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來源：404廠鍋爐房
兩千年前的海昏侯劉賀可能不會想到，自己的墓葬被髮掘，在歷史上會成為一件比自己當了二十七天皇帝要轟動得多的事情。
這位在位僅僅二十七天的“西漢廢帝”，在自己身後將大量的典籍、金銀、珠寶隨葬地下，不但為兩千年後的今人展示了西漢皇族的富裕奢華，還連帶解決了不少歷史上被人們爭訟不休的話題。
比如西漢巨量黃金的性質之謎。
幾十年前，歷史學家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西漢以前，大量的黃金在中國境內流通，並被作為最常用的交換媒介，從皇室到諸侯王和豪強、商人，有錢人動輒“一擲千金”，政治、宗教、商貿，凡是用得到貨幣的地方，黃金頻頻出現，比後來“一統天下”的銅幣風光多了。
不過，到了西漢滅亡以後，黃金幾乎一夜之間退出了市場，“蒸發”得無影無蹤。以至於很多學者認為，那時候“黃金”不過是“黃銅”的美稱——雖然又有些學者提出，二者從出現的場合到計量工具都有著極大差別，但他們卻沒法解釋這些黃金到底去了哪裡。
這個問題一路探究下去，可能還會陷入無休無止的“陰謀論”的怪圈，也會有許多問題根本解不開：有人藏匿黃金，那麼過了幾十年就會拿出來交換，否則藏匿它幹什麼?黃金被王公貴族帶入地下，那麼過幾十年幾百年就會被盜墓賊挖出來，要知道中國歷史上從來不缺這些神通廣大的“土夫子”。
但是，海昏侯墓裡數不清的金餅、金板、金錠卻告訴人們，那個時候人們使用的“上幣”黃金，的確是實實在在的黃金，是它支撐了西漢王朝的強大與繁榮，而東漢時期的經濟萎縮，豪強蜂起，則跟高值流通貨幣的突然消失密切相關。
▲考古人員從海昏侯墓的積水中打撈出大量的金餅
黃金的去向暫時還是個未解之謎，我們不妨從金融的角度，來聊聊這場貨幣變遷帶來的影響。
圓形方孔的銅錢在民間持續使用了幾千年，而中央政府用以支撐國家運轉的貨幣，則從黃金、銅幣、紙鈔到白銀不斷變化。看似“三千年靜如止水”的古代中國金融體系，實際上隨著各種貨幣在流通市場上不斷地此消彼長，不停的調整著自己的形態。
這些象徵財富的金屬、紙張不停變換，背後是中國幾千年一場又一場的“貨幣革命”。它推動了古代中國的歷史不斷向前發展，直到近代前夜現代貨幣信用體系的東漸。
而如今，“比特幣”的出現與“沉寂”，央行表態研發“數字貨幣”，讓古老的“貨幣革命”彷彿又一次出現在人們的面前。
“變革”真的要到來了嗎?我們不妨把目光放回千年之前，看看之前那些變革都是怎樣發生的。
01
從禮器到貨幣
金銀天然不是貨幣，而貨幣天然是金銀。
——卡爾·馬克思
一般來說，金銀作為貨幣有著其他金屬不可比擬的優勢：它產量稀少，化學性質穩定，既能保證“物以稀為貴”，流通中的貨幣量不超過市場需求太多，也能保證在使用過程中不變質，而且這種金屬硬度不大，容易分割——這些性質與政治經濟學中對貨幣性質的定義不謀而合。
但是對古代中國而言，銅幣才是貨幣市場上的“主流產品”。這倒不是說在中國，銅變得像金銀一樣適合被當成貨幣，而是歷史一系列的機緣巧合，讓這種本不適合作為大宗商品交換媒介的“賤金屬”戴上了中國貨幣的王冠。
