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加德滿都9月9日電 尼泊爾第七屆“大使杯”漢語比賽決賽9日在加德滿都舉行，標誌著整個賽事順利落下帷幕。
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文化處主任張冰，尼泊爾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尹坤松，北京外國語大學尼泊爾語教研室主任、尼泊爾研究中心負責人邢雲，尼泊爾尼中文教協會秘書迪利普以及各校校長代表、漢語教師志願者、參賽學生等共100餘人參加該活動。
本次“大使杯”漢語比賽由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主辦，由尼泊爾尼中文教協會和尼泊爾國際漢語教師志願者之家聯合承辦。來自尼泊爾加德滿都大學孔子學院、CRI孔子課堂，尼泊爾國際漢語教師志願者之家所屬中小學共計120名學生參加了預賽。經過層層選拔，中、小學組各有10名學生進入決賽。決賽除了考察選手的漢語知識、中國文化知識外，還重點考察選手的中文主題演講能力。
張冰在致辭中表示，尼泊爾學生學習漢語有著重要的意義。尼泊爾和中國是好鄰居、好夥伴，而尼泊爾學生又是尼泊爾未來的希望。他們透過學習漢語，能夠更好地認識和了解中國，從而架接起尼泊爾和中國友誼的橋樑，這對進一步促進中尼友誼發展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在決賽中，選手們透過聲情並茂的中文演講，表達了他們對於中國的認知和喜愛。從對中國故宮、長城等名勝古蹟的嚮往，到對中國美食的熱愛，再到對中國傳統節日的欣賞、對中國古詩詞的吟唱，選手們為觀眾奉獻了一場精彩的表現。
經過激烈競爭，來自普瑞亞昆嘉學校的SAURAV ADHIKARI(胡克)和來自珠峰英語學校的卡爾基分別獲得小學組和中學組一等獎。
學術界有不可救藥的“百年病”。最近的新文化運動百年便催生了不少研討會和筆墨債，大節目“文學革命百年”更是即將到來。據說思想史和文學史領域的老宿新銳們都卯足了勁，“文言”、“白話”、“國語”、“方言”這些話題，也要重新鬧猛一陣，真是讓人心潮澎湃。不過，容易忘卻的一個前提是，“文學革命”也好“國語運動”也罷，說到底也是語言學的問題。趁著這股“百年”的熱還沒退，抱著門外漢的心情，不佞最近接連拜讀了三部由語言史旁涉思想文化史的著作。
首先，是京都大學平田昌司[HIRATA Shōji]教授的
《文化制度和漢語史》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這部書看似作者不同時期的論文結集，內裡卻有著精密的結構設計，甚至可視作一部以漢語史鋪陳的中國思想史。最後四章《清代鴻臚寺正音考》《清代官話的制度化歷程》《光緒二十四年的古文》《眼睛的文學革命・耳朵的文學革命》，主要關注近代官話的起源、古文的命運、文白交替和國語統一等問題，和我的專業比較接近，多年前就讀過論文版，姑且按下不表。第一至九章透過“閱讀韻書”來呈現漢語史和制度史（包括政治鬥爭）互為影響的歷程，實為精力貫注的大手筆。哪怕是對“東冬鍾江”“幫滂並明”毫無概念的外行，也值得硬著頭皮仔細研讀下去。
在全書開篇，平田教授即指出：“漢語很突出的特點可能僅有一個：堅持全用漢字書寫的原則，拒斥其他文字進入中文的體系裡，正字意識十分明確。”（前言第1頁）他所謂“文化制度”，包括先秦以來旨在“正字”（書同文）、“正音”（官韻和通語）的各種語言政策，到了隋唐以降，則主要體現為科舉功令。
制度強調整齊劃一、穩定有序，語音字型卻是五方各異、變動不拘。包括東亞諸國在內的漢字世界，古來就存在著“書寫語言統一性”和“各地語言多樣性”的對立。作為方言學者，平田教授當然要區分書面語和口語的不同：上古時期，華夏貴族和戎狄貴族在書面語層次都遵循“書同文”的原則；在口語層次，則分別展開了“華夏通語/華夏方言”和“華夏通語/戎狄方言”的雙語實踐。較之通常漢語史論著強調漢語音韻學受外來影響而起，平田教授更注重文化史的轉進：隨著造紙技術的發展和書籍的普及，口耳相傳的授受轉變為著之竹帛的閱讀，正是反切—音韻學出現的背景。音韻學在六朝文學講求聲律的訴求下發展起來，其描寫物件是詩賦等書面語，勢必會在體系化過程中逐漸脫離蕪雜多變口語音系，表現出對於統一“正音”的追求。就此而言，音韻學的嚴密體系正是站在“書寫語言的統一性”一邊，來調控“各地/各時語言的多樣性”。
