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紗堵住空氣取樣器，中國一年環保資料造假竟高達2000，昨天，華商報的一條新聞，讓人再次感受到中國的魔幻現實主義。西安環保局官員，串通監測站，用棉紗堵住空氣取樣器，干擾資料採集。作為監管部門，如此煞費苦心地製造假象，讓人對中國的環保事業還有多少信心?
要點速讀1自去年1月新環保法釋出，在一年時間內，已經發生2000多起環保資料造假案例，種類不一而足。2在環保官員“一票否決”的巨大政績壓力下，環保監測應該交給第三方負責，這樣可以擠掉水分。西安環保局官員“用心良苦”
舉國治理汙染這幾年，有的官員下河游泳，有的官員“提頭來見”，這些表決心的魔幻舉動，或許都比不上西安環保局領導的“給空氣取樣器戴口罩”。
先利用空氣監測站搬遷的機會，偷偷配了鑰匙，隨後在多個月黑風高的夜裡，潛入監測站，用棉紗把空氣取樣器堵住(相當於人工過濾)。在資料異常引起關注後，又把監控影片刪除。西安市環保局長安分局局長、監測站站長、副站長這三人，可謂苦心孤詣。
這是發生在今年2月的事，但新聞要聯起來看才有意思。去年10月，在《西安再陷“霧霾圍城” 官員治霾不力將被追責》的新聞中，西安環保局表態：將督察治汙減霾進展，對工作不力人員追究責任。
幾個月後，西安環保局官員想到了逃避責任的辦法。
一年2000多起環保資料造假，環保局造、企業造、大家一起造
《政見》團隊在去年介紹了一篇國外論文，專門研究中國各大城市的環保資料造假問題，最後的結論是，在113座城市中，有半數的城市存在修改PM10汙染濃度的嫌疑。
論文作者認為，標紅城市環保資料造假嫌疑大 圖片來源：Effortless Perfection:Do Chinese Cities Manipulate Air Pollution Data?
這篇論文現在看來有兩個問題，一個是資料太老(使用的是2001至2010年的資料)，而中國的治汙壓力最近幾年越來越大，造假衝動或許更強烈;二是這篇論文只能得出“造假嫌疑大”的結論，而不能用於指證。
環保部今年4月釋出的資料可以解決這一問題。自2015年1月1日新環保法生效算起，在一年時間內，共發生2658起環保監測資料造假案例，涉及到空氣、水、土壤等多種監測。
環保部部長陳吉寧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幹預環保監測執法，並且主動造假。至於企業自己造假，就更是常見。一些企業監測裝置安裝在一個管道，而實際排放則是在另一個管道;有些企業安裝了監測裝置，卻暗自做了手腳，對其係數進行修正。還有更讓人吃驚的：2013年5月，江蘇七家脫硫減排不力的電廠被通告處罰，這批受罰企業的一大罪狀是，他們僅用一個針閥或者一個可變電阻，就躲開了一項耗資百億打造的國家環境監管網路——全國汙染源自動監控系統的法眼。
這些行為，更多時候需要當地環保部門配合，比如被譽為“為環保而生”的著名環保廳長劉向東，在主政山西環保大局時，就倒在了和監測裝置有關的利益輸送上。
這樣做，一是為了逃避體制內懲罰，二是為了騙取相關費用
為什麼一些地方政府有強烈的環保造假動機呢?
在環保部長陳吉寧還在清華大學做副校長時，很多省份已經在搞環保“一票否決”制，別的再行，環保不行，也不行。山西在2006年就提出，率先推出環境汙染末位淘汰制;率先出臺《黨政領導幹部環境保護工作實績考核辦法》，授予環保在創優評先、幹部任用中的一票否決權。可以說，環保部門的造假動因正與此有關。
對於這種體制內的環保壓力，你很難評價它是好還是不好。如果說好，這顯然會“逼迫”一些官員為了保住烏紗帽而主動造假，環保部動不動約談市長，市長回去怒火全撒給環保局長，環保局長半夜跑去塞棉紗;如果說不好，汙染治理的責任誰來負?這背後涉及很微妙的政策平衡：我們願意給治理汙染多少時間?
為了坐穩位子而造假，這屬於“防衛性”動機，還有主動出擊型。環保資料造假，並不一定都是調低資料，還可能調高資料，比如東莞市長安鎮生活汙水處理廠，長期在汙水處理量上造假，透過調整資料騙取了2000多萬汙水處理費。
“考核誰誰監測”，純粹是與虎謀皮
環境監測長期存在“考核誰誰監測”的規矩，如果環保是A官員的政績，那麼環保監測就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責任到人”，但在一票否決的制度下，這無異於與虎謀皮。
為了改變環保監測資料造假嚴重之風，環保部在一些省市上收了國家監測事權，將空氣、水、土壤的監測事權上收到中央本級。但這樣做真的有用嗎?
這次棉紗事件，西安長安區監測站就是環保部直管，為何依然沒能避免造假?這是因為，雖然具體的監測事項由環保部督察，但日常行政上，西安長安區環保局長依然管得了長安監測站。這也就不難理解局長和站長為什麼會沆瀣一氣了。
新環保法以及兩高關於環境犯罪的司法解釋中，已對“篡改、偽造監測資料”做出了規定，重則可入刑。但目前看來，威懾力似乎不大。更多時候，監測單位一把手不會直接參與造假，但可能是授意、默許、縱容他人造假，對於這類情況，只要發現一次造假事件，監測單位一把手就應該免職，並且終身不得從事環境監測工作。
與其讓環保部上收監測事權，不如把這項業務交給市場，由獨立的第三方機構或公益組織負責。這樣做，可以擠掉水分，山東省環保廳自己就曾揭露過家醜：過去，空氣質量良好率由各市自行上報，全省達到了95%。在實行購買社會第三方服務之後，該資料降低為66%，擠掉了29個百分點的水分。
但是，交給第三方機構負責，不代表不要設立准入門檻。根據最新的訊息，西安環保局對外稱，涉嫌造假的監測站雖然是環保部直管，但平時由第三方運營。這就是典型的偽市場化，當地環保局可以插手的第三方叫什麼第三方?
《中國環境報》曾曝光了環境監測市場亂象，有的公司連最基本的實驗室也沒有，僅有一些快速的測試儀器就敢接任務。這是一個將近1000億市場的大蛋糕，沒有準入門檻和監管機制，它必然也會混亂不堪，比如，它會不會和其他行業的偽市場化一樣，成了一個紅頂中介橫行的利益勾結場?
環保資料造假，比經濟資料造假更可惡，因為它不僅剝奪了公眾的知情權，也讓環境監測的預警效應蕩然無存。明明是重度霧霾天，你造假，結果孩子們的課外活動照常進行，這不是謀財害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