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看關於清朝的電視劇時會發現,清朝官員的日常生活相當奢華,不僅住著豪宅(私家園林),還天天享受錦衣玉食,身邊妻妾成群。越是大官,這一情況越明顯。即便是以清流著稱的紀曉嵐(官至禮部、兵部尚書,從一品),他所居住的房子也是一套佔地達1200平方米的四合院(現北京市珠市口西大街241號紀曉嵐故居)。那麼,清朝官員奢靡生活的花費到底是怎麼來的?貪汙受賄嗎?
清朝前期由於官員們的工資收入太低,無法應付日常開支。所以就造成了官員們利用手頭上的權力,大肆斂財的現象。雍正皇帝在登基後,為了促使官員們廉潔自律,推出了養廉銀製度。
清代“養廉銀”制度實際上設立在雍正、乾隆兩朝,分為外官和京官兩個階段進行。
雍正即位之初,各地官吏徵收錢糧火耗日漸增加,按慣例地方官向戶部交納錢糧,每一千兩稅銀,加送餘平銀二十五兩,飯銀七兩。雍正帝進行財政改革實行耗羨歸公。透過耗羨歸公,清政府將原分散在各地方的耗羨收入的所有權、支配權收歸國有。同時將其中的一部分撥出透過“養廉銀”的方式補貼外官的私人生活或一些公務開支。此次財政改革對各級官吏來講是變暗收為明補,革除了地方私徵濫派的弊端。耗羨歸公與養廉銀的發放既是清代雍正財政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清王朝加強中央集權在財政上的一個表現。
外官經過雍正朝養廉銀製度的實施解決了後顧之憂,京官的養廉問題也逐漸被提出。雍正六年(1728)開始給禮部以外的五部尚書、侍郎多發一份俸祿,稱“恩俸”,但是標準遠遠低於外官的“養廉銀”。乾隆帝即位後,體恤京官的艱辛,特意在戶部餘銀中撥款養廉,通常以飯銀的名義從地方徵收併發放,如有剩餘兼做辦公之用。“朕臨御以來,洞知京員俸祿所入,未足供其日用,深為厪念。以量入為出,國有常經,必須籌劃周詳,始可施行久遠。今查得戶部有平餘銀兩,系各省與正供隨解之項,每年約有十六七萬金不等。此項銀兩,在內在外,原存貯以備公事之用者,若即以分給部院辦事之人,作為養廉,於情理亦為允協。著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查明部院各衙門事務之繁簡、官員之多寡。其原有飯銀,已足敷用者,無庸賞給。其不敷者,酌量加添。其向來並無飯銀者,酌量給與。至翰詹京堂等衙門,雖事務不繁,而淡薄較部院更甚,均當令其一體霑恩,可按數分派。”
當然京官因所在部門不同,飯銀的收入會有很大的區別。乾隆七年(1742)故刑部尚書劉吳龍遺疏內稱:“在京部院衙門,皆有飯銀,而戶部銀庫養廉,尤為豐厚。惟內閣、吏部、禮部等衙門,未獲一體邀恩。”
乾隆帝解決京官的“養廉銀”問題最後的落實情況如何?京官“養廉銀”的發放標準、時間、數額等如何?清代乾隆朝戶部尚書王際華自撰的《王文莊日記》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視角和資料。
王際華,字秋瑞,號白齋,別號夢舫居士,浙江錢塘人。生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二十五日,卒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十六日。他是乾隆十年(1745)一甲第三名進士,隨授編修,三年後升侍讀學士。乾隆十四年(1749),奉命入值南書房。後充湖北考官,擢內閣學士、禮部侍郎,輾轉任職,乾隆三十四年(1769)升禮部尙書,乾隆三十八年(1773)充《四庫全書》正總裁,後遷戶部尙書。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卒,贈太子太保,祀賢良祠,諡文莊。
《王文莊日記》為王際華乾隆三十五年(時為禮部尚書,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王際華以戶部左侍郎擢為禮部尚書)。和乾隆三十九年(時為戶部尚書,乾隆三十八年八月,調禮部尚書王際華為戶部尚書)。所記日記,國家圖書館藏有手稿本,影印版收錄於《歷代日記叢抄》。該日記逐日記錄,通常依次記錄,包括時間、天氣、工作、交際等情況和重要家庭事務。當然,其中還記錄有每日生活的經濟狀況,包括收入、支出的情況。關於經濟方面的記錄,在乾隆三十五年日記中記錄較少,在乾隆三十九年日記中較多。王際華身為戶部尚書,親筆記錄收支情況的經濟資料非常難得。
清代官員的俸祿,清初承襲明制實行低俸制度。京官正從一品俸銀180兩,祿米90石,依照品級而遞減。王際華當時除俸祿之外的主要收入是飯銀。飯銀,是清代京官俸祿之外的補貼,各部之間並不一致,名目也有區別。王際華日記中出現了各種“飯銀”的記載,如“正月廿八,收銅批銀二百三十二兩。”“二月十二,收正月開印後八日捐納庫平銀三十六兩一錢一分零。”
以上各種“飯銀”,名目多樣。銅批銀,也稱為銅批飯銀,是“飯銀”的一種,時間較為固定,基本每兩個月記錄一次,全年共6次,每次二百餘兩,總計約一千三百兩。其餘的飯銀總計約七千六百兩,其中以頭卯、二卯等飯銀為最多。頭卯、二卯、三卯等飯銀,從其字面意義上理解,似乎就是因當差而發放的津貼。各類飯銀總數約近九千兩,這些“飯銀”即是以不同名目發放的“養廉銀”。王際華收到的各種補貼收入數額遠遠高於自身品級所應得的俸祿。除飯銀外,京官還會有一些地方官員孝敬以及其他的灰色收入。應該說,王際華身為戶部尚書要職,所得待遇比其他京官更加豐厚、優渥。
《王文莊日記》中所記錄的經濟資料比較真實可信,尤其是日記私密性使其中記錄的資料很真實、鮮活和具體,同時彌補了正史中有關京官“養廉銀”資料的匱乏,並且可以讓我們在一位戶部尚書整年家庭經濟情況的背景下考察“養廉銀”的數額和作用。王際華每年飯銀大約在萬兩左右,這與經過規範過的外官“養廉銀”大體相當,足以讓其過上安逸體面的生活。“養廉銀”是其家庭基本生活消費之外進行社會應酬和經濟往來的強大經濟後盾,這與雍正帝進行財政改革設立“養廉銀”是為了防止官員腐敗,補貼官員的俸祿不足的初衷是契合的。
《王文莊日記》對清代京官“養廉銀”進行了印證,京官“養廉銀”從乾隆元年的“酌量加添”“酌量給予”到後來逐步形成慣例。從這些真實的、具體的記錄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清代統治者雍正帝和乾隆帝在財政改革和政治治理方面的軌跡。
(李娜,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助理,研究方向清代政治史、經濟史)
文章轉載自非常歷史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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