“維護傳統制度與適應語言演變，兩者的抉擇成為傳統語言制度的難題，到二十世紀都可以發現其遺蹤。”（前言第7頁）這個充滿張力的結構當中，制度的約束力和規範力尤其重要。正是隨著唐宋時代以詩賦為中心的科舉功令之奠定，“正字”、“正音”的追求才得到了制度化保障。在“古禮”等物質性文化消逝的近世，“必須建立‘非物質性文化’（家族觀念、漢字漢文漢語）的理論典範，作為‘中國’觀念的過濾裝置，科舉制度在文化史上起過極大的作用。”（第3頁）科舉維繫了字型、字音、詞彙、語法、文體的同一性，成為構建文化認同的重要因素。科舉制度下的“正音”理念，作為一種國家行為，往往會和“古”、“雅”、“士庶”、“土中”、“京洛”等文化想象結合在一起，不同的“正音”方案，還可能引起文化權力和政治利益的爭奪。
“正音爭奪戰”的外在體現正是韻書地位的變化。比如，唐代功令以隋陸法言《切韻》為押韻標準。一般認為，《切韻》音系以南方士大夫的雅言、書音為基礎，折衷南北異同而成，主要運用於近體詩賦。但唐代以來，卻不斷有人指責《切韻》受“吳音”汙染，欲恢復五胡亂華之前的“古音”。與此相關的現實問題，則是科舉所採的《切韻》音系，並不符合唐代受關中方言影響計程車族口語；中唐以後北方方言音變加劇，南方方言更近《切韻》，造成南北科舉的不平等。由此，是否認同“切韻”，便成為折射南北文化和政治權勢升降的一面鏡子。（第二章《〈切韻〉與唐代功令》）
“韻書也離不開一代風氣所向，可以當文學史的材料來讀。”（第53頁）南人在詩賦上先天的音韻優勢，北方方言入聲韻的弱化，辨別平仄和押仄韻難度的增加，促使更多北人從事旨在以“北朝文學觀打倒南朝文學觀”的古文運動和古音之學。從中唐到明代，文學上覆古意識和古文運動的興起，以及道學傳統的深化，為“反《切韻》”運動提供了持續動力，外化為從詩賦到經義的科舉變革。受道學傳統影響的“辨體”和古文古詩的“辨韻”意識交纏在一起，最終形成古文賦頌用宋明人擬想中的“古韻”，律詩、律賦用所謂“沈韻”或“律韻”（即平水韻）、詞曲用“中州韻”的多元並行押韻格局。（第三章《〈廣韻〉與〈集韻〉》、第四章《唐宋科舉制度轉變的方言背景》、第七章《音起八代之衰——復古詩論與元明清古音學》）
宋、明兩代深受外族威逼，“華夷之辨”自是士大夫重要關切，亦體現於韻學趨向的變化。自唐人疑《切韻》不古，宋儒指出《廣韻》、《禮部韻略》分韻亦是“吳音”，內含胡人、佛教的影響。結合自古以來的“土中”觀念和“京洛音”想象，宋元之際遂有“中原雅聲”之說，至明代更出現了多種被界定為“中州”、“中原”音韻的韻書。然而，平田教授卻明確指出，所謂“中原雅音”有極強的想象成分在內，“是一種理論上的，‘韻書起於江左’以前的‘古韻’，並不等同於宋元中原地區的現實語言”，“它指向的目標不是現實的北方口語音系”。（第99頁）透過辨析元明“中原雅音”類韻書的兩派（主要分歧在於是否儲存全濁聲母，入聲獨立還是派三聲），分別了“儒林系雅音”和“曲家系雅音”。前者深受江南道學傳統影響，強調清濁四聲框架和古韻韻例、等韻類別，針對胡音的威脅，具有一定的建構性；後者則以唱曲的實際語音系統為基礎。此外，在異族入主的元、清時代，面臨蒙古“國字”、滿洲“國語”“國書”、拉丁字母（金尼閣《西儒耳目資》）的挑戰，士大夫又自有一套在華夷音韻之間調適的理論，或謂“蠻音反存有古音”，或以“天地母音”統合內亞帝國的“多語種網路”。總之，圍繞作為科舉標準的韻書和聲韻體系的辯論，“古今”、“南北”、“華夷”、“中外”等話題持續發酵，充分展現了近世中國“想象共同體”構建的複雜性和多元性。（第六章《“中原雅音”與宋元明江南儒學——“土中”觀念、文化正統意識對中國正音理論的影響》、第九章《韻嚴“華夷”之辨》）
平田教授此書網羅放失舊聞，注重版本辨別，許多論斷基於專業的方言學、音韻學統計和分析，言之有據，最見功力；卻又筆調風趣，精義時出，讓人目不暇給。以上只能鈔撮一些有所感的段落，略表淺陋的心得，深恐自己的微薄學力不足以駕馭。他日若有機會，當另作專業書評來介紹。在此書“後記”中，作者提到自己深受橋本萬太郎[HASHIMOTO Mantarō, 1932-1987]
《語言地理型別學》
一書的影響：“橋本先生把古代漢語向現代漢語‘縱’的演變跟漢語南方方言向北方方言‘橫’的演變互為驗證進行考察。……1987年橋本先生因病英年早逝，當時筆者在山口大學工作，想想應用《語言地理型別學》，以漢語方言‘橫’的多樣性去解釋中國文學‘縱’的演變如何？”（平田書第321頁）讀書尚友古人，有太多偶然的際遇，因平田教授此語，我又去看了在語言學界享有盛譽，卻少為外行人所知的《語言地理型別學》（餘志鴻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初版，筆者所用為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的再版本）一書，方知壺中天地竟如此廣闊。
