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濤 | 北魏書法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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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書法之變

劉濤

提要

公元4世紀初,中國南北分裂。晉室南遷,中原士家大族紛紛南渡,魏晉新書風的中心由洛陽轉移到江南。4世紀後期,南方書風發展到“二王”階段,盛行欹側遒媚的今體,南朝承襲。5世紀後期的宋齊之際,銘石書也是新妍的今體楷書。在北方,多個政權割據混戰,進入十六國時代。439年北魏統一北方,北方進入北朝時代,當時北方書風不過是西晉書風的延續。北魏孝文帝494年遷都洛陽之後,徹底實行“漢化改制”,北魏書法很快接軌南朝,改變了延續百餘年的“南妍北質”的局面。

北魏書風:從古質到新妍

學者書家關注北朝碑刻書法,名曰“北碑”,始於清朝。晚清康有為特別推崇北碑中的“魏碑”,所見多是北魏後期書跡,而且偏重審美層面。

要了解北魏書風的演進,可以分為兩個時期來觀察:398年北魏定都平城到公元494年遷都,謂為平城時期;公元494年遷都洛陽到公元534年北魏土崩瓦解,是為洛陽時期。對比兩個時期的銘石書體,可以見出北魏書風之變;再合而觀之,北魏書法演進的全貌才更明晰。

北魏平城時期達97年,時間長度倍於洛陽時期的41年,但平城時期遺存的書跡遠遠少於洛陽時期。所見平城時期碑版、墓誌、造像記、題名、塔銘、買地券之類的銘石書跡,約有40種,半數以上是隸書。

那時的碑版、墓誌,大多采用隸書,一仍漢魏西晉銘石書舊制。碑版,如太武帝拓跋燾東巡在河北刻立的《皇帝東巡碑》、文成帝拓跋濬南巡在靈丘刻立的《皇帝南巡碑》,還有今日書家熟悉的 《嵩高靈廟碑》,皆篆書題額,隸書碑文,雙刀刻,筆畫方,相對西晉隸書而言,已是變形走樣。墓誌,如《平國侯韓弩真妻墓誌》、《劉賢墓誌》、《司馬金龍墓誌》乃碑形墓誌,也是篆書題額,隸書志文。《龍思伯墓磚》、《申洪之墓誌》是草率一路的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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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① 《皇帝東巡碑》區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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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② 北魏《文成皇帝南巡碑》碑陽拓片與區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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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③《平國侯韓弩真妻墓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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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④《申洪之墓誌》

平城時代的楷書,多見於造像記,以及少數墓誌。當時的楷書還是正面結字,屬於帶有隸意的“平劃寬結”式。

刻於平城晚期的《暉福寺碑》是較特別的一例,不僅採用楷書,而且結字見欹側,無隸意,接近洛陽時期的楷書新體,但屬於“斜劃寬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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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⑤ 《暉福寺碑》區域性

北魏遷都洛陽,進入王朝後期。當時碑版、墓誌、造像記所見書體,皆是楷書當道。清朝碑學家所說的“魏碑”、“魏體”,主要指洛陽時期的銘石楷書,清人名曰“真楷”。

洛陽時期的楷書體勢,變平城時期的“平劃寬結”、“斜劃寬結”為“斜劃緊結”,具體特徵是:橫向筆畫左低右高,撇捺開張,點畫俯仰向背,結構欹側茂密,體態嚴整。這種楷體是北魏後期的正體,最初在洛陽地區的上流社會流行,我們不妨稱之為“洛陽體”。

洛陽時期“斜劃緊結”的楷書,以《牛橛造像記》年代為早,《元楨墓誌》最典型,《始平公造像記》最著名,筆畫皆方峻。當時,皇族王孫、元氏嬪妃、貴族官僚的墓誌、碑刻以及造像記,普遍採用這種楷體,“寫經體”也是此種楷書,而且流佈北魏境內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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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⑥ 《元楨墓誌》

洛陽時期眾多的楷書書跡,既有“斜劃緊結”的共性,又姿態紛呈,可謂“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例如洛陽地區出土者,《元緒墓誌》 結字修長,有左傾之勢;《元詳墓誌》 圓潤秀雅,筆韻十足;《元懷墓誌》筆畫勻稱瘦勁,結字寬博,疏秀靜穆;《孟敬訓墓誌》結字緊側,呈縱勢;《李超墓誌》峻美而饒有筆趣;《始平公造像記》筆畫極其方銳厚實,如斬釘截鐵,結體嚴密,字勢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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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⑦ 《元緒墓誌》區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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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⑧ 《元懷墓誌》區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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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⑨ 《始平公造像記》

山東、河北地區的“洛陽體”書跡,《鄭文公碑》筆圓體方,含蓄穩重;《張猛龍碑》筆畫方峻,結字左傾;《馬鳴寺根法師碑》 峻宕不整;《高貞碑》 筆方字正;《刁遵墓誌》筆力內含,圓融柔和;《崔敬邕墓誌》筆畫挺勁,結體斜聳而周正。