一種商品能夠成為貨幣，除了要滿足商品貨幣的一系列性質以外，還要讓人們相信，它有自己“無可替代”的價值。而早在人們進入貨幣經濟時代以前，銅就作為一種禮儀用品出現在中國統治階級的視野中了。
當人類從石器時代進入青銅時代以後，相比於石器更加昂貴也更加堅硬的青銅器很快變成了權力與財富的象徵，同時，作為在戰爭中大顯神威的“高階武器”，這種金屬更是成為鎮國護君的“寶器”。
▲“後母戊”大方鼎
在今天國家博物館“古代中國”展廳內，“後母戊”大方鼎和“四羊方尊”兩件青銅重器遙遙相對，它們分別代表著商代南北方青銅器藝術的最高成就，也從一個側面展示著青銅器在當時國家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突出地位。
為了獲得今天湖北東部，以銅綠山為中心的銅礦，商代的君主不止一次地征討這一地區的“楚蠻”、“荊蠻”。到了周代，周王朝更是以隨國(今湖北省隨州市)為中心，在漢江東北面設立了十多個姬姓諸侯，保證宗周(鎬京，今陝西西安)和成周(洛陽)的銅料供應與運輸，這些諸侯歷史上稱為“漢陽諸姬”。後來周道中衰，一心與周朝分庭抗禮的楚國當然也不會放過這種象徵禮儀與文明的金屬，從西周中後期開始，楚國就開始不斷蠶食這一區域的姬姓諸侯，並不斷向銅綠山擴充套件自己的勢力。
東周初年，在中原諸侯眼中，楚國還是一個“蠻夷之國”。公元前706年，楚武王東征隨國，隨國君主抗議道：“我無罪!”楚王回答他說：“我蠻夷也。”
在楚國的強力壓迫之下，隨國臣服，“漢陽諸姬”結成的防禦網瓦解，楚國徹底控制了這條南北“青銅之路”，並牢牢控制了鄂東的銅礦。之後數百年間，依靠這些銅礦，楚國發展出了高度的青銅文明：鋒利的兵器、莊重的禮器和繁複精美的酒器，讓楚國擺脫了“蠻夷”身份，發展出了令中原諸侯嚮往敬佩的先進文化。
▲守著古老的“青銅之路”，隨國(曾國)也發展出燦爛的青銅文明，其中的精品當屬曾侯乙編鐘
一直到春秋時期，中國的社會還處在一個“邦國時代”，名義上，天子封邦建國，將天下土地分封給子侄功臣，賜給諸侯象徵權力地位的銅料，讓他們將這些銅料熔鑄成各種禮器，鐫刻上“子子孫孫永寶用”(子子孫孫將這件器具當做寶器使用)的字樣，顯示自己對天子的義務和對封地的權利。但實際上，除了封臣對諸侯，諸侯對天子定期的納貢與賞賜以外，諸侯間橫向的經濟交往還非常少，象徵禮儀的青銅器的數量，同時也就成了財富的象徵。
02
金銅並行
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史記·貨殖列傳》
到了春秋晚期，之前那種貢賜關係隨著私有經濟的發展逐漸解體了。禮崩樂壞，一個自由奔放的時代裡，“貨幣”在經濟生活中漸漸變得重要起來。
自耕農擺脫了奴隸主，長短途販運的商旅取代了向天子進貢的車隊，商業貿易在列國間漸漸繁榮起來，列國的首都如咸陽、邯鄲、臨淄都成為商業貿易的中心，城中的集市“摩肩接踵”“揮汗成雨”，水陸交通的要衝如宋國的定陶也成為列國爭奪的主要場所，各國貴族想方設法將這些重要的商業結點變成自己的封地，以收取商稅，獲得財富。