也許從漢語史專門的角度，今天看來，橋本在“細節上的謬誤數不勝數”。但他挑戰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以來區分“共時”和“歷時”語言研究方法的雄心，卻又是當年許多專門學者所不能有或不敢有的：“語言學家舊有的知識過分依賴印歐語發展資料了，印歐語自古以來分散到歐亞各地，許多語族各自獨立地發展。但是，世界上的語言並不都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尤其是東亞大陸語言的發展，基本上是由東方文化中心地的語言緩慢地向同化周圍語言的過程。因此，語言結構的歷史變化和地域推移的對應相當整齊。”（漢文版前言，第XIV頁）從印歐語的“分散”到東亞大陸語言的“同化”機制，正是在深刻體察語言特殊性的基礎上，他提出語言史研究縱軸（歷史）和橫軸（方言）結合的觀念，空間上的共時對立正是歷時語言推移的投射。
所謂“語言地理型別學”，針對的正是十八、十九世紀以“印歐語”構擬為中心的“歷史比較語言學”。橋本在歐亞語言型別中分出“畜牧民型語言”和“農耕民型語言”。前者的特點是一旦分散後就趨向於孤立的發展；而採取“音韻對應”方法，不同分支之間可以比較出一些基本詞彙。東亞大陸的“農耕民型語言”與之不同，“總之以某個文明發源地為中心（我們暫且認為以黃河中游為中心）非常緩慢地同化周圍的少數民族應該是沒有疑問的”，“農耕民型語言由於被其中心語言的同化和不斷借用，要想闡明這種同化的組合過程，採取印歐語用過的方法，即根據比較法來構擬祖語是非常困難的”。（第4頁）
不同的語言發展型別，更涉及到背後的一整套關於文明起源和國族起源的思想史預設：“農耕民型語言與畜牧民型語言不同，它需要首先假設本來就有著各種各樣的不同語言。各種語言後來被同化為一種語言”（第6頁），因此並不是像最初歷史比較語言學所擬想的“古印歐語”那樣的單一起源。“農耕民型語言，由於原先並不相同的語言逐漸被文明中心地的語言同化，因此在詞彙中出現了‘奇妙’的現象：抽象詞彙、文化詞彙都能看出它們的一致性，而被認為不易變化的親屬關係、人體名稱等方面的基本詞彙反倒存在差異。”這種同化推移的模式，是過去以印歐語為物件的“譜系樹”說和“波形擴散”說都無法解釋的現象。而且農耕民型語言的模式也表明，所謂“漢語”從來都不是本質性的存在，所謂“漢語方言”只是中心語言不斷同化周邊語言的產物。在分析句法結構“順行”和“逆行”在東亞大陸上南北分佈的時候，橋本指出：“連結‘南’（南亞諸語）、‘北’（阿爾泰語）的漢語，直到近年才查清它的言語結構決不是等質的。漢語在亞洲大陸語言型別特徵的分佈中，成為一個由南向北有機聯絡的重要組成部分。”（第41頁）其後則是數千年來由北向南的民族遷徙，今天所謂“漢族”、“漢語”既是“漢”又不是“漢”。（第149頁）
由此回看晚清思想史上的國族共同語建構問題，即便是主張“齊物”如章太炎，實亦深受歷史比較語言學影響。其《新方言》欲用《說文》來還原方言的語源字根，進而構造更高層次的“言文合一”與“統一民言”，恐怕仍是參照了歐西學者擬構“古印歐語”的方案。章氏要按理想構建一個本質化的“夏言”或“雅言”，設想各種“鄉土異語”存有“古字古言”，都從這個祖語中分散而出。（參見王風《章太炎語言文字論說體系中的歷史民族》）橋本指出：“越是基本詞彙差別大的‘方言’，其實本來是不同的語言，只是後來其詞彙的大部分以及句法和音韻系統完全被中心語言同化了；現在作為該中心語言的‘方言’，僅僅在非常基礎的詞彙和部分構詞法裡還有若干它的本來面貌的殘餘。”而針對章太炎式的把方言詞透過“音轉”方式還原到《說文》的作法，橋本反問道：“難道一個字一記載進漢文古籍，就統統都算是漢語詞嗎？這樣所稱的‘漢語’到底是什麼漢語？我們所要闡明的是，為什麼‘骹’字、‘刣’字分佈在中國南半部，在北半部如此之少，正如‘江’字在南方而與北方的‘河’相對。這正是我們在考慮的——漢語究竟是怎樣形成的。”（第158-159頁）語言的“同化”並不能證明“親屬”關係，正如日語、朝鮮語大量借用漢語詞，但即便從比較語言學的區分來講，它們也屬於截然不同的語系（第160頁）；類似的觀點，同樣適用於觀察文明的生成。從橋本到平田，二者都傾向於用“橫向”（南北）的視角補充已有的“縱向”（古今）敘述，在“同化”多源語言而形成“漢語”的過程背後，是關於何為“中國”、何為“漢”的質問，是“中國”與“漢族”如何在共時和歷時兩條軸線以及想象和現實兩個維度上生成的故事。