圖⑩ 《鄭文公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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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張猛龍碑》區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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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高貞碑》 區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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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崔敬邕墓誌》 區域性

北魏銘石的楷書出自各地書手,雖然他們都是宗尚“洛陽體”,但各人自有書寫習慣,刻工手法也不一樣,故而形貌各異。即使一人所書,字跡或大或小,體勢或正或斜,刻工或精或粗,也會生出異態。

近代康有為好用主觀遐想追認北魏書作的美感,分別品等,而不辨當時正體與俗體的區別,不辨隸書和楷書的差異,不辨書作的先後關係。當下書家拾康氏牙慧,沉溺審美品評,也就難以瞭解北魏書法演進的真相。

北魏書風的變化,大體有兩端:一是銘石書的主角由隸書變為楷書,二是楷書體勢由“平劃寬結”的“古質”變為“斜劃緊結”的“新妍”。

這兩個變化,北方落後於南方。

早在5世紀中後期,南方的銘石書已是“斜劃緊結”的楷書當家。至於以“二王”為代表的欹側遒美的新體楷書,則出現更早,且在4世紀末的東晉後期已經風行江左。

北魏書風之變,平城時期已有不自覺的漸變,例如《暉福寺碑》採用楷書,而且體態已顯欹側,就是漸變的痕跡。洛陽時期的書風與南朝接軌,出現幡然圖新的驟變,那時的“魏體”楷書接近王獻之《廿九日帖》中的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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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王獻之《廿九日帖》

北魏帝王貴族的“漢化”

北魏書風之變,不論平城晚期存在的漸變,還是洛陽時期的驟變,都與北魏帝王貴胄的“漢化”相系。

北魏是鮮卑拓跋珪在386年建立的王朝。398年拓跋珪自草原盛樂 遷都平城之後,君臨漢族農耕地區,為了實施有效的行政管理,迫於形勢,鮮卑統治者不得不吸納北方的漢族士人進入政權。這些依附北魏的漢族士人則憑藉文化上的優勢,實現儒家的人倫理想。

《魏書·太祖紀》記載,拓跋珪稱帝之初,在平城“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無不模仿“鄴、洛、長安之制”。“初建臺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悉用文人”。“令五經群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又“集博士儒生,比眾經文字”,採用“義類相從”的方法編定了一部四萬餘字的《眾文經》字典。並且“詔尚書吏部郎中鄧淵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呂,協音樂;儀曹郎中董謐撰郊廟、社稷、朝覲、饗宴之儀;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渾儀,考天象;吏部尚書崔玄伯總而裁之”。平城初期實施的種種安邦措施和文治政策,表現出鮮卑統治者服膺漢族文明的態勢。

明元帝拓跋嗣是北魏第二代帝王,尤其推獎儒學。《魏書·太宗紀》記載:“帝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採諸經史,該洽古義,兼資文武焉。”《魏書·燕鳳傳》記載,明元帝朝,“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的燕鳳與“崔玄伯、封懿、梁越等人入講經傳,出議朝政”。明元帝“素服寒食散,頻年發動”,早逝。423年去世的前幾個月,還南下洛陽觀看漢魏“石經”。

孝文帝元宏遷洛之前的493年,也到洛陽“觀石經”,他的漢化程度很深。《魏書·高祖紀》記載,孝文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為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後詔冊,皆帝之文也。”任城王元澄曾向孝文帝次子元恪談到孝文帝讀書的情狀:“臣每於侍坐,先帝未常不以書典在懷,禮經為事,周旋之則,不輟於時。”

孝文帝熱衷漢族文化,其漢化程度遠遠勝過他的先輩,完全是一副效仿南朝名士才子的做派,“遂使衣冠仰止,鹹慕新風”。這新風,就是漢化之風,就是南朝的文風。

從《魏書》的大量記載可以看到,皇室和鮮卑貴族子弟的漢化程度,太和前後大不一樣。太和以前,鮮卑貴族子弟崇尚健壯勇猛,以弓馬騎射為能事。太和以來,特別是遷都洛陽之後,鮮卑人尚武之風大衰,王公貴族子弟轉而崇尚儒業,大有文才之士。著名者,元澄之子元順,十六歲“通杜氏《春秋》,恆集門生,討論同異”;“家徒四壁”,“止有書數千卷而已”,著有“《帝錄》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篇”。臨淮王元昌之子元彧,“少與安豐王延明、中山王 熙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拓跋宗室宴集,也像漢族士人那樣以賦詩為戲。

