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青塔（ID：cingta-com）
1949年，我國研究生在學人數僅為629人，到2020年，這一數字已突破300萬。70多年來，我國研究生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研究生規模位居世界前列，基本實現立足國內自主培養高層次人才的戰略目標，踏上了由大到強的新徵程。
在研究生教育大踏步發展的今天，研究生培養質量成了大家關心的重要議題。
博士四年制已成國內高校主流學制就在前不久，中國傳媒大學召開研究生教育會議，大刀闊斧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延長博士生基本學制成為此次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一大亮點。
其實四年博士學制並非中傳首創，在此之前，國內已有諸多高校包括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都相繼開始了延長博士學制的探索。目前，在我國42所“雙一流”建設高校中，共有29所高校實行四年博士學制，7所高校實行3-4年彈性學制，博士四年學制已成國內高校主流學制。
改革開放之初，社會建設急需人才，我國博士生教育肩負著“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歷史使命，教育部規定博士生的學習年限為2-3年。
雖然培養出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當時的人才空白，為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但隨著研究生規模的擴大，我國研究生培養重心開始轉移，更重視研究生培養質量，1986 年底，博士學制放寬至3年。
步入21世紀後，我國博士生教育基本已實現依靠自身力量、持續穩定地培養國家經濟社會建設所需的高層次人才，對研究生培養質量也有了更高要求。教育部放權，允許培養單位根據博士生培養的實際情況和高層次人才培養的客觀規律，對博士生學習年限實行彈性化、靈活性處理。
從歷史程序來看，我國博士學制改革呈現出不斷延長的趨勢。學制改革的背後，是對研究生培養規律的尊重。
圖|1978年，研究生制度正式恢復。
延長博士學制，真的能緩解延畢率嗎？各大高校對四年博士學制青睞有加的背後，是居高不下博士延畢率在“作怪”。
廈門大學在官方檔案《關於將我校博士生學制由三年延長為四年的說明》中直言：“我校博士生準時畢業率偏低，按時畢業率不到40%，學制改革勢在必行。”
無獨有偶，不少高校在學制改革前也面臨著博士生準時畢業率低的難題。上海某高校2004年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該校博士生能在3年內畢業的僅為10％，近九成學生延畢。事實證明，三年的學習時間已明顯不適合博士生培養，延長學制將成為國內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改革的必然趨勢。
博士生延畢情況嚴重，科研成果和論文發表未達到畢業要求可能是最大原因。論文是證明博士生科研水平的重要科研成果，不少高校都對博士生在校期間發表的SCI或EI論文的數量和級別有要求，這是進入學位答辯程式前的必要前提。
沒有量化的學術產出要求，就容易滋生學術腐敗，但對發表論文數量要求太多、發表期刊要求太高卻有可能矯枉過正。如廣東某高校，要求博士生在校期間要達到“四個至少”：至少有一篇英文論文發表、至少一篇論文被三大索引收錄、至少一篇論文署名第一作者、至少一篇論文以該校在校博士生身份。
還有高校規定，理工科博士生必須有一篇論文被SCI或EI收錄，博士擴招後，僧多粥少，在版面有限的指定刊物發表學術論文的競爭壓力更大，難度也更大，嚴重阻礙了博士生們的畢業程序。
科研是一項慢工出細活、耗時間的事，三年的時間就想博士生們做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真的不太夠。明面上整3年的博士時間裡有近1年的課程學習時間，真正專心用於科研的時間其實只有一兩年。且投入並不一定就有成果回報，尤其理工科博士生科研任務重、實驗要求高，但科學研究結果不確定性強，一旦實驗預期達不到效果就有可能因此延畢。
延長學制後，學生能有更充足的時間進行科研訓練、蒐集材料和撰寫學位論文，學習及科研心態放穩，才更有可能發表優質文章，就業時也能擁有更多優勢。
延長博士學制治標不治本延長博士學制是緩解延畢率的一劑救急猛藥，但必須明白的是，學制調整並不能直接改善延畢情況。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關鍵，還得從博士生的培養方式和考核標準入手。
對比中美兩國的研究生培養情況就會發現，美國博士生的培養週期並不比中國短。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資料顯示，2017年美國博士按照RTD統計（注：從正式開始研究生學習到獲得博士學位的實際學習時間）的修業年限中位數為5.8年，人文科學學科博士生按照RTD統計的修業年限中位數高達7.1年。
同樣是延期畢業，中美博士生們的心境卻截然不同。美國的博士生們可以“說走就走”，而國內博士即便有著65%的延畢率也一定要“死磕到底”，不拿到博士學位誓不回頭。
為保障教育質量與水平，美國製定了嚴格的博士生篩選和淘汰制度。美國博士生教育分為兩個階段，前2年進行大量課程學習，旨在加大知識深度與廣度。此階段結束時有中期篩選考試，透過者才能進入論文階段，未透過者將失去研究生培養資格。
嚴格的篩選和淘汰機制導致美國博士生流失率一直居高不下，較大比例的學生在讀博早期就選擇主動退出。這一淘汰機制雖然殘酷，卻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研究生水平和質量，避免博士生們耗費了昂貴的時間成本，卻在讀博的最後階段才發現自己不適合科研，及時止損。
“離開”也並不意味著“讀博”之路就此終止，而是此路不通的變通之選。由於北美高校的研究生採取“貫通式”培養，即本科畢業生就可直接申請博士，那些“中途離場”的博士可以在本校收穫碩士的補償學位，如果還想繼續讀博，完全可以憑藉之前的經歷轉學申請重新讀博，這些保障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學生讀博時的心理壓力，學習及科研心態也比較從容。
博士生分流淘汰制度作為博士生質量保障的一項重要舉措，早於21世紀初便引起我國高校的重視，但政策引入後卻明顯水土不服，出現了“學生不願退，學校不敢清”的局面。
儘管近年來，高校清退博士生的訊息已不算新鮮，但國內高校所淘汰的博士研究生多為未在最長學習年限內完成學業的學生，而並非在培養過程中不合格的學生，寄希望於以末尾淘汰的制度來提高研究生質量，只能是本末倒置。
沒有必要保證所有的博士生都順利畢業，要知道，博士生的培養資源是稀缺的，尤其近10年來隨著我國高等教育規模的大幅度增長，高校的辦學師資、教育經費明顯緊張起來。
質量始終是研究生培養的唯一落腳點，“嚴進嚴出”應是高校管理的常態，這既是建設人才強國的重要基礎，也是大學嚴謹治學的應行之義。
我國研究生教育的探索從“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到“給予人才更多科研自主時間”，學制改革的背後，是對研究生培養規律的尊重。
但要想培養出高質量的人才，如果只是簡單地延長學習年限，治標不治本，要給予研究生更多科研時間、更妥善的後勤保障條件、更科學的篩選和考核機制，讓他們能沒有後顧之憂地投入到科研生活中。
關於博士生的培養，我們要學習的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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