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李隆廣陪著李情歡檢查右眼。李情歡的右眼開始化膿，最好的治療手段就是移植角膜。2015年1月1日至3月全面禁用死囚器官後，公民捐獻器官超1200例，其中角膜260個左右，比往年增加1倍。但在供求嚴重失衡的情況下，眾多患者還需要排隊等待適合自己的眼角膜。
李隆廣與妻子常年在廣州打工，與兒子李情歡有隔閡，相比同病房別床的母親和兒子，父子倆交流不多。要不是因為李情歡右眼急性眼角膜病情突然加重，他可能今年還見不到自己的父親。李隆廣心裡非常內疚，一直忽視兒子，在兒子最需要他的時候，他卻不知道如何是好。
得知自己有可能失去右眼，李情歡拒絕拉開窗簾，拒絕一切跟光有關東西。李隆廣擔心等不到合適的角膜，兒子的病情會惡化，於是詢問醫生，想把自己的眼角膜給兒子，被醫生斷然拒絕，“眼角膜是不能活體捐獻。”醫生對著這位焦急的父親說：“一定會有合適的眼角膜的。”
3年前的一天，詹睿龍一家人迎來了他們的小天使，詹椏雯。但懷裡的寶寶與其他嬰兒有所不同，小椏雯的右眼患先天性角膜白斑(有微弱視力)，左眼葡萄腫(無視力)。夫妻二人決定，無論如何也要治好女兒的眼睛。他們期許著給女兒的右眼移植角膜，左眼換上義眼。
醫生說，給小椏雯做眼角膜移植手術要等到3歲以後。夫妻兩人放棄了在外地打工的機會，陪伴在女兒身邊。劉燕說：“我們都不想到外地打工，雖然錢會比較多，但我和她爸爸都覺得能陪著孩子成長才是最重要的。”於是，小倆口，靠微薄的工資支撐了女兒3年的醫藥費。
詹椏雯的父母依照醫生的囑咐，每天晚上堅持用醫用電筒照射她的眼睛，刺激她的視力，每次照射10分鐘。詹椏雯非常喜歡在黑暗中追隨手電筒帶來的微弱光亮。劉燕說：“她還太小，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真的希望她永遠不要長大，永遠這麼快樂。”
2015年3月，12歲的陽雨宏在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接受了眼角膜移植手術，雖然手術後有一半的機率不能恢復視力，但一家人還是決定賭一把。手術後，陽雨宏還需要等一年才能拆線。陽雨宏說：“我很怕在人群中，有人指著我的眼睛說，‘你看，好奇怪的眼球!’”
陽雨宏出生在重慶市南川萬隆村一個溫馨的大家庭。小時候一次發燒後，陽雨宏左眼內出現了白斑並愈發嚴重。經過漫長的等待，今年春節，陽雨宏接到了眼庫的通知電話。手術後，醫生建議她不要劇烈運動，但是放學後，陽雨宏仍舊愛和弟弟妹妹在田野裡玩耍。
手術後，陽雨宏不能自己洗頭，她躺在長條板凳上，讓媽媽幫她洗。陽雨宏說，手術後，視線還是非常模糊，看陽光覺得刺眼，甚至連風吹進左眼都會覺得痛。媽媽鄧志芬說，在農村很少有人知道角膜炎是什麼病，眼角膜移植手術是什麼。她說：“我最擔心別人會覺得她是個殘疾人。”
角膜患者大多需要等待合適的眼角膜來進行手術，而這些角膜均來自逝者的及時捐贈。經過處理的新鮮眼角膜被儲存在一個充滿紅色液體的瓶子裡，然後放置在4℃的恆溫箱內儲存。取眼角膜的最佳時間一般為夏季6小時以內，冬天12小時以內。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眼庫有三名醫生，常常因為一個電話，他們就放下手上的事情，奔去現場取眼角膜。重慶市渝北區殯儀館，逝者的女兒小宇看著父親的遺體大哭。小宇作為直系親屬決定捐出父親的眼角膜，但因為捐助者去世已超6小時，眼角膜只能留做科研和教學使用。
2009年，82歲的黃建業因腦溢血在重慶去世。老伴夏洪俠根據他的遺願，不顧親戚反對，捐獻了黃建業的眼角膜和遺體。“我就希望接受角膜的患者，透過他的角膜可以看到社會的發展。”夏洪俠說。
夏洪俠今年81歲，在老伴黃建業的影響下，她自己也決定在去世後捐出眼角膜和遺體以此來幫助那些需要的人。提及器官捐獻，夏洪俠說，“在傳統觀念中，逝者需保留全屍，這也是阻礙眼角膜捐獻和器官捐獻的一大因素。 ”
2015年5月26日早，醫生巡房，檢查李情歡的眼睛。數週過去了，李情歡仍舊沒等來合適的眼角膜。出於經濟方面考慮，李情歡和父親決定當天例行檢查後就出院，在家等待合適眼角膜的訊息。“我想回家了。我想爺爺奶奶，我想我的朋友了。”李情歡說。
3年來，詹椏雯更多的是用觸控去感受這個世界。詹椏雯的媽媽劉燕說，“椏雯是一個開心的孩子，她現在還不知道自己跟別人有什麼不同。”現在，詹椏雯一家正面臨孩子上幼兒園的問題。父親詹睿龍考慮是否要把孩子送到附近聾啞學校。一家人希望孩子能儘快等到合適的眼角膜。
陽雨宏經常出神地看著遠方，想著一年後，當她左眼拆線時，能否看到一個不再模糊的世界。曾經一位舞蹈老師誇她，長手長腳，是個跳舞的料子，手術後，陽雨宏的夢想暫時擱置了。一個人的生命在另外一個人生命上延續，但這份生命的饋贈同樣需要“光明”的監管。
據國家衛計委統計，中國每年約有150萬人需要移植器官，不足1萬人得到供體。死囚器官雖然曾是中國器官移植的重要來源，但其運作的灰色地帶限制了公民捐獻器官的意願。在一項針對高校學生的民調結果中，70%的人贊成捐獻，前提是器官的使用資訊公開、透明、可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