從以上論述可以發現，漢字在維繫“中國”乃至整個東亞文明認同過程中，有著關鍵性的收束作用。然而時至近代，西力東侵之下國族主義和科學主義抬頭，中國周邊的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紛紛出現廢棄漢字的論調；即便在中國內部，自晚清到1950年代，漢語拼音化和廢棄漢字的路線也得到了相當程度的認同。這樣一股“廢止漢字”的近代化潮流，首先在幕末明治時代的日本開啟。我要介紹的最後一本書，安田敏朗[YASUDA Toshiaki]的
《漢字廢止的思想史》
（平凡社2016年版）即是關於這一段歷史的研討。
與橋本、平田二氏不同，安田敏朗並不是那麼專業的語言學者。他的著作如《帝國日本的語言編制》（1997）、《“國語”與“方言”之間：語言構築的政治學》（1999）、《“國語”的近代史：帝國日本及其國語學者們》（2006）等，主要關注近代日本國族構建過程中，對於“國語”和“方言”的塑造。琉球、朝鮮、日據臺灣的語言問題，是他常舉來說明殖民地與帝國關係的例子。相對來說，安田的研究比較缺乏語言學內部分析，更擅長按照思想史的既有命題，展開關於語言政策和語言學者的外部描述，略給人以蜻蜓點水、浮光掠影的感覺。比如這冊《漢字廢止的思想史》，就按照思想史主題分成以下數章：1、《如何把握漢字廢止、限制論》；2、《“文明化”的思想》；3、《競爭的思想——國際競爭與產業合理化之中》；4、《動員的思想——效率與精神之間》；5、《革命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所謂“應世”》；6、《草根的思想——“昭和文字”的射程》；7、《總體戰下的思想戰——圍繞標準漢字表的攻防》；8、《敗戰後的種種》。
日本自幕府末年前島密（1835-1919）提出《漢字御廢止之議》以來，關於1）漢字存廢，2）採用漢字假名混淆文、純假名還是羅馬字，3）假名使用法，4）漢字限制等問題的討論就一直沒有停止，被稱為“國字問題論爭”——近代國家應該採用怎樣的字型字形，這一問題似乎可以安放科舉功令“正字”、“正音”傳統的延長線上來考慮。安田從明治年間的文明論、社會進化論出發，歷數大正、昭和時代的產業化、軍事動員、馬克思主義興起、戰時“大東亞共榮圈”意識等思想潮流，考察漢字存廢論在其中的位置，並與晚清以來中國讀書人的文字改革論相比照，不無可資參考之處；更不用說近代以來中國的語文變革，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擁有“同文”之便的日本經驗的引導（或誤導）。
就漢字圈而言，可能“文”的傳統更需要突出。透過語言史來折射思想映象，似乎有點曲折，時或得不償失，卻有助於我們拓展思想史的工具和視野。三部著作的作者都來自日本，立腳點有所不同。安田主要就近代日本自身的問題作檢視；橋本雖以漢語史為物件，卻是針對索緒爾以來普通語言學的傳統。惟有平田教授是在中國史的論域中考慮問題（雖然他謙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見平田書第324頁）。值得一提的是，他這部中文著作並非假手象鞮，而是自己用中文寫成；其簡淨明朗的學術文體，也著實可觀。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繼承了內藤湖南、狩野君山、鈴木豹軒諸先生以來“京都中國學”的好傳統。
(1970-01-01)
漢語的使用歷史悠久，是世界是難掌握的語言之一。所以，近代以來，曾經以漢語為主要表達工具的國家和地區，相繼廢除了漢語，如韓國、越南等。其實，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作為漢語發源地的中國，差點也把漢字給廢除了。
十九世紀末的中國，正發生著歷史大動盪，由於中國的貧弱、腐敗，外加西方的殖民、侵略，使中國人開始不斷反思國家落後的根本原因。社會精英們思考的最終結果，漢字才是中國腐敗落後的根源，所以，廢除漢字的聲音此起彼伏。
最開始人們還是隻想著廢除文言文，使用白話文，後來，更激進的的做法是直接廢除漢字，改用拉丁化新字母。其中的代表人物都是大名鼎鼎的時代名流。
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時任北大教授的錢玄同老師談道，“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須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
錢玄同是浙江旺族，吳越王錢鏐之後。浙江錢家，是人才倍出，他的兒子錢三強和兒媳何澤惠也都是中國近代科學界的巨人。
