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官制發展大變革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殺中書省丞相胡惟庸，廢除丞相一職，使六部直屬於天子，自此，皇權大為擴張，大明皇帝集皇權與相權於一身。但一個龐大的國家政事繁重，非皇帝一人所能辦到，先是設定四輔官，大學士以備顧問，又不得不讓翰林春坊官代看奏章。到明成祖朱棣時期，內閣制度漸成。從廢除丞相到內閣制的建立，這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央官制發展中的一大變革。
洪武十五年（1382）十一月，明太祖以禮部尚書邵質為華蓋殿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典籍吳沉為東閣大學士，又設文華殿大學士，以輔導太子。這些人由於經常在宮廷殿閣之內工作，隨時聽候皇帝的差遣，逐漸才被稱為內閣學士或大學士。後調來的人有的便被稱為“入閣”。
內閣大學士的辦公場所在中極殿（華蓋殿）、建極殿（謹身殿）、文華殿、武英殿以及文淵閣和東閣，左右春坊。因為這些地方都在內廷，所以明代大學士就被稱為內閣學士或內閣大學士，其官階僅有五品，相比二品的六部尚書，內閣學士在朝廷的地位並不高，上朝時大學士的朝位班次排在尚書的後面。
這一時期內閣的職權完全還不能和原有的中書省相比擬。內閣大學士本人也不過是五品小官，僅能遵命辦事，之下既沒有任何僚佐，更不得干預各機關的事務，不得參署詔令，更不得以部門或個人的名義發出任何指示命令，各機關奏事也不許關白內閣。可見，當時的內閣完全是一個輔助性的辦事機構。“職卑位微”“帝方自操威柄，學士鮮所參決”。內閣形成
內閣是皇帝的秘書處，而在內閣辦事的主要是翰林院的官吏。內閣設置於建文四年（1402年），即燕王朱棣佔領南京之年，“九月，遂開內閣於東門角內。”當時派翰林院侍詔解縉為侍讀，中書舍人黃淮、王府審理楊士奇為編修，進修撰胡廣為侍講，編修楊榮為修撰，戶科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縣知縣胡儼為檢討，共七人為閣臣，備顧問，預機務，皆五品，而恩禮賜賚,率與尚書並。
這時的內閣設立開始制度化，得以參與機務，比洪武年間有了進一步發展。品級雖依然很低，卻已有意識地吸收他們參與論議國家的核心機密。不過，仍規定不得干預九卿諸司事務，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這時的內閣還沒有票擬之權。
其實，明人不把內閣當作一個衙門，因內閣之臣主要出自翰林院，因此，甚至有人說內閣是翰林院的“內署”。入直文淵閣的職掌，大致包括預機務，備顧問，出納帝命，率遵祖憲，奉陳規誨，東宮講讀領其事，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還有典藏御筆圖書，以及一切機密文書的記錄整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起草詔告諭制敕，有的是徑從宮內傳宜，有的是點簡題奏，擬議批答。擬議批答又稱為“票擬”，這是在宣德時出現的一項重要權力，也就是說，明朝內閣的權力也有一個消長的過程。
在明太祖、明成祖二位帝王時期，他們都比較勤政，能夠親自處理政事，只是有時口頭吩咐大學士代筆擬旨，所以這些大學士只是充當秘書角色，實為皇帝顧問，到了明仁宗朱高熾以後，才地位漸崇。在洪熙、宣德之後，蹇義、夏原吉和“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用事，閣權才逐漸強大起來。蹇義是吏部尚書，夏原吉是戶部尚書，二人朝夕備顧問擬旨，但不是閣職，“三楊”是擔任閣職所以位置漸重，又因為是老臣，所以又給加官又給加銜。以至於後來，楊士奇以禮部侍郎、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後加兵部尚書升少師。楊榮以太常卿兼謹身殿大學士，加工部尚書升少師。楊溥加官較晚一些，以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但雖有加官，其權從未有超過六卿之上。直到英宗正統年間，太后執政，始令內閣專司條旨或票擬，而後有宦官王振專權開始禍端。
