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老人記錄731部隊工廠苦難經歷
昨天是“九一八”事變86週年，家住瀋陽市鐵西區重工街的九旬老人胥金和，翻出一本筆記本。燙金的封面上印著鳳凰，翻開，是密密麻麻的圓珠筆字。
這一天，年屆九旬的胥金和重啟一段記憶：1944年秋天，“優級小學”畢業生胥金和，在家鄉黑龍江省肇州縣，被騙入哈爾濱郊區一處關東軍下屬工廠，成為“少年見習工”，從事軍用濾水器生產。這一工廠的上級部門，即為在中國臭名昭著的侵華日軍“731部隊”。
1945年3月，在付出左手三個手指截斷的代價後，胥金和在中國勞工幫助下逃回家鄉。從瀋陽市質監局高階工程師崗位上退休的胥金和，將這段親身經歷寫成文字，至今已經超過萬字。
“少年見習工”
胥金和出生於1928年，按照黑龍江老家的演算法，他今年已經90歲了。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東北三省淪陷。在胥金和的記憶裡，遠在黑龍江肇州縣大同鎮的老家，也很快被戰爭波及。最直觀的是，縣城裡的日本人漸漸多起來，穿著皮靴的日本兵開始在街上走來走去。隨之，教育制度也徹底“日化”。
九旬老人胥金和寫出上萬字回憶錄，記錄自己少年時被騙入日軍731部隊下屬工廠的經歷。
胥金和上萬字的“個人回憶錄”均由手寫完成。
1937年，偽滿洲國公佈新學制，仿照日本教育體制，學生從四年制的“國民學校”(初等小學)畢業後，即升入兩年制的“國民優級學校”(高等小學)。“優級學校”畢業後，可升入“國民高等學校”(中學)。
按照胥金和的說法，入讀國民高等學校，需要自行承擔學雜費及住宿費。對於普通家庭出身、無錢升學的學生來說，“優級學校”畢業即是學業終點。
胥金和也不例外。1944年，16歲的胥金和從大同鎮上的優級學校畢業。此時，這批畢業生正處在升學無力，找工作又年紀過小的境況。就在此時，一個人稱“宮藤”主任的日本人來到鎮上，為一座軍用工廠招工。
“當時說有工資、住樓房，還能學技術，我們一幫小孩就這樣連哄帶騙，被招進了廠，拉到哈爾濱。”胥金和說，直到進入這座位於哈爾濱郊區的工廠後，這群年齡最小13歲，總數30人的“少年見習工”才發現，現實並沒有承諾的那麼美好。
從哈爾濱城內的火車站出發，30個半大小子步行往郊區走。黑龍江的秋天已經寒風陣陣，胥金和說，自己越走“心越涼”，直到見到鐵絲網內的幾間小草房，他忽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三個手指傷殘
胥金和們的終點，是一處生產濾水器的工廠。入廠後不久，他從軍官口中得知，這座工廠隸屬於“日本關東軍駐滿洲第731防疫給水部隊”，日後臭名昭著的侵華日軍“731部隊”，其所生產的濾水器，在《日本七三一部隊罪惡史》一書中有所記載。
16歲的胥金和並不明白這些背景，他的直觀感受是，同樣在一座工廠內勞作，日籍工人待遇明顯好於少年見習工，後者的生活，相比於數量更為龐大的中國籍勞工，又要好一些。尤其到吃飯時，這種等級差異體現得尤為明顯：日本工人有大米飯和魚肉，中國少年見習工和勞工，只能吃小米飯和大豆湯；日本工人能夠睡在工廠宿舍，中國少年見習工和勞工只能睡在工廠外草房的涼炕上，“冬天不能脫衣服，冷”。
工廠裡，胥金和負責給日本師傅打下手。1945年3月，胥金和的日本師傅生病，駐廠日軍強迫胥金和上機操作。此前從未單獨作業的胥金和，在日本兵的“不做就打”的威脅下操作機器，僅僅幾分鐘後，手指頭就被軋入模具中，當場昏厥。
胥金和告訴新京報記者，被工友抬入工廠醫院後，日本醫生只是簡單做了包紮，便要求其繼續返回工作崗位。由於沒有得到妥善處置，十天後，胥金和受傷的手出現感染症狀。
如今，胥金和仍然時常會端詳左手，他沒有想到的是，這隻三個手指均有傷殘的手，最終幫助他逃出工廠，回到正常生活。
