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最後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去世；登記在冊的大陸“慰安婦”倖存者僅剩14人
“慰安婦”黃有良 至死沒等到一句道歉
姓名：黃有良
性別：女
終年：90歲
去世時間：2017年8月12日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經歷：中國大陸最後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倖存者
8月2日，黃有良生前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縣英州鎮乙堆村的家中。新華社記者 楊冠宇攝
8月12日，第5個全球“慰安婦”紀念日前兩天，大陸最後一個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90歲的黃有良去世。
14歲遭日軍強暴，15歲被抓去慰安所，17歲以父親去世名義回家後逃亡。抗戰勝利後，她又遭受村民議論，丈夫打罵，孩子不理解……“這不是我的錯啊，我是苦命的人！”她控訴。
和黃有良一樣，在抗戰期間被欺凌的中國婦女，共計20萬左右。
70多年過去，倖存者的數字不斷減少。如今，登記在冊的大陸“慰安婦”，倖存者僅14人。
她們老了。身體飽受摧殘，世俗的嘲諷伴隨左右，屈辱又透過子宮蔓延至兒孫兩代，從未間斷。
最大的敵人，是歲月。
皺紋爬滿全身，器官生了鏽，在走不出小屋的最後時光，她們答非所問，記憶錯亂，直到老去，死掉。
那一句道歉，至今也沒人等到。
噩夢
八月的海南乙堆村，35℃，烈日炎炎。黃有良被安葬在距家200米的土坡上。
正是椰子成熟的季節，兩排椰子樹林立，茂盛的樹葉從頂部“炸”出來，像濃綠色的禮花。
75年前，她被日軍抓去的慰安所附近，也是種了一片小椰樹。不遠處，一人多高的木樁還在，是“日軍抓了人，綁在上面打人用的”。
日子再往前數，就來到那個讓她“恨”的年頭。
1941年農曆十月，14歲的黃有良幫著父親種田。那天，她挑著稻籠，到村外的水田去做活。
“忽然聽到幾聲喝叫，抬頭一看，前面不遠處站著一群日軍士兵。嚇得我扔下稻籠，轉身就往山裡跑。”2000年，她曾對志願者陳麗菲回憶，日本兵緊追不捨，自己逃得沒了力氣，被抓住。
一個滿臉胡茬的日本兵抱住她，另一人剝開她衣裙……其他日本兵在一旁發狂大笑。
黃有良抓起一隻手，狠咬。日本兵大叫一聲，鬆開手，發怒地拿起刺刀向她砍劈，被一軍官大聲喝住。
“姑娘別怕”。軍官“九壯”(音)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安慰她。將幾人遣走後，他反過來摟抱黃有良。“我用力掙扎，他並不強迫。我以為沒事了，便到田裡把稻籠挑回家。”黃有良提到，但不知“九壯”什麼時候，對方跟到家門口，攔住並把她抱進臥室……
黃有良偷哭、忍。但第二天，日本兵又來找，她嚇得躲起來。
找不到她，日本兵就把她的父母推在地上，毒打，做四腳牛(當地方言，四肢趴在地上)。黃有良得知後，連忙回來看父母，再次被強姦。
逃亡
軍官“九壯”認得家門，天天來。只要黃有良躲走，他就毒打其父母。
直到1942年三四月份，黃有良被日本兵抓走，上了軍車後，直開到藤橋，關進一座房裡。
“門口有哨兵把守，不准我們隨便走動。白天做雜工，掃地，洗衣服。夜間就有日本兵來找，一般是三個五個，有時還要陪著睡。”黃有良曾回憶，不聽話就會捱打。她很怕，被逼著，只能“叫幹什麼就幹什麼”。
她形容，在藤橋的那段時光，整個身子像散了架，每夜都要遭受折磨……她多次想尋找機會逃走，也暗中和同伴想過辦法，但因日本兵站崗很嚴，加上不熟悉路，無法逃走。
而同伴中，一位漢族女孩子逃跑被抓回，被打得半死後，關押起來。
糟蹋得太多了……黃有良認識的女性中，陳有紅(音)不聽日本兵(的話)，被打得大出血，死了。還有一個，聽說咬斷舌頭，也死了。
她放棄了逃走念頭，聽天由命。
被關了兩年後，堂兄弟黃文昌冒著生命危險，來到藤橋日軍軍營，告訴她，父親死了。