被稱為時代鬥士的魯迅，更是發出了：“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吶喊。他說，“漢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終將廢去，蓋人存則文必廢，文存則人當亡。在此時代，已無幸運之道。”，“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能自己死。”
陳獨秀也強烈地主張廢除漢字，“中國文字，既難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
既然要“廢滅漢字”，就要找一種文字來替代漢字，1920年代趙元任提出國語羅馬字，1930年代瞿秋白提出拉丁化新文字，還有錢玄同主張的直接借用世界語，其本質都是想用字母文字來取代象形會意的方塊漢字。
拉丁化新文字倡導者主張以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漢字，除因為“方塊漢字難認、難識、難學”外，其最大理由就是認為幾千年來漢字只為封建貴族服務，而不是為人民群眾服務。即“中國漢字是古代與封建社會的產物，已變成了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工具之一，實為廣大人民識字的障礙，已不適合於現在的時代”。“要造成真正通俗化、勞動大眾化的文字”，“要採取合於現代科學要求的文字”，使文字更好地為人民群眾所利用，是拉丁化新文字倡導者的主要目的。
上世紀40年代，著名語言學家胡明揚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時就曾留下過一段難忘的記憶。他記得，當時英國老師用威妥瑪式注音點名，當叫道“槍槍槍”時，半天沒一個人回答，後來才有人反應過來，原來是在叫張長江。“槍槍槍是誰？我們誰也不知道。其實，威妥瑪式裡‘槍’、‘張’、‘江’都是一個拼法。張長江，就變成了‘槍槍槍’。”不僅如此，民國重要人物蔣先生還曾被拼為ChiangKai-shek，翻譯過來就是“常凱申”，讓人哭笑不得。
廢除漢字是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不是一天兩天所能完成的，所以，許多設想只是停留在想法上，要是真的實行了，漢字所承載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意義就會毀於一旦。
從人類的文明史來看，對一個民族而言，有兩種危機的爆發稱得上是“最危險的時候”：一是遭受侵略，是謂亡國之險；一是文化衰微，是謂亡種之虞。而相較於因外族侵略引發的亡國之險，因文化衰微而引發的亡種之虞其實更為堪憂，也更為可怕。而當時的中國，這兩種危機同時並存。可謂中國距離亡國滅種僅有一步之遙。
後來的後來，是“文字改革”拯救了漢字，漢字改革——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漢語拼音及漢字簡化，確實給現代人識字帶來了方便。“沒有錢玄同等前輩鍥而不捨的追求，也許我們今天還無緣享用漢語拼音和標點符號之恩澤。”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花格襯衫”：媽的，用英語，俄語，法語……說段相聲來聽聽。
網友“玉兔”：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精髄漢字·誰想改挽·我們決不答應·想放棄自已文化的敗類請你自己處理·別髒了我們的手
網友“寒江獨釣”：我覺的小學生識字的時候慢慢加入繁體字。不一定要考，但要一點點的認識繁體字。
網友“U159392799”：文中說到的這些人，沒有一點民族自信，自卑地就差點羞於自己是中國人了，不知道象這等敗類，人們推崇他們的是什麼？
網友“U156320154”：都是漢奸，漢奸亡我之心不死啊
網友“卡不奇諾”：文人多流氓，又喜牌坊
網友“Bigod”：鄙人覺得，首先，漢字廢除是可笑的，漢字是整個中國文化的靈魂，廢除漢字就等於否定中國文化，沒有中國文化還有中國人嗎？其次，漢字簡化是利於文化普及，便於交流和學習。這邊不影響文化傳承，因為，對於愛漢字的人而已，他們不會為漢字有簡繁而感到苦惱。最後，漢字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是藝術的文字，她的美沒有任何其他語言可以企及
網友“U60275344”：那些叫嚷著去漢字的文人，實則要亡我華夏文化傳承之根基，罪惡歹毒，其心可誅。
網友“Bigod”：漢字的簡化到底是利還是弊？鄙人認為是利，並認為若是那些古代大家文豪在世也會這般覺得。有人說化繁為簡是背棄祖宗，我不想直應，只問幾個問題。東漢後，人們改篆而用隸，是數典忘祖嗎？晉時，行楷草成形，少有寫隸書的，是數典忘祖嗎？後今草盛行，幾十劃的字兩三筆帶過，是數典忘祖嗎？當今社會，用電腦打字而不用手寫是數典忘祖嗎？