這個時候，與世界其他地方一樣，金幣作為一種稀缺而穩定的金屬，成為早期商品交換的主流。但是，銅幣也在中國獲得了它的一席之地，畢竟，小額交易需要一種價格低廉，而在人們心目中有一定認可度的媒介——雖然那個時候，人們還沒想到，它會最終取代金幣在中國經濟生活中的作用。
與金幣不同，曾經作為象徵權力與禮儀的銅，此時已經不再像當年那般稀缺，與黃金相比，它價值低廉，但因為一直以來是禮儀、權力、財富的象徵，獲得了人們一致的認可。列國將小塊的銅鑄造成各種農具的形狀，用於日常的商品交換。
每年秋收以後，農民將一部分糧食送到官府作為租稅，留下一部分口糧，剩下可以的換成銅幣，去集市上購買各種農具和生活用品。但當時商貿市場上最主要的成員，還是遊走在列國之間的大商人與縱橫家。他們尋覓各種稀世珍寶、寶馬良駒、傳世美玉，在各國之間買高賣低，賺取利潤。
銅幣這種價值低廉的金屬顯然無法滿足這種大宗交易，金幣無疑成了最合適的選擇。
▲“半兩”是秦漢之際的銅幣標準重量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還統一了各國的度量衡，拆除了六國建造的各種關隘城堡，並且下令，宣佈將六國銅幣全部棄用，改用秦國使用的圓形方孔的“半兩”。從此，“圓形方孔”成為中國古代銅幣的基本形態。不過，上層社會進行大宗交易的媒介，還是金幣。那時候，黃金通常以“鎰”或“斤”為單位，一鎰約為二十兩，一斤則為十六兩。而銅幣則以枚計算，每枚銅幣約重五銖(半兩)或四銖，漢代，一枚銅錢稱為一錢，一千錢用細繩編成一串，即一緡。據《史記索隱·平準書》記載，每斤黃金約合銅幣一萬錢。
及至秦，中國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
——《史記·貨殖列傳》
隨著國家的統一，大商人主要服務的物件從諸侯變成了平民，他們的主要財富，漸漸開始以銅幣來計算。據記載，西漢初年，存放商稅和農業稅、人頭稅的府庫裡積攢了大量的銅幣，以至於串錢的繩子都腐爛了，大量銅幣散落庫中，無法計算。漢武帝時期，為了籌措對匈奴作戰的經費，向大商人徵收財產稅，規定商人財產每兩千錢需繳納120錢，稱為算緡(120錢為一算)，私人車船等交通工具也要繳稅一至二算。
在銅幣佔據人們日常的商業活動的同時，大額交易的媒介黃金則取代了當年的青銅，成為禮儀、權力的象徵。
秦與西漢時期，朝廷以國家名義進行各種祭祀活動和獎勵功臣時，用的大多是金幣。有漢一代，賜大臣黃金五百斤、千斤甚至萬斤的記載不絕於史，2016年，在漢代海昏侯劉賀的墓葬中，就發現了大量的馬蹄金、麟趾金和20多件金板。
漢代規定，國家進行祭祀的時候，諸侯王要貢獻一定數量的黃金相助，稱為“酎金”。在劉賀下葬的半個世紀以前，公元前112年，劉賀的祖父漢武帝劉徹在一次祭祀活動後令少府嚴格檢查列侯貢金的成色，當場剝奪了106名列侯的爵位，其中包括衛青的長子衛伉，和劉備的遠祖、中山靖王劉勝的兒子劉貞。
▲“馬蹄金”是西漢常見的金幣樣式，常見於各種祭祀活動中
當年充滿世俗氣息的黃金，此時已經被賦予了高貴的神性，成了關乎“天家道統”的大問題。
03
消失的黃金
這種上層貴族使用金幣，商人和普通百姓使用銅幣的“雙軌制”經濟結構在西漢滅亡後戛然而止。原因更是讓人匪夷所思：西漢活躍在經濟領域的大量黃金，經過數十年的戰亂，竟然憑空消失了!