她不顧一切去找日軍軍官，要求回家給父親送葬。起初對方不同意，黃有良再三哀求，趴在地上磕頭，才終於得到允許，但事情完後須馬上回去。
回到家後，她發現父親“好好的”，大吃一驚：家人想救女兒，為了效果“逼真”而沒有告訴她。
他們連夜拿鋤頭、糞箕，在村邊荒坡堆了個假墳，說是黃有良傷心過度，自殺死了。隨後，父女倆到處逃難、討飯。
控訴
抗戰勝利後，黃有良回到村裡。因為“被糟蹋過”，她只能找了個得過麻風病的男人做丈夫。丈夫知道她的過去，一有氣，就打罵。
“文革”時，村裡人特別是小一輩的，常背後議論，罵她是“給日本人睡覺的”。小孩入團入黨，都不可以。
黃有良生過5個孩子，3個女兒，兩個兒子。他們有時也罵她這個母親。
這個“苦命人”，一直默默承受著一切。
2000年，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到海南調查慰安所情況。“當時民風尚未開化，很多人不瞭解慰安婦的事實。在自然村，小家庭的事無法隱瞞，村裡的慰安婦都有心理壓力。”
他回憶，那時黃有良身體還算硬朗，但只會說黎族語言，跟外界交流要靠翻譯。他們確認黃有良在藤橋鎮遭遇日本兵，事後被送到藤橋鎮慰安所。“有些慰安婦只是在小據點，尚有喘息餘地。但在慰安所的婦女，則要承受更重的苦難”。蘇智良說。
也是在那時候，黃有良下定決心，要到日本，當著他們的面，控訴他們。她說，自己不怕。
2001年7月16日，黃有良、陳亞扁等8人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日本政府，要求公開道歉還以清白，並給予相應賠償。
幾年來，案子多次調查取證開庭，並未換來公正的判決。至2010年三審結束，仍是敗訴。
蘇智良介紹，法院給出的理由包括，日本法律規定個人不能起訴政府；根據戰前規則，訴訟時效是20年，已超過年限等。
黃有良氣憤、不甘心，她曾主動要求再次赴日本。“我腰彎了，路也快走不動了。別說去日本，就是來趟海口，都覺得很累。但只要我動得了，就要去日本打官司。官司打不贏，我死了都閉不上眼呀！”她對媒體表示。
死亡
黃有良90歲了。生命的最後，她面部更瘦削，顴骨凸出，不出門，也不愛說話。
她的大兒子胡亞結聲音沉悶地說，母親去世後全村人都去參加了葬禮，但他仍然無法接受喪母。
村長鬍亞梁介紹，黃有良家裡收入水平算中等。農忙時，幾個兒子種些芒果和稻米，剩下時間外出做工。老人生前有養老保險，一個月能拿100多元。
蘇智良回憶，最後一次見黃有良是2014年。那時她身體有些虛弱，兩三天不吃飯，志願者們一度擔心她挺不過去。
從2000年起，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決定給予受害人實質性的援助。當時還沒成立基金組織，只能跟海外華人華僑聯合援助。研究中心每年給每個人5000元補助，財務負擔很重，但僅夠維持老人們的溫飽。
近20年來，蘇智良走訪23個省份，援助200多人，最多時有100多人等待援助。可漸漸地，這些老人相繼去世，雖然財務負擔慢慢減輕，卻讓他很不好受。這幾年，他甚至“敦促”媒體人採訪，“多寫寫吧，以後可能就看不到了。”
志願者胡雪菲參加了黃有良的葬禮。今年1月她到海南為黃有良送慰問金時，她已無法下床，話也不多。有時還會記憶錯亂，答非所問。唯有牙口還不錯，嚐了他們從上海帶來的點心。
照片中，黃有良戴著深褐色的頭巾和銀色的耳環，穿著暗紅色的棉衣。
距2001年起訴日本政府，又過去16年了，8名“慰安婦”也相繼死亡。
2006年8月，一審敗訴後的第二天，楊阿婆帶著遺憾離世。仍倖存的7人非常氣憤，但並沒有放棄，繼續提起上訴。
今年5月11日，陳亞扁離世。在她的葬禮上，志願者們見到黃有良。“照片裡，她看起來狀態不錯。”蘇智良說，黃有良算幾個慰安婦裡身體最好的，想不到，老太太走得這麼突然。
如今，大陸最後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也逝世了。
她們最終沒能等來道歉的訊息。
新京報記者 曾金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