網友“職業噴客”：魯迅吃屎
(2017-08-01)
你應該慶幸沒生在外國，不然學漢語的你會瘋掉
很多小夥伴都認為學英語是件痛苦的事情，被虐來虐去還無法反抗。其實相比博大精深的漢語而言，英語真的不算什麼，看看這些取漢語名字的外國人就知道了。
為了學會“回來”和“出去”，真是苦了你了。
乍一看這個名字還挺高達上的，不過為什麼總覺得有股婦炎潔味兒呢？
少林寺？夥計，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你的兄弟裡面有沒有叫住持的？
小蝴蝶？一想到要對一個摳腳大漢叫小蝴蝶，我就一激靈
~
又稱王又稱霸的，關鍵還很有膽！不錯，這名字很厲害！
嫦娥？想到螢幕的對面是八戒我就感到害怕！
你的朋友中有沒有什麼奇葩名字呢？我見過最奇葩的就是一個叫天使大寶貝的明星，有種數碼寶貝進化出天使獸的感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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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李明”：然而在學英語的我一樣瘋了。
網友“慕容千尋”：我很慶幸我掌握了這個世界最難學的語種
網友“flysky”：我靠，我要是生在國外學什麼漢子
網友“U05039197”：漢語在未來將會是唯一的語言，這是科學的，因為漢語幾乎不需要再發明新的字，只需要不停的重組就可以滿足所有所有新生事物的闡述，這可以節約很多儲存空間
網友“Q452234637”：我為我是中國人而驕傲！
網友“黑桃Q”：最難的不是韓語嗎？所有字元長的差不多，讀起來都是“汪汪汪”
網友“U27776677”：有一種閱讀理解叫魯迅節選
網友“U141966650”：美國人考中文的試卷，我們中國人也做不了滿分，mmp那些題簡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難，一個拼音折騰半天，純屬脫褲子放屁，什麼繁體，等等，就如同中國人做全英文試卷一樣崩潰
網友“Mafu521”：我看到了尤里和伊麗莎白。。
網友“U120287777”：有一種東西叫文言文和高考作文。
(2017-08-19)
【編者按】
“外國人在中國大學裡學漢語，還趕不上在外國大學裡學漢語。國內不要一廂情願以為自己肯定在對外漢語教學上肯定有優勢。”看到這段話，不知國內讀者怎麼想，會不會有“完了完了”的感覺。中國大學教育近年來雖然備受攻擊，但在中文方面，特別是中文教學方面，好歹還保留著民族自尊與學術自尊。這一次對中國教育來說，大概算是底線被擊穿了吧？
現在北京大學工作的陸揚（@雲中上師）昨天上午的一條微博引起廣泛討論：“幾年前耶魯校長推動耶魯北大專案，讓耶魯學生在北大學習，這專案兩年前被 耶魯單 方面終止。終止原因好幾個，該專案負責老師曾告訴我一大原因是對北大對外漢語課程不滿意，耶魯學生普遍抱怨在北大上中文，回到耶魯趕不上同級的課程。”
@雲中上師 的微博。
據報道，兩年前，耶魯大學國際和職業體驗負責人說，該計劃申請人數一直很少，到2012年只有四名耶魯學生報名。校報並引用校內一份報告指，北大的中文課程不嚴格，耶魯歸來的學生，反而落後於美國的校友。
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巨大的諷刺。美國高校的北京專案一直爭議不斷。早在2007年底，耶魯大學與北大曾鬧出風波，時在北大兼任的耶魯生物學教授發表電郵，致修讀其課程的北大全體學生，指從學生到老師，北大學術抄襲、剽竊學術成果行為普遍。
教學質量有問題？
撇開學風不說，教學質量本身就是一大問題。
復旦大學教授嚴鋒在微博評論道：“外國人在中國大學裡學漢語，還趕不上在外國大學裡學漢語，這聽上去很荒唐，但確實是有可能的，因為國外的漢語教師可能更瞭解外國人的學習特點，課程更有針對性，也更密集量大。所以國內不要一廂情願以為自己肯定在對外漢語教學上肯定有優勢。”
同為復旦教師的金雯也認為：“國內大學課程太多，每門課強度太低。”
在南京大學任教的但漢松評論說：“中國學生有點怪，如果是在本國讀書時閱讀量大就會覺得該老師故意刁難，如果出去留學時外國教授一週幾百頁佈置下來就歡天喜地，美滋滋地想：‘果然還是國外教育質量高啊！’”
