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三思是武則天的侄子，武則天和唐中宗兩朝宰相，死於景龍元年七月唐中宗的太子李重俊發動的政變。兩《唐書》和《資治通鑑》把他寫得很壞，說他在中宗朝之所以受重用，是由於他先和上官婉兒曖昧，又被上官婉兒介紹給了中宗的韋皇后。韋后在中宗面前說一不二，於是武三思就成了左右朝政的權臣。
《舊唐書卷五十一·列傳第一·后妃上·“中宗韋庶人”傳》說：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床，與後雙陸，帝為點籌，以為歡笑，醜聲日聞於外。
《新唐書卷七十六·列傳第一·后妃上》“中宗韋庶人”說：“是時，上官昭容與政事，方敬暉等將盡誅諸武，武三思懼，乃因昭容入請，得幸於後……”
《資治通鑑•唐紀二十四》“神龍元年”條說：
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後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
這個說法太假了。理由有三。第一，武三思與中宗是表兄弟，中宗從房陵回京後，武三思長期做他的太子賓客。《資治通鑑•唐紀二十二》“聖曆元年”條載：“三月，己巳，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員外郎瑕丘徐彥伯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戊子，廬陵王至神都。”九月“壬申，立廬陵王哲為皇太子，複名顯。”《資治通鑑•唐紀二十二》“久視元年”條載：“正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為特進、太子少保。”《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列傳第一百三十三•外戚•武三思傳》亦記載：“聖曆元年，檢校內史。二年，進拜特進、太子賓客，仍並依舊監修國史。”中宗從房陵回來重新獲取了太子身份以後不久，武三思就擔任了太子賓客。所謂太子賓客，實乃太子的老師，或者陪伴太子的官員。顯慶元年正月，唐高宗以左僕射兼太子少師于志寧為太子太傅，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併為皇太子賓客，定置四人，為太子東宮屬官。掌調護、侍從、規諫等。凡太子有賓客之事，則為上齒，蓋取象於漢初四皓。姿位閒重，其流不雜。《新唐書•百官志四上》:“太子賓客四人，正三品。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宴會則上齒。”武三思任太子賓客以後，他的兒子武崇訓又娶了中宗的女兒安樂公主為妻，二人成了兒女親家，可謂親上加親，與李顯關係好得不得了，怎麼能說是由於上官婉兒的私人關係？第二，從中宗即位後任命武三思為宰相的速度之快也可看出，他們兩個不是一般的好。據《資治通鑑•唐紀二十四》“神龍元年二月”條：
甲寅，復國號曰唐。
甲子，立妃韋氏為皇后，赦天下。
丙寅，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
中宗復國號未及半月，就任命武三思為宰相，時間僅比任命皇后的時間晚1天。上官婉兒被任命為婕妤的具體時間不詳，最早也不過與皇后同一天。難道不說明武三思與中宗之間的友誼早就超越一般關係了嗎？
第三，能證明武三思與韋皇后沒有私情的還有一條關鍵證據，留待後面說。
下面討論《資治通鑑》中涉及此事的一段話是如何破綻百出。
神龍二年三月初七，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謀殺武三思陰謀敗露，被斬於洛陽都亭。兩《唐書》與《資治通鑑》全都誣賴詩人宋之問是告密者。但又互相矛盾。其中《資治通鑑·唐紀二十四》“神龍二年三月”條是這樣說的：
初，少府監丞弘農。延慶心厚之，不復疑。故之愻子曇得其實。之愻兄之問嘗舍仲之家，亦得其謀。令曇密語三思。三思遣悛上急變，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后。帝殊不曉，大怒，斬同皎于都亭驛，籍其家。
宋之問、宋之遜兄弟咋恁能，兩個人分別從不同的地方得到了王同皎要刺殺武三思的密謀。這就與《資治通鑑》說的宋氏兄弟同藏在王同皎家裡有矛盾了。由此看來，這就是瞎編的故事，沒有一點可信度。至於“三思遣悛上急變，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后”，三家史籍倒說得比較一致。《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三·列傳第一百三十七·忠義上·王同皎傳》也說：“三思乃遣校書郎李悛上言：‘同皎潛謀殺三思後，將擁兵詣闕，廢黜皇后。’帝然之，遂斬同皎于都亭驛前，籍沒其家。”
這讓我們聯想到晚於此事一年多的景龍政變。神龍三年七月，太子李重俊與李多祚、李承況、獨孤禕之等人發動兵變。先是誅殺武三思父子，而後攻打宮城，意圖逼宮，卻被阻於玄武門外，因士卒倒戈而失敗。難道早他們一年前，武三思就編造出王同皎這樣的故事給李重俊引路嗎？這也太不可思議了！《資治通鑑》還說什麼“仲之言三思罪狀，事連宮壺”，好像武三思真與韋皇后有什麼事似的。姚紹之是主審王同皎一案的監察御史。《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下·列傳一百三十六酷吏下·姚紹之傳》只說“仲之固言三思反狀”，根本就沒有提到他與韋皇后怎麼樣。其實，所謂武三思與韋皇后如何如何，中宗李顯猶且不認賬，你外人是怎樣知道的？再回到李重俊的政變，即上面要說的否定所謂武三思是因為和韋皇后有私情才獲得中宗信任的第三點理由。睿宗登基後，追復故太子李重俊位號，諡“節愍太子”，遭到一些大臣反對。
據《舊唐書卷一百零一·列傳第五十一·韋湊傳》，鴻臚少卿，加銀青光祿大夫韋湊上書睿宗，對為李重俊等平反，上褒美諡號“節愍”，特別是肯定他“欲廢韋氏”是正義之舉提出反對意見。韋湊說：“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說得睿宗李旦無言以答，只好推說詔書已經發下，不好再改。這裡的關鍵字句是“韋氏於時逆狀未彰”。你想啊，神龍三年七月都把武三思殺掉了，李旦一夥都還沒有抓到武三思與韋皇后淫亂的把柄，神龍二年初張仲之怎麼會“言三思罪狀，事連宮壺”？要知道韋湊可是當時的人，他說的話要比司馬光可靠的多。同樣，由於武三思與韋皇后沒有什麼不正當關係，所以，說武三思指使李悛誣告王同皎等要“勒兵詣闕，廢皇后”，當李重俊的“帶路黨”，是不是也太滑稽了？再說，王同皎的職務是光祿卿，是一個“專司皇室膳食”的官員，他聯絡的張仲之、祖延慶、周憬也都沒有兵權，武三思怎麼可能指控他們“勒兵詣闕”？真的不能想象，封建史家編造起來如此不顧常識。
《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中有《大唐故駙馬都尉光祿卿贈左衛大將軍王公墓誌銘並序》。這篇墓誌刻於景雲二年十月，自然是要說到墓主人這一“光輝歷史”的。墓誌說：“時德靜郡王武三思祜寵專威，迴天轉日，圖為不軌，賊誼夷忠。無君之心，昏逾孔肆。公又陰賂死士,誓將屠之。其日事洩,翻致誣構,陷以大逆,見害於都亭之南街。”這個立碑的時間又比韋湊上書的時間晚了一年多，依然沒有提到武韋有任何關係。
本來，封建史家只說王同皎等要待“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三思”就可以了，《資治通鑑》卻蛇足了一句“仲之言三思罪狀，事連宮壺”。這就讓人覺得，武三思等指控王同皎等要“勒兵詣闕，廢皇后”並沒有冤枉他們。《資治通鑑》這個小聰明是不是過度了？
就韋湊的這句“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就讓封建史家所謂的“武韋曖昧”說現了原形。
主辦單位：隋唐史學會
審稿：王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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