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唐詩之路”，一要有路，二要有詩，路是詩的物質觸媒，詩是路的藝術表現。藉助於路，詩人行跡和詩作特點得到集中展示；藉助於詩，路的自然景觀、文化意蘊特別是詩人的內心情感獲得突出彰顯。從路的種類看，有漫遊之路、山水之路、貶謫之路、商旅之路、科考之路、從軍之路等，其中較為我們看重的是貶謫之路。因為貶謫文人經行之路多荒遠險惡，最能體現人生經受的磨難；而被貶者所作之詩，多呈現出悽愴蒼涼的悲劇色彩。嚴羽《滄浪詩話》有言：“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有鑑於此，我們在文獻閱讀和實地考察的基礎上，選擇了由長安通往東南的商於之路、由江西通往嶺南的贛粵之路以及位於今廣西境內的容州之路，藉助藍田驛、武關、大庾嶺、鬼門關這些標誌性的驛站或景觀，來重溫一下唐代貶謫文人的人生經歷和文學創作，從一個側面揭示“唐詩之路”的豐富內涵。（曹辛華）
作者：尚永亮（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甘曉雯（武漢大學文學院研究生）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韓愈《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一個“雲橫秦嶺”，一個“雪擁藍關”，展示了商於之路的艱險及其與唐代逐臣的緊密關聯。
秦嶺，乃“天下之大阻”，“東起商洛，西盡汧隴，東西八百里”（《讀史方輿紀要》卷52），是由長安入商於路的必經之地，也是路途中最為險阻的一段。秦嶺東段北麓為藍田山，一名玉山，又名覆車山。入山往藍田關方向，地勢逐漸變高變陡，這由王維“郢路雲端迥”（《遊化感寺》）、白居易“路在秋雲裡”（《初出藍田路作》）的詩句，即可知其山高路險之狀；而據杜甫“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九日藍田崔氏莊》），更可見其海拔落差之大，無怪乎韓愈有“雲橫秦嶺”之嘆。
明代杜堇繪《桃源圖》（韓愈詩）詩意圖 資料圖片
商於之路自古為長安至東南的交通要道，其“扼秦楚之交，據山川之險。道南陽而東方動，入藍田而關右危。武關巨防，一舉足而輕重分焉”（《讀史方輿紀要》卷54）。唐代承平二百餘年，戰爭較少，商於道遂從軍事要道轉變為商旅要道，起著溝通南北的作用。唐前期此道狹小難行，張九齡謂之“小道使多，驛馬先少”（《荊州謝上表》），故流量不大，現存詩文也不多。到了中唐以後，南方經濟地位躍升，由此南行者日增；加之安史亂後李希烈阻兵江淮，汴路受阻，商於路遂成為南行的主要通道。其全程一千一百多里，有驛站二十餘座，經行路線大致如下：東出長安，經長樂驛、灞橋驛，東南越橫嶺至藍田驛；沿途經桓公驛、藍橋驛至藍田關；再東南行，逾七盤嶺入商州界，經四皓驛、洛源驛至商洛縣，又經棣華驛、桃花驛、層峰驛達武關；出武關第一驛為青雲驛，由此過陽城驛入內鄉縣，經商於驛折而南行，過臨湍驛、冠軍驛而後至鄧州、襄陽（參看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秦嶺仇池區》）。在這條路上，藍田驛、藍田關、武關最為著名，故又稱“藍武驛道”。至唐德宗貞元二年十二月，朝廷敕文明令：“從上都至汴州為大路驛，從上都至荊南為次路驛。”（《唐會要》卷61）這條路遂升格為僅次於大路驛的“次路驛”，即全唐第二驛道。
較之長安至洛陽的兩都驛道，商於之路雖艱險崎嶇，卻方便近捷，省日省時，故唐人奉使、貶謫、赴考、遊歷等多取道此途，用李涉《題武關》的話說，便是“來往悲歡萬里心，多從此路計浮沉”。然而，若論及在行役中的生命磨難、人生體悟和詩作量的豐盛，則不得不首推貶謫詩人。在《全唐詩》中，現存與商於路有關的詩作近300首，可確定為貶謫詩者即達98首，佔整體的三分之一；其中，白居易、元稹、韓愈、杜牧、吳融等人作品最多，他們不少人因貶遷而反覆經過此路。元稹元和五年貶江陵，白居易元和十年貶江州、長慶二年出刺杭州，均取商於一途，所謂“與君前後多遷謫，五度經過此路隅”（《商山路驛桐樹昔與微之前後題名處》）、“七年三往復，何得笑他人”（《登商山最高頂》），即是明證；韓愈貞元十九年貶陽山、元和十四年貶潮州，亦皆取道此途，若將往返算在一起，已是四度經過；而柳宗元、劉禹錫於元和十年春被召還京時經由此道已無疑義，至於他們永貞元年被貶出都的詳情，雖記述不多，但從殘存史料推論，取道商於之路的可能性也最大（參看尚永亮《柳宗元劉禹錫兩被貶遷三度經行路途考》，《唐代文學研究》第7輯）。從他們的經歷中，能看到貶謫文人在商於路途所遇到的重重難關，由此體味其沉重苦澀的人生況味。
作為貶謫文人所要面對的第一重“難關”，是路途險峻帶給他們肉體上的折磨。此路狹窄艱險，山高水深，時有猛獸出沒，充滿困難和危險，所謂“六百商於路，崎嶇古共聞”（李商隱《商於新開路》），說的就是這種情況。雖然有唐一代曾數次整修此道，但其險阻狀況卻很難從根本上得到改變，甚至所開新路“每經夏潦，摧壓踣陷，行旅艱辛，僵仆相繼”（《冊府元龜》卷697）。尤其是藍田關往武關一段，“水涉七八曲，山登千萬重”（孟郊《遠愁曲》）、“商嶺莓苔滑，石坂上下頻”（孟郊《自商行謁復州盧使君虔》），最為文人所苦。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雲：“潯陽近四千，始行七十里。人煩馬蹄跙，勞苦已如此。”在崎嶇六百里的藍、武路段，詩人僅行“七十里”就已“人煩馬蹄阻”了，可見攀登山路之艱難。如遇上惡劣天氣，則更令人寸步難行。韓愈貞元十九年被貶陽山時適逢冬季，氣候惡劣，“商山季冬月，冰凍絕行輈”（《赴江陵途中寄贈……翰林三學士》）、“疊雪走商嶺，飛波航洞庭”（《答張徹》），即當時實況。他在《南山詩》中回憶說：“初從藍田入，顧盻勞頸脰。時天晦大雪，淚目苦蒙瞀。峻塗拖長冰，直上若懸溜。褰衣步推馬，顛蹶退且復。”本已難走的山路，因寒冬結冰，愈發地凍路滑；加上大雪紛飛，視線受阻，看不清路況，只好撩起衣服，推著馬往上爬，稍不留意便會大摔一跤。如此險惡的經歷，即使再次回憶也怵目驚心。