說到這個問題，現為廈門大學教師的張治倒起了苦水：“我上課一週佈置閱讀材料不足200頁，大批學生抱怨吃不消。沒有競爭力。但老師如果下功夫在上面施壓，只有自己吃虧。苦幹窮幹，最後學生評你個教學質量差。聰明的中文系老師上課就教大家當憤青或是談戀愛。教得小孩兒們一水兒的自我感覺良好，自己還得了個有性情的美譽。”
網友“滑籍美人”根據自己的經驗，也指出了中外學生的不同：“自我感覺良好的人太多了。個人經驗：我在美國做學生的時候，學都來不及；在中國做老師到現在，難得有機會碰到一個學生值得一教！”
網友“fateface”則對耶魯的中文教學專案稱讚有加：“耶魯的中文教學專案非常好，他們自己的編的教材難度之大，進度之快，令人乍舌，但是真的很貼近生活，也很有趣。相比之下，國內的對外漢語教學理念還停留在30年前吧。”
網友“白馬賀蘭” 提到，不單是耶魯在北大的漢語教學專案存在問題：“芝大北京中心專案也有這個問題，據說人大提供的漢語老師不是很認真，學生們回到芝大跟不上。” 網友“阿蘭朵12”更是稱“有美國同學去北京高校上過中文課，沒有UCLA好，課程鬆散很多”。而在中國反而學不好中文的情況“絕對有可能，如果你上過美國大學的外語課程，說下UCLA的日文和中文課程設定，基本上也是所有對學業要求較高的美國大學的外語設定：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上一小時語言課程，每天都有功課，每星期都有測試。課程緊，功課多，要求高，基本每天要花兩三個小時學習。”
陸揚這條微博令人不禁聯想不久前的燕京學堂風波。但漢松如此說道：“如果燕京學堂開門迎客，不僅是語言課程會讓美國名校本科生有落差，很可能是中方教師在專業課上會讓他們覺得‘吃不夠’，‘強度太低’，‘作業太少’，這直接讓他們有危機感，擔心回美國後無法趕上其他人的進度。一邊是北大師生抵制燕京學堂，一邊很可能是未來這個專案難以招到優質美國生源。”
網友“晚上喝六顆”把問題引向了native speaker這個方向：“美國大學像漢語日語韓語全是native speaker在教。”但“櫻桃貓丸子”則強調說這並非關鍵因素：“level低一點的課，特別一年級的課，是不是native speaker其實不是最重要的，語言教學並不是是個說母語的就可以教好，教學方法和經驗都很重要。我在日本上的日語課就不如在斯坦福學的好。”——這下，連日本的日語課也躺槍了。
專家：需要拿出事實依據
網友眾說紛紜，究竟孰是孰非呢？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採訪了華東師範大學對外漢語學院院長吳勇毅教授。
說到北大針對耶魯學生開設的對外漢語課程，吳教授表示，他對該專案不瞭解，無法評論，同時，他表示，常態化的對外漢語教學專案，和短期的對外漢語教學專案是不一樣的，究竟是專案本身出了問題，還是由於其他原因導致教學效果欠佳，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可能是因為該專案存在一些特殊情況”。
談到“成功的對外漢語教學應該具備哪些條件”這個問題，吳教授說：“首先，從學習者的角度來講，必須有學習的需求和學習的動機。其實有些學生是沒有這個需求和動機的，比如，很多華裔學生是被父母逼著學習漢語的，他們的內心真實想法可能是：‘我在美國待著不是挺好,幹嘛要學漢語？’於是對學習漢語很牴觸。其次，則涉及師資、教材等辦學條件，有了好的教師、好的教材、好的教學法，三者很好地協調起來，加上學生有足夠的動力，自然就可以學習得很好。最後則涉及外部環境這個問題。如果能夠外部環境能保證學生沉浸在漢語之中，也可以促進學習效果。”
從這幾點出發，吳教授說：“國內有很多非常好的對外漢語教學專案，在中國學習漢語，大的環境可以提供很多學習上的幫助，中國的文化、中國的環境是能夠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的。老師要做的，無非就是以合適的方式進行教學，讓學生在學習方面更加具有自主性。”
對澎湃記者提到的網友的諸多評論，吳教授表示，如何評價國內的對外漢語教學，需要拿出事實依據加以客觀分析，不要一棍子打死，也不要全盤否定或者全盤肯定。
就國內的教材問題，吳教授說：“耶魯的教材質量如何，我不太清楚，但是國內有很多很好的對外漢語教材。就拿北京來說，北京語言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包括北大，都有不錯的教材。教材都有好、中、差之分，國內的教材不一定不好。批評國內教材的人，需要拿出一套客觀的標準出來。”
針對學習強度不夠的問題，吳教授認為，一般來說，國內不可能弱於國外，而且光籠統地談強度沒有意義，“強度怎麼認定，也要具體分析。首先，要看每週的學時有多久——光看學分還不行，不同學分的折算是不同的。除了比較國內與國外的學時，還要比較課堂的學習時間，以及課外的作業量，從這些指標出發，才能科學地比較國內外的對外漢語教學的強度。”