洪熙、宣德、正統年間，內閣的地位和作用之所以有進一步的提高，是因為朱高熾和朱瞻基即位時，朱棣時期任用的內閣大學士（三楊）都還在位，以前朝舊臣元老的地位和熟諳政務的身份輔政，年幼的皇帝把很多政務交給內閣辦理，導致了內閣的權力就逐漸加重。內閣地位的起伏與司禮監的崛起
明英宗的正統時期是明朝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階段，也是明朝中期的開端。此後的歷屆皇帝，多有荒怠懶惰或寵信宦官之人，而司禮監的秉筆太監可代替皇帝用硃筆批示奏章公文，叫作批紅，這種做法為宦官弄權提供了方便。也導致了此後皇帝身邊長期存在著內閣與宦官之間雙軌輔政的局面。
從明朝中後期開始，內閣大學士開始由尚書擔任，而這些尚書有的還擔任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 有很高的政治地位， 官階為正一品， 於是六部尚書有事只好請示內閣大學士， 這就使他們實際上成為內閣的下屬，等於又恢復了中書省統率六部的舊制。明世宗嘉靖以後，閣權膨脹，則“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儼然是宰相之職。由於朱元璋有不準設丞相之約，於是人們稱大學士為輔臣、閣老，對首席輔臣則稱首輔、元輔。內閣便有了宰相化的發展傾向，個別內閣輔臣的權力也像以前的丞相那麼大了，於是相繼出現了像夏言、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等沒有丞相之名卻有丞相之權的“權相”。而且閣臣之間鬥爭十分激烈，嚴嵩倒夏言，徐階倒嚴嵩，高拱倒徐階，張居正倒高拱，你踢我踹。以張居正為例，在明朝一百二十六位閣臣中，是最有魄力、才智和最有作為的一位，故有人說他“威柄之操，幾於震主”，又說六卿在他面前是“伺色探旨”“惕息屏氣”，可見六部之權全都總於首輔之手，明朝的內閣權力至此而極。
司禮監的主要太監有:提督太監一員、掌印太監一員，秉筆太監、隨堂太監八九員或四五員。在明英宗正統、天順時，王振、曹吉祥都是專橫跋扈、顯赫一時的大太監，這些宦官勢力的崛起已經把皇帝與內閣大臣分割開來。彼時，內閣雖然擁有“票擬”權力，但這終究不過是給皇帝提供參考的初步意見，一切還都得以皇權為轉移，最後拍板與否仍取決於皇帝的御批（當時叫做“批朱”）。在正統後期，隨著太后張氏去世，“三楊”老去，外朝大臣陷入權力空隙，內閣勢力衰微，開始受制於宦官的“批紅”，輔臣往往也要俯首聽命於宦官。在明英宗二次登基後，當時居奪門之功的大太監曹吉祥就升任司禮太監，還總督京師三大營，掌握了兵權，與當時大將石亨互為表裡，時稱曹石。這期間，皇權也多次嘗試將其從權力體系中剔除，但大部分時間裡仍然如影隨形，成為整個權力體系運轉無法割捨的一部分。
縱觀整個明朝，洪熙、宣德時期，“三楊”所擬的“票擬”，萬曆前期，張居正所擬的“票擬”，差不多都轉化為“批朱”的藍本，閣權之重、閣職之隆，不用多說。但在正統後期及以後，諸如成化、正德、隆慶、天啟等朝的皇帝都特別寵信宦官，甚至將“批紅”的大權也交給宦官頭子代行，內閣的職權自然受宦官的鉗制。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等著名的大宦官，在他們得勢時，無不壓抑和控制著內閣。
內閣與宦官的關係錯綜複雜，互為限制，既有衝突，也偶有聯盟。內閣的設立是客觀上的需要, 而司禮監勢力的崛起則是出於皇帝主觀上的需要, 儘管其所掌握的權力被後人稱為有宰相之實, 但從制度上可看出, 內閣、司禮監都沒有成為獨立的相權, 而是被皇帝成功地分成兩個部分, 成為明朝皇帝集中皇權的兩個政治砝碼，各居一端，保證了皇權的集中。
（本文原創作者：史說新傳，各自媒體平臺同號；部分圖片源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