上萬字的回憶錄
受傷後的胥金和，仍然被要求呆在工廠內，並配合日本師傅工作。眼看著因為沒有得到消炎藥品，因感染而日漸腫大的手指，他覺得前途一片灰暗。
“再不出去，不截肢也得死在這裡。”胥金和告訴新京報記者，看守少年見習工宿舍的，是中國人，對自己遭遇都十分同情。在偷偷向家裡報信後，胥金和的一位叔叔來到哈爾濱“接應”。最終，在工廠內中國勞工的幫助下，胥金和趁著夜色逃離工廠，與叔叔兩人連夜趕回了肇州老家。
由於已經嚴重感染髮炎，胥金和的三個手指都被砍去一節。經過三個多月治療後，情況得到了控制。疼痛折磨了胥金和一輩子，他說，至今到陰天下雨時節，自己的手指還會作痛。
由於是偷偷跑出，胥金和一直呆在家裡。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他重又開始學習鈑金技術。1947年，胥金和在解放區法院工作，1954年調入瀋陽，成為一名法官。之後，胥金和進入瀋陽市質量技術監督檢驗局工作，並以高階工程師身份退休。
2004年開始，胥金和陸續將自己在731部隊下屬工廠的經歷進行記錄，“想起來一點就寫一點”。如今，這些用藍色圓珠筆，寫在一本筆記本上的回憶材料，已經超過萬字。此外，退休後的胥金和，收集了大量侵華日軍在東北的暴行資料。
胥金和說，每年到9月18日這一天，自己都會將回憶錄翻出來，戴上老花鏡，慢慢往下翻。“有時候真不願意想起來，但就是不能忘。”
■ 對話
胥金和：我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
胥金和如今住在瀋陽，生活安穩。昨日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只要一提起那段往事，他仍然會顯得很激動，老人希望，自己的回憶錄能夠為還原歷史“出份力”。
新京報：回想起在日軍工廠的經歷，是什麼感覺？
胥金和：就是四個字，不堪回首。當時年紀小，被連哄帶騙拉進去，去了以後發現根本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但是你的自由被剝奪了，沒有那麼容易出來的，就一直幹活。
新京報：在工廠裡主要承擔什麼工作？
胥金和：我們都是十五六歲的小孩，哪有什麼技術，只能是給日本師傅服務，拉個電閘遞個鉗子，語言不通，跟日本人也沒有什麼交流，他們也不怎麼願意跟我們交流。
新京報：到了工廠後發現被騙了？
胥金和：根本沒有什麼工錢，也沒有樓房住。吃不飽，一天就一碗小米飯，喝的湯有點黃豆粒泡著。大米飯有，但那是日本人吃的，跟我們沒有關係。十五六歲的孩子，正是長身體的時候，一天天的餓，那種滋味一輩子都忘不了。
新京報：日常工作會受到處罰嗎？
胥金和：說錯話，或者沒有按照日本人的規矩做事，都要受罰。打個比方，有一次，偽滿海軍學校畢業生到工廠參觀，都是准尉軍銜。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我們幹活就幹活，不能抬頭看，當時我剛去，不明白這個規矩，抬了頭。這批參觀學員走了後，被廠裡的日本兵用腳踢，用鞭子打，打得很兇。
新京報：為什麼幾十年後，還要將這樣不堪的經歷記錄下來？
胥金和：日本731部隊的暴行不斷被披露出來，我算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想把自己的經歷記下來，未來留給後人做參考也好，成為起訴日軍暴行的證據也好，能出一份力就行。
本版採寫/新京報記者 王煜
本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袁靜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