具體到耶魯和北大的漢語教學質量問題，吳教授說，光是從印象出發來談好與壞沒有意義，“至少要拿出可以比的指標”，“要看耶魯和國內的課程量有多少。正常情況下，耶魯學生的學習動機是很強的，他們課堂內可能‘吃不飽’，還會自覺地去做一些課堂外的練習。要看是否給耶魯學生提供了這樣的機會。一般來說，常規的漢語教學班一週有二十個課時，要比較教學效果，先得看每個單位課時學習了多少、練習了多少”。
有幾位微博網友對陸揚的回覆，恰與吳教授的上述觀點形成呼應。
網友“jiaguwen1899”肯定了國內環境對漢語學習的重要性：“學習方法問題吧？我認識的幾個美國漢學博士生，中文最好的幾個都是在中國學的，都娶了中國老婆，中文水平遠超美國同學。”
網友“楚狂糊塗如故”則從教材、課時、師資以及外部環境等角度發表了頗為內行的評論：“跟不上是因為教材不同且課時較少。若增加課時，且學生人數由10來人增加到65人的話，北大的對外漢語老師是否夠用？此外，耶魯學生申請該專案的人數從一開始就不曾達到校方預期，在動員教師到北京工作方面也存在困難，學生還抱怨單獨住導致缺少和本地學生交流的機會，這幾點都值得燕京學堂引以為鑑。”
網友“只能看到月光的金臺夕照”也對耶魯課程發表了個人感想：“上過兩門耶魯專案人文類課程的表示那兩門課程對美國學生和中國學生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有部分閱讀材料對中國學生不做要求。課是好課，但不知為何就算是對耶魯學生的要求閱讀量也沒想得那麼大，可能是因為要在中國開，本來就是縮水版。”
澎湃記者也電話採訪了陸揚。陸揚表示，他本人並非對外漢語教學方面的專家，不能就此問題發表評論。他推薦了兩位學者，一位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周質平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中文部主任），陸揚曾發微博介紹說，“普林斯頓漢語教學在周質平教授主持下是北美的旗幟，強呼叫中文思維，普北班現在是所有在華漢語專案中最成功的”，另一位，是香港中文大學的馮勝利教授，馮教授曾任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教授、中文部主任及哈佛北京書院主任，也是漢語教學方面的專家。澎湃記者將於近日聯絡兩位專家，帶來更進一步的報道。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歐洲澎友”：現在網上一批唯恐天下不亂的憤青，不調查不研究不動腦子，對什麼都敢發表自己的觀點，甚至噴糞！還記得新聞上澄清外國小夥摩托車撞大媽的事吧！只要是國內的，一邊倒的黑！國內混的不好，有種你在國外去待著啊，別瞎噴糞！不知道就不要亂講！
網友“浙江澎友”：國內漢語言研究水平與國外比也不容樂觀吧
網友“河北保定澎友”：這是典型的邯鄲學步:英語沒學好，漢語也沒學好。教育的悲哀。倆代中國人的悲哀。
網友“wap澎友”：媒體就喜歡這種東西
網友“2287837470”：不過說中國搞文字比國外差勁，搞歷史比國外差勁，真叫我有點措手不及，但是看看國外一個票友搞了一個文字網站嚇唬倒媒體一大片，隨便到街上問問看，知道什麼是羅王之學估計能問倒一大片這種情況下。也就可以理解了。我們缺少優秀的文化基礎性教育，和優良文化的傳播通道。
網友“客戶端澎友”：好的漢教老師 確實都出國了 有經驗的學者也少教漢語而是帶學生
網友“2287837470”：確實風聞過這種說法，好像是鄧小南女士提到過。相關專業的人士可能接觸的多而一般人士接觸少。而且幾個專業內部也有分別。像鄙人念一個普通二本歷史學，沒有正規的古漢語課程，主要是個人自己積累，另外再深入就是自己看一些文字學的書。而漢語言文學系有古代漢語課程。
網友“IANA澎友”：逗！許多人認為外漢語是語文課。
網友“劍秋”：不是對外漢語，是整個中國文學研究。其實中文來說德國顧彬，美國宇文所安，（不是華裔只是起中國名字）給國內造成壓力還只是一些。中國史的話，美國孔飛力，魏斐德，國內在世的學者是幾乎沒有比得上的。
網友“劍秋”：整個“漢學”即經學文學歷史，中國都不如人。這是持續百年多的狀況，現在還比民國時好多了，有近一二十年趕超搶回話語權的趨勢。（說起來潛意識覺得民國時大師比較多還真是奇怪）平時媒體為了民族自尊心不說，突然想起來但是怪嚇人的。
(197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