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發生的辛亥革命，距今已經90多年了，它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高潮，也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歷史性鉅變。它在政治、經濟、思想、國際意義等方面都對以後的中國歷史產生了重要影響。
宋教仁題詩
現在人們普遍認為辛亥革命的意義在於，它是開啟民主革命先河的偉大運動。林伯渠先生當年曾經不無感慨地說：“對於許多未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義常被過低估計的，這並不足怪，因為他們沒有看到推翻幾千年因襲下來的專制制度是多麼不易的一件事。”
幾千年來，在“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封建統治鐵板上，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的主張，提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有敢為帝制為者，天下共擊之”的石破天驚之論。而辛亥革命真的把“皇帝拉下了馬”，把統治中國幾千年來中國革命的新紀元，開始了近代中國人民鬥爭的新階段，使以後的反動統治者在政治上徹底亂了陣腳。中國封建社會本來有個頭，那就是皇帝，他是大權獨攬的絕對權威，是反動秩序賴以保持穩定的重心。辛亥革命突然把這個頭砍掉了，整個反動統治秩序就亂了套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權
辛亥革命之後，儘管人民群眾並未真的成為國家的主人，“民國”只不過停留在口頭上、字面上，實際上卻遠遠沒有兌現。但是皇帝稱號還是成了過街老鼠，野心家即便心想為之也只能改頭換面，施展權術，而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這以後，從袁世凱到蔣介石，像走馬燈似的一個接著一個，你方唱罷我登場，卻始終建立不起來一個統一的穩定的統治秩序來，這自然有很多的原因，但是辛亥革命在這裡所起的巨大作用是無法抹殺的。它為人民革命的開展和勝利，在政治上鋪平了道路。以“五四”運動為起點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以辛亥革命為高潮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合理繼承和發展。
在辛亥革命前的一起起義中，孫中山曾經設想以雲南、南寧等作為革命根據地，以圖將來發展之需要，孫中山等使命派建立根據地的思想是明確的，即如果武裝革命取得勝利，那是可以建立根據地的，這為當時的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他以大量的歷史事實，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令人信服地誰中國革命應該走這條道路，而不是歐洲革命所採取的首都革命。“凡革命軍之崛起，曾以首都為目的物，而必據形勢之地，借屢勝之威，然後取之，其得之地，如擷垂熟之果。”
“天下為公”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儘管革命派只是從理論上發展了根據地思想，在實踐上並沒有建立起一塊根據地，也沒有出現像太平天國那樣的割據局面，也沒有湧現出一批傑出的軍事家（究其原因，是資產階級革命家沒有認識到農民是革命的主力軍，不知到何處去尋找革命力量）。
但是這一思想畢竟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遺產，以後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提出及其革命實踐，證明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經過長期堅持根據地的武裝鬥爭而取得的。這條道路在辛亥革命時期經過嘗試，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實踐，確實證明它是通向革命勝利的基礎。
一位美國總統的顧問曾經這樣看待辛亥革命，“如果容許中國的民族工業體系成功地組織起來，對西方文明來說，將是不可思議的罪行。”一個普遍的觀點是，辛亥革命並沒有促成中國工業的發展，但是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辛亥革命在經濟關係方面對以後的中國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在工業化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繼承發展了孫中山的思想。孫中山所設想的走資本主義道路而避免資本主義的“弊病”，不再發生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的。
周恩來夫婦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這個主張是辛亥革命中第一次提出來的，它還第一次企圖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法律形式來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革命成果。周恩來曾經這樣評價：“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有統治，結束了我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使人們在精神上獲得了空前的大解放，為以後革命的發展開闢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