西漢巨量黃金消失之謎是中國歷史學界長期爭論的話題。據記載，西漢府庫中貯藏了大量黃金，賞賜大臣諸侯，祭祀祖先天神，乃至一些重要的外交場合，使用的都是黃金。海昏侯墓的發掘結果也顯示，這些出現在歷史記載中的“金”確實是黃金，而不是之前有學者所認為的銅幣的美稱。
黃金本身也不會腐爛生鏽，它是人們日常能見到的化學性質最穩定的金屬，即使成為達官貴人的陪葬品，時隔多年以後，盜墓賊又會讓這筆財富重見天日。巨量黃金的去向，變成了一個難以解開的謎團，吸引了無數經濟史家圍繞這個問題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討論。
在流通天下的黃金消失的同時，銅幣的信用也變得不那麼可靠了。
漢初，一些諸侯王和皇帝信任的寵臣佔據礦山，與國家分享著發行銅幣的權力，但因為那時候銅產量稀少，市場交易也不活躍，透過“看不見的手”調控，貨幣供給總得來說還處在一個正常的水平，畢竟錢發行得過多，貨幣發行者也無利可圖，甚至影響自家貨幣的“銷量”。
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與漢武帝時期中央權力的膨脹，貨幣發行的權力漸漸壟斷到中央手裡。漢武帝時期，為了維持對外戰爭的需要，貨幣發行量就已經遠超前代，甚至一度以鹿皮為幣。不過，當時正是“文景之治”造成的大繁榮之後，過多的貨幣發行量很快被繁榮的市場和頻繁的對外征伐所消化。
西漢末年，土地兼併愈演愈烈。地方豪強與宗室、外戚、功臣大量圈佔自耕農的土地，使得大量自耕農依附於大地產，而這些大地主往往有免稅減稅的特權，國家財政收入急劇萎縮。當王莽奪取了漢王朝的皇權之後，為了重建中央財政，他採取了一系“取財於民”的措施，其中就包括大規模地發行銅幣，從人民手中收取“通脹稅”。
▲王莽時期的“六泉十布”，即六種圓形方孔錢(泉)及十種布幣，種類繁多，且往往“以一當多”，最多者有“大泉五十”(一枚銅幣相當於五十枚五銖錢)大布黃千(一枚布幣相當於一千枚五銖錢)，通貨膨脹極其嚴重
但是，王莽時代，西漢的繁榮盛世已經到了強弩之末，市場交易的增量根本消化不了這些多出來的貨幣。而且，王莽的貨幣改革，傾注了他太多對於古代社會的幻想，他甚至以為，恢復秦以前六國的貨幣，能夠喚起人們對《五經》中“王道時代”的記憶——各種六國的刀幣、布幣(鏟形銅幣)一夜之間又重新出現在大漢朝的貨幣市場上，銅幣陷入了三百年來前所未有的混亂局面。
那個時候，銅幣還沒有“以舊換新”的制度。王莽政權滅亡以後，他所鑄造的各種銅幣依然流通在市面上，銅幣的價值大不如前，對發行銅幣的國家來說，銅錢也不是什麼珍貴的物件了。
在王莽時代的影響下，東漢發行的銅幣，從成色與質量上都與西漢相差甚遠。到了東漢末年，董卓執政時期鑄造的“小錢”成色質量更加低劣，使得“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錢數百萬”，銅幣的市場信用蕩然無存，之後，一直到晉代，中央政府再沒有新鑄過銅幣，而是將西漢流通的五銖錢作為流通貨幣。
金幣的消失和銅幣信用的喪失，讓東漢的貨幣經濟陷入了極度的萎縮之中。在東漢時期，皇帝賜給大臣的主要是銅幣，數量每次大約在數十萬，即使按照西漢時期一枚銅錢相當於黃金萬分之一斤的比價計算，也不過黃金數十斤，如果再算上貨幣成色與質量的巨大差異，東漢皇帝顯得“摳門”了許多。
04
“後黃金時代”的經濟萎縮
貨幣市場的萎縮與商品市場的萎縮幾乎是同時發生的。
西漢時期，商品貿易極為繁榮。據《史記·貨殖列傳》記載，西漢初年，國家統一，關隘開放，對山川沼澤的開發禁令也相應解除，“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但到了東漢時期，劇烈的土地兼併讓大量的自耕農變成了豪強地主之下的依附人口，大地產所有者門連田阡陌，“閉門成市”，農莊的圍牆之內，除了食鹽等少量物品需要從莊園以外獲得，農業、手工業基本都能自給自足。
▲東漢莊園往往“閉門為市”，生產生活一應俱全
“豬是自己養的，菜是自己種的，桌子是自家木頭鋸的，連碗都是自家窯裡燒的。”豪強地主們滋潤的日子背後，是中國前所未有的一次經濟大倒退。繁榮的集市萎縮了，縱橫天下的商旅也漸漸稀疏，人們回到了高高的圍牆之內，過上了“與世無爭”的桃源生活。