皇族宗室的文化教育,遷都洛陽之後發生了變化。孝文帝像南朝那樣在東宮設立“侍書”,令善書的兗州人沈法會充任,輔導太子學習書法。這時,北魏學童識字、習字的字書也和以前不一樣了。遷都以前,盛行的字書是漢晉相傳的《急就篇》,北人“裁割綴連以為楷模”者,多是北方書家崔浩的寫本。遷都之後,任城王元澄之子元順,“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 《小學篇》 數千言”。王羲之 《小學篇》 是北魏後期出現的新字書,顏之推 《顏氏家訓》 也提到這本字書。《小學篇》 既然冠以“王羲之”的名字,估計和南朝的 《千字文》 一樣,也是“王書”的面目。鮮卑貴族子弟採用“王羲之 《小學篇》”作為蒙學課本,表明北方的書法教育方面也出現了看齊南朝的新風氣。

北魏帝王貴族的漢化,從迫不得已的被動到積極自覺的主動,與部落貴族政治皇權政治轉變的趨勢相伴,與北魏的封建化程序同步。孝文帝親政後,認識到鞏固皇權必須漢化,遷都洛陽就是提速漢化程序的重要步驟。北魏進入中原腹地,也是南朝書風在北方由隱而彰的背景。

北魏書家主體的轉移

北魏前期任用的“文人”是晉室南遷後留居北方的漢族士人和儒生。那些擁有社會勢力的北方士族,尤以清河崔氏、范陽盧氏影響最大。崔、盧是以儒業傳家的文化高門、書法世家,故《魏書》說,“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魏初重崔、盧之書”。

崔、盧入魏之前已是北方的兩大書門。溯其書法淵源,崔氏法西晉衛瓘,擅長古文、篆書;盧氏法曹魏鍾繇,長於隸書、行書、楷書。崔、盧各有師法,“而俱習索靖之草”。平城時期,崔、盧二門所傳的書法體勢已有一些變化:本是盧氏專長的行押書,魏初時崔玄伯已“特盡精巧”;楷書體,崔浩也有此專長;草書,盧氏在北魏初年已不能兼善;至於篆書,則一直是崔氏的專長。盧氏的優勢大概唯有隸書。

清河崔氏出仕北魏比范陽盧氏早30餘年,比較而言,崔氏書法的影響早於盧氏,也大於盧氏。

北魏初年,崔玄伯、崔浩父子居高官,預機要,當時天子詔令、朝廷文告往往出自崔氏父子筆下。我們還從《魏書》中看到不少世人爭相寶重、楷模崔氏父子書法的明確記載。崔浩官至司徒,450年被殺,株連一些北方大族,但學崔浩書法的崔衡依然得到獻文帝的重用,擢為內秘書中散,職司書寫詔命。出於盧氏的著名書家,平城時期僅有盧淵。

大體說來,孝文帝太和以前,北魏書家的主體是以崔、盧為代表的北方士人。

我們還看到,自5世紀以來,就有一些東晉、劉宋宗室及名門士族避禍投北。5世紀60年代,北魏徵南大將軍慕容白曜攻佔劉宋的三齊之地,將大量人口遷徙代京,這批“平齊民”中,崔光、崔亮、劉芳、蔣少遊都是浸潤南風的書法家,有的以傭書為業。他們將南朝書風帶入北方之初,其書法恐怕僅限於自己的生活圈,或者稍稍流傳於他們活動的區域,不可能在短期內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無從取代北方書家的主導地位。

孝文帝親政後的太和年間,因為孝文帝傾慕江左文風,上流社會“鹹慕新風”。當此之際,北方的南士就有了用武之地。尤其是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北方的南士獲得重用,他們帶來的南朝書風也就據有指導地位,於是“斜劃緊結”的今體楷書成為銘石書的正體而迅速普及,江南盛行的“草隸”書法也風靡北方,這些南士成為北魏新書風的主導者。

後話

4世紀南北書風形成分野之後,北魏接軌南朝的新書風是北方效慕南朝書法的第一個高潮。

北朝後期,北方裂為東西對峙的北齊、北周。那時,洛陽的漢魏石經搬運到北齊鄴都,成為北齊復興古體書法的資源。北齊的銘石書復以隸書為時尚,南朝書風一度受阻。

北周書法仍然沿襲北魏洛陽時期書風。梁朝書法名家王褒入關引起轟動,“貴遊等翕然並學褒書”,這是北方效慕南朝書法的第二個高潮。從梁朝書風和王褒的師承來看,王褒的書法與宋、齊時代的南風稍有不同,故北周興起的南風與北魏洛陽時期時興的江南書風當有某種差異。北周滅北齊之後,王褒所傳的南朝書風又波及北齊故地。

但是,自北魏洛陽時期興起新書風以來,北方始終沒有產生可與南朝著名書家比肩的人物。

隋文帝取代北周8年後的589年,隋朝滅陳,結束了長達二百餘年的南北分裂局面。江南書法名家如歐陽詢、虞世南皆北上仕隋,江南建康具有的文化中心的地位隨之消失,而全國統一之後的主流書風仍是南朝書法。

劉濤|1953年生於湖北省武漢市,畢業於武漢大學歷史系,任教中央美術學院,主要從事書法技法教學、書法史研究。著有《古今同觀》《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書法談叢》、《中國書法史圖錄解說》、《極簡中國書法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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