興起，工商業發展代表了時代的潮流。而封建貴族和商業貴族組成的法國上流社會，卻竟相排斥工商業。
而且，為了保持手中的腐敗特權和可憐的虛榮心，他們拋棄廣大群眾，巴不得離得越遠越好，蜷縮在封閉的自我世界裡。
更悲催的是，他們內部還是急劇分裂的。
沒有誰去考慮國家的普遍利益和社會的發展進步。這種極端的保守和狹隘，可謂墮落得十分徹底。
韋伯說過：
“一個國家的落後，首先是精英的落後，而精英落後的標誌就是隻會嘲笑民眾的落後，而不去伸出友誼之手。”
湯因比亦曾言：
“如果創造型天才不能在他的周圍實現自身完全的轉變，那麼他的創造性對他來說就是毀滅性的。”
如果他們所說的都是對的，那麼，法國貴族精英的做法，殺死了自己，也殺死了法國社會。
既然你失去了引領法國社會的能力，那麼，平民只好勉為其難地代替你來完成了。只不過，我的方式更為暴烈。
—END—
拿破崙小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