這種幾乎靜止的社會生活，也讓中央與地方的互動變得日益稀少。大地主們壟斷了州郡的田產，境內的居民全是他們的附庸，維持地方治安的，也是他們的部曲(私兵)，中央派來的官吏無所事事，抱膝長嘯。當黃巾起義之後，東漢帝國統一的假象瞬間分崩離析，各地郡守、州牧在地方勢力的支援下，藉著平定黃巾起義和討伐董卓的名義，佔山為王，割據一方，最終形成了三國的亂世。
公元220年，東漢滅亡。魏文帝曹丕下詔停用五銖錢，民間改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7年後，魏明帝曹叡即位，下令複用五銖錢，但是，貨幣的萎縮乃至退場已成定局。此後，雖然晉代、十六國和南北朝都有貨幣活動的記載，一些政權也發行過自己的錢幣，以貨幣為媒介的商業貿易卻始終未能像西漢那樣繁盛。
隨著金幣與銅幣先後在市場上衰退，在萎縮的商業和蕭條的經濟中，中國歷史走進了它的波谷，為之後唐代的再次繁榮積蓄著自己的力量，而中國“貨幣革命”的第一場，就這樣落下了帷幕。
05
銀，古老的“理想貨幣”
貨幣作為維持人類經濟生活的重要媒介，它的供應與需求，無時無刻不在深刻影響著人類社會的走向。
而當兩種以上貨幣同時出現的時候，個人在兩種貨幣中的投資和投機，和市場在兩種貨幣中的取捨，無疑會引發整個社會的“連鎖反應”。
像中國古代這樣長期保持兩種貨幣同時流通的情況，其實並不算太多見：唐代雖然銅幣“一統天下”，但價值低廉的同時還產量不足，讓銅幣在宋代商貿極度繁榮中陷入了嚴重的短缺。貨幣不足，不但制約了商貿的發展，也威脅到了政府的財政收入。為了彌補銅幣的不足，宋金兩朝將民間匯兌的“交子”、“會子”變成了國家背書的紙幣，透過加大紙幣投放，朝廷解決了短期的財政困難，卻造成了危害更加深遠的惡性通貨膨脹。
一些心思活絡的商人開始把曾經與珠寶龜背並列的銀作為貨幣的替代品：它產量穩定、足夠稀缺，而且供給不受政府和市場對貨幣需求量的變化，完美契合了後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哈耶克對“理想貨幣”的定義。
如同以前年後的比特幣一樣，大宋朝的銀，悄然成了市場上銅幣與紙幣最佳的替代品：大宗商品交易、賄賂官員、對外貿易，種種用銅幣難以解決的問題都被銀幣輕鬆解決。
但到數百年後，地理大發現使北美洲的白銀透過西方殖民者之手進入歐亞大陸，流入中國市場，白銀從一項防範銅幣不足、紙幣膨脹而拿在商人和官員手裡的“投資標的”，變成了通行天下的“貨幣”，但付出的代價的卻是其價值的大規模下跌：按照購買力平價，宋代一兩白銀的價值相當於明代的5~6倍，而明代白銀的購買力又是清代的兩倍左右。
▲在古代中國晚期成為“硬通貨”的白銀
現代高速流動的資訊與交通讓古代幾百年才能完成的週期在數十年甚至數年內就輕鬆完成。比特幣在“競品”大量湧現以後，迅速貶值，2018年甚至出現了“腰斬”的慘況。
換句話說，當年白銀用了數百年確立了自己在中國古代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大規模的貶值反而讓它確立了流通貨幣的地位。但比特幣和噴湧而出的種種“數字貨幣”卻恰恰輸在了“時間”上，它跑得太快，還沒讓市場“記住”它，就已經走上了命運的下滑曲線。
“比特幣”在國際投資市場上雖然興滅倏忽，但數字貨幣畢竟契合了哈耶克為代表的一部分經濟學家對“理想貨幣”的定義，它仍然有很廣闊的發展空間。作為一項投資標的，在短期內也有上漲的空間，但長期內，要想像當年的白銀一樣在人們的經濟生活中“大展身手”，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比特幣的未來還很難預期，但是市場對比特幣前景的預估還是能透過媒體和大眾心態蛛絲馬跡的變化觀察出來，短期持有比特幣，或者投資相關的可交易基金(ETF)，其實賭的就是人們對這種未來貨幣前景預期的不斷起伏。
市場不斷變化，技術也日新月異，5G網路技術、“區塊鏈”這些新的概念還在不斷地衝擊人們的觀念——在不斷的技術利好刺激下，人們對新型貨幣的預期在短期內還是會看漲的，不過，比特幣究竟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在人們心目中獲得它的“合法性”?市場能等多久?人們這種美好的預期還能持續多久?這都是需要投資者謹慎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