然而，苦難並未止於此。對貶謫文人來說，在漫長的驛道上，“無家”之感和遙想荒遠異域所形成的恐畏、惶惑時時侵蝕著他們的心靈，這是更甚於高山險路的精神折磨。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未知世界，生命宛如一片隨處飄蕩的浮萍，不知何以為家，何處是家，此行何時生還，能否生還。諸如“草草辭家憂後事，遲遲去國問前途”（白居易《初貶官過望秦嶺》）、“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韓愈《武關西逢配流吐蕃》），表現的都是這樣一種飽含“分離焦慮”的心態。韓愈有詩云：“群烏巢庭樹，乳燕飛簷楹。而我抱重罪，孑孑萬里程。”（《食曲河驛》）飛鳥尚能歸巢，自己卻負罪遠行，兩相比照，不勝悲哀！除了文人自己要星夜兼程外，他們的家屬也常常需要隨行。如白居易貶江州，其妻兒即相繼踏上征途：“商州館裡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發商州》）、“親故尋回駕，妻孥未出關”（《宿陽城驛對月》）。韓愈貶潮州，同樣攜家眷上路。據事後回憶，他被貶時正逢第四女病重在床，但迫於嚴詔，仍不得稍事逗留，以盡為父之責，在無比悲涼中與家人“蒼黃分散”。而韓愈剛走，其家人即被有司迫遣，逐出京師，踏上冰天雪路。這時，在京城的舊家已不存在，眼下家人又處於顛沛流離的旅途上，這對負有全家重責的韓愈來說，怎能不五內俱傷？眼望秦嶺雲橫，回首京都渺渺，他又怎能不發出“雲橫秦嶺家何在”的泣血之問？但痛苦還未結束，由於“我既南行，家亦隨遣”，其十二歲的愛女不得不帶病就道，“走朝至暮”，“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祭女挐女文》），終於在距離長安約450裡的層峰驛死去。“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慚痛淚闌干”（《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過其墓留題驛梁》），種種變故給這位年逾半百的詩人帶來了錐心刺骨的痛楚，其所遭受的精神摧殘是常人所不能想象的。
在這條艱險的驛道上，不僅埋葬著韓愈的愛女，還鋪滿了貶謫文人的累累白骨。唐代文人在貶途中被賜死的事件時有發生，性命朝不保夕。據史書記載，商於道上死亡的“高發地段”集中在藍田驛：開元十二年（724），太子少保、駙馬都尉王守一“貶為澤州別駕，至藍田，賜死”；二十四年（736），周子諒“於朝堂決配流瀼州，行至藍田而死”；二十五年（737），“太子妃兄駙馬都尉薛鏽長流瀼州，至藍田驛賜死”；寶應元年（762），“襄州刺史裴茙長流費州，賜死於藍田驛”；大和九年（835），翰林學士顧師邕“流崖州，至藍田賜死”；光化三年（900），“平章事、監修國史王摶貶崖州司戶，尋賜死於藍田驛”（《舊唐書》卷8、卷103、卷9、卷11，《新唐書》卷179，《舊唐書》卷20）。藍田驛外，還有些人被賜死於商州以及商於之路的延長線如公安、武昌等地。可以說，在整個貶途，死亡都如影隨形，與逐臣相伴。“蒼黃負譴走商顏，保得微躬出武關”（吳融《宿青雲驛》）、“山下驛塵南竄路，不知冠蓋幾人回”（許渾《題四皓廟》）。面對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不能不讓人如履薄冰，心生極大的恐懼。可以說，在這條路上，書寫著貶謫文人的生命沉淪，見證著政治高壓的無比嚴酷，更凝聚著一種悲悽慘烈的文化內涵。白居易詩說得深刻：“皆疑此山路，遷客多南征。憂憤氣不散，化結為精靈！”（《和〈思歸樂〉》）無數南行逐臣的貶遷路途由此開始，其人生悲劇也由此拉開帷幕，為無家而悲痛，為前途而擔憂，為生死而恐懼，種種憂憤鬱結於心，日積月累竟化結成令人恐畏的“精靈”！而這種積聚著無數“遷客”生命沉淪史的文化氣氛，使得每一位後來者一踏上此途，便不能不產生一種深深的惶恐和刻骨的悽愴。就此而言，這條唐人被貶東南地域所經行的第一通道，乃是一條“充滿遷客血淚的貶謫之道”（尚永亮《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它為唐詩之路染上了一抹沉重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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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 2020年03月02日?13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