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話題：二孩政策全面實施 為何人們依舊不敢生

　　二孩政策全面實施,為何人們依舊不敢生,二孩政策全面落地，已近1年，現在是一個很好的觀察視窗。這一年來，我們的二孩政策遇到哪些現實困難?目前來看，二孩困境最主要體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想生二孩、越來越長的產假和企業追求效益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生育，這是個人的私事，也是社會的公務，它不全是企業的責任。

　　要點速讀1二孩生育確實給一些企業、單位造成衝擊，尤其是教育、醫療等女性密集行業。最關鍵的是，二孩育齡女性，很多都是業務骨幹，失去她們的穩定輸出，僱主面臨真實困境。2中國的企業，已經承擔了非常大的社保成本，不應該再承擔巨大的產假成本。政府不能光說不練，應該給企業減稅。二孩對女性密集行業、部門產生衝擊

　　在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人口時鐘”上，此時此刻，2016年出生的人口已經超過1500萬，這一資料，和衛計委此前預估的“全年出生人口超過1700萬”比較接近。

　　客觀地說，自今年1月全面二孩落地後，民眾的生育意願超過了很多人口學者的預估，這是要承認的。而在此前“單獨兩孩”實施時，就連官方也坦承“效果遠遠低於預期”。

　　這一現象不難解釋，因為單獨兩孩政策目標人群約1100萬， 而符合全面兩孩政策的夫婦，有9000萬對左右。

　　二孩生育的具體的資料，還要等年底衛計委公佈，但二孩生育，確給一些行業帶來了衝擊。尤其是女性密集行業。這裡著重談一下醫療和教育行業。

　　這兩個行業的領導，今年都為一件事頭疼：她怎麼又生了?

　　據媒體報道，很多醫院搞出了“懷孕指標”、“有序懷孕”、“三個月內不懷孕，取消懷孕資格”等奇怪的東西;據《鳳凰週刊》報道，廣州一小學四年級學生張昊最近心情很不好，因為開學以來，他已經換過7個班主任，其中有一半老師因懷二胎而休假。有一個學校的校長更狠，把所有懷二胎的老師全部調去學校小賣部，這讓學生在購買商品時，雙方都很尷尬。

　　而生育二孩的女性，往往已成長為業務骨幹

　　根據此前媒體的調查，生育二孩意願最強的人群，年齡跨度在31至35歲。雖然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夫婦有很多，但由於面臨高齡等現實風險，不少人在做決定時是很猶豫的。

　　31至35歲女性生育意願最強，圖片來源《半島都市報》

　　31歲到35歲，這個年紀的職場中人，大部分已經成長為業務骨幹，有些甚至還要帶隊伍，是同事中間的頂樑柱，是領導仰仗的左右手。她們不同於工作沒幾年去生第一胎的年輕女性，在職場上承擔了更多的責任。

　　因為二胎的放開，她們這群人突然懷孕了，確實會打領導們一個措手不及。一些學校未雨綢繆，為了保障教學質量，提前讓骨幹班主任培養年輕教師，讓她們儘快成熟，以備骨幹教師懷孕的“後患”。

　　二孩相比於一孩，最打亂公司(單位)安排的一點是：很多用人單位人員配置的年齡層次，仍建立在延續了30多年的一孩政策的基礎之上。這導致在配置女職工時，只需要考慮她只生一胎這一可能。二孩政策的到來，讓人員性別配置、年齡配置受到空前挑戰。

　　產假延長，又一次慷企業之慨

　　企業面臨的困境，還沒完。配合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全國很多省份都相繼拉長了產假。剛剛透過的《西藏自治區生育條例》，甚至規定“女方每胎享受365天產假”。

　　生一個孩子，就已經讓很多單位戴有色眼鏡看已婚未孕女青年了，何況兩個?再何況延長產假?產假一年，用人單位每天都在腦子裡回想：“您是跑我這來生孩子的?”

　　全面二孩政策實行，對女員工較多的單位，特別是一些規模較小的民營企業，影響非常大。如果女員工扎推去生二胎，企業陷入癱瘓絕非危言聳聽。

　　顯然，大幅延長產假慷的是企業之慨。問題是，沒有一個企業是傻子，他有他的競爭性，在招聘員工、任命領導時，再也沒有誰能替它慷慨。所以，政府若只負責慷慨，不負責補償，其結果只有一種可能：針對女性的就業歧視會更加嚴重。

　　大幅延長產假，是慷企業之慨

　　那國外的產假是怎麼回事呢?先看美國，低稅收低福利(相對而言)的美國，雖有產假，卻不存在“有薪產假”，是全球沒有全國性法律支援這一權益的國家之一;高稅收高福利的歐洲，男女都可以休產假，對企業也就沒什麼區別了(不存在因為女性要休產假而歧視女性)。

　　據《經濟學人》報道，中國職業女性比例全球最高，大多數家庭都是雙薪養家模式。這既說明女性獨立思維的進步，也說明單薪養家撐不起一個家庭的開支。如果女性因產假問題而遭遇就業歧視，對中國家庭的經濟狀況將是重大打擊。

　　若無外力介入減少負擔，用人單位和懷孕員工的矛盾必將常態化

　　這個第三方是指誰呢?指政府。很多人會說，又找政府啊?這件事，政府想不參與恐怕不行，在所有鼓勵生育(全面二孩也是鼓勵生育)的國家，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光靠嘴說而不用出錢的。

　　可能還會有人問：一個職場女性，生育下一代，為什麼要政府即全體納稅人給予補貼呢?其中的邏輯在於，人口繁衍既是個人私事，也是社會事務。

　　當政府認為社會生育率明顯低於正常水平時，就會對生育行為進行鼓勵，只不過我國政府採取了一種不出錢的激勵。而現代國家的一個標誌，是政府直接越過家庭，為孕產婦女和兒童提供直接的補助(包括現金和公共服務)。

　　政府出面干預有兩個層面，一個是針對孕產婦的，由於很多國家實施家庭報稅制度，這種補貼的針對性很強。中國不是家庭報稅，沒有根據家庭經濟的實際狀況進行個人稅收減免，生育也沒有額外補貼。第二個層面是針對企業的，主要是給企業減負。這裡又分兩種情況，其一，帶薪產假中的“薪”，並非僱主發放，而是由政府支出，可向稅務局或其他機構申請;其二，產假期間工資，由僱主支付，但公司為員工支付的產假薪水，可透過稅收減免的方式獲得補償。

　　中國的企業，已經承擔了非常大的社保成本，不應再承擔巨大的產假成本，不能獲得相應的補貼或免稅，就等於對聘用女職工的企業進行懲罰。

　　企業和員工之間的事，最好由他們自己協商處理，但不代表政府無可作為。對於二胎生育，只有政策利好，沒有經濟補償，等於把責任全盤推向企業和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