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病少年三次被診有病 真相被揭讓人後怕

  無病少年三次被診有病,真相被揭讓人後怕,三份不同時間的醫療診斷,結果都一致,“患者”被診斷為雙相情感障礙。這三份醫療診斷都出自山東臨沂一家醫院開設的網戒中心。然而,“患者”卻是在自行中斷“治療”後才得知自己沒病的。

  全國知名的精神病診治醫院北醫六院今年10月的診斷結果顯示,周書並無此徵象。

無病少年三次被診有病 真相被揭讓人後怕

  為此,18歲的周書已經將200多天的時間,搭進這家網戒中心的“治療”,“父母也一度被‘洗腦’了,不相信我。”他告訴南都記者,對此,他將就此事對網戒中心提起訴訟。

  “你的好日子要到頭了”

  在瀏覽過所有關於網戒中心的負面訊息後,山東棗莊市的王芳得出一個結論:這些負面訊息都是不懂事的孩子寫的,就像她15歲的兒子周書。

  三年前,當時讀初二的周書抗拒上學,“書包一扔,總是在家裡上網,還提出打工的想法,或者開一家網店。”王芳說,她最不能接受的是,周書“封閉自己”,關上門,拉上窗簾,在自己的房間裡總不出來。

  2013年12月20日的上午9點,剛醒過來的周書發現家中來了4個警察裝扮的人,“你犯事兒了,跟我們到所裡走一趟吧”,一名民警說。周書很快想起前不久的一次“惡意退款”,透過不停催促淘寶賣家退款,有的粗心的賣家會稀裡糊塗地打錢過來,“一週前,剛好敲過一筆幾十塊的。”他說。

  4名警察將周書帶到一輛私家車上,父母對他說隨後就到,不過,載著周書的車並沒有去派出所,而是在2個小時的車程後,到達臨沂市的一家精神衛生中心的門口。

  剛到門口,便出現兩名成年男性將周書拉進了醫院,兩人分別挽著他的左右臂,腳步很快地走到二樓的護士站,四名警察也一直送他到這,隨後離開。後來周書才知道,這四名警察是他母親的朋友。

  周書說,他當時刻意保持表面鎮靜,有8名穿著迷彩服的男子來搭訕,“嘿,夥計”,其中一人拍了拍他,周書感覺其態度很友好,很快和他們攀談到一起,聊天中,對方主動提起自己愛玩的網路遊戲,又反問他喜歡什麼,“穿越火線吧”,他說。

  “從後面發生的事來看,他們聊天是很有套路的。”周書告訴南都記者,在當時,他卻慢慢地放鬆下來,一直到父母出現。

  父母果然在隨後的十幾分鍾到了,不過,他們並未理會護士站裡的周書,而是徑直走到一間醫生科室,無名火一下子被勾起來,周書迅速站起,向父母用很憤怒的語氣,喊“為什麼送我到精神病院?”

  瞬間,剛聊成一夥的8名男生狠狠地按住了周書,他還來不及錯愕,就連忙對其反抗,“想著父母在,應該會維護我,就跟他們(這群男子)動了手。”錯亂當中,周書很快被制服,8名男生將他抬起來,而他的父母也沒有維護。

  “在空中,手腳都使不上力氣了”,周書說,在顛倒中,他瞥見了母親臉上的笑容,“那笑容感覺就是說,你的好日子要到頭了。”隨後,他被抬進了二樓的13號室。

  “意志已經崩潰了”

  過了近一個小時,周書被人從後面攙扶著走出13號室,到了護士站父母的跟前,他一邊哭著,一邊開始念剛被交代的“臺詞”。

  “爸媽,這次我不對,爸媽對不起,我想待在這。”周書不敢哭得很大聲,壓抑得身體劇烈地顫動,反而是他的父母,都哭了,“是笑著哭出來的,以為我變好了的那種。”他說。

  三人相擁而泣,周書告訴南都記者,他越哭越傷心,因為他與父母的哭泣所為不同,“他們不知道在裡面發生了什麼。”

  在13號室的一個小時裡,周書先被8名迷彩服男子用束縛帶困住,他被要求配合檢查心電圖,否則就不能鬆綁,周書配合之後,又被要求咬上牙墊,隨後,左手被幾個人同時按住,他們硬生生地將周書的大拇指與其他四指,以最大限度分開。

  周書感覺到,手掌有被針扎的疼痛,一名女醫生走進來,開始操作一個白色盒子後,疼痛變得更加難以忍受,他說那種疼痛,像一道電流在鑽著指頭,“那感覺就是生不如死,不想描述了。”

  醫生走到周書面前,開始詢問他犯了什麼錯,是否承認錯誤,及是否願意留下來治療等問題,“嘴裡的話都改成她(醫生)想要的,否則就繼續電。”周書說,當醫生問他是否願意在這裡待6個月,他一下子蒙了,但接著,疼痛感再次襲來,他同意了。

  周書記得,醫生的最後一個問題是是否願意向父母道歉,他沒一點猶豫,立刻答應了,“意志已經崩潰了”,他說,這之後,默唸著醫生教給的“臺詞”,他才被允許走出13號室,發生了上述道歉的一幕。

  就這樣,周書開始了在網戒中心的治療。

  “有縫的地方都堵死了”

  網戒中心的日程排在分秒。

  周書回憶,早上8點起上點評,到9點半是心靈大課堂,一直到了下午2點左右才到午飯時間,課堂上有百餘和他一般20歲左右的人,互以“盟友”相稱;午飯後是半小時的午睡時間,接著集體軍訓,軍訓結束後回到寢室寫日記課,一直到5點40分下課,到晚飯時間,“盟友”站軍姿一直等到父母買飯回來。

  到7點半,百名盟友分為三組,分別輪流上自習課、小點評課或網咖課堂,一直到晚上9點下課,父母也要陪伴各自的孩子一起參與“治療”,下課後,盟友要為各自的父母洗腳,在寢室作3到5分鐘的“小演講”,周書的寢室有6名“盟友”,他們站成一排,分別向坐在對面的他們的家長進行演講。

  周書一度有逃跑的想法,但不到半個月時間就放棄了,沒有高牆圍起的地方,都會有“盟友”的家長們圍成人牆,“有門有縫的地方,都被堵死了。”

  在網戒中心,“盟友”之間有互相監督、檢舉機制,只要發現“盟友”的過錯、不合適的舉動,會被一律上報到“安全小組”,一般情況下,被檢舉的人都要進入13號室。

  即使是同室的“盟友”也會互相舉報,不過,周書和一寢室的人“混熟”後,一些人情以內的錯誤,互相間大多也會能瞞就瞞,即便如此,每個“盟友”還要提防的物件,是他們的父母,“一旦是被家長髮現的錯誤,是一定瞞不住的”,周書說。

  逃避“13號室”是所有“盟友”的核心,在電擊的陰影以外,“盟友”之間的相處還頗具“友誼”。周書回憶,在最初進入網戒中心時,一位老“盟友”曾教給他如何逃避電擊,而三四個月後,他成為了老“盟友”,也會教給新人們這些方法。

  因此,周書與很多盟友“混熟”,但並沒有像在學校一樣的交心的朋友,他說,在那種環境下,最可靠的,仍然是每天陪伴自己的父母。

  “兒子,因為你有病”

  周書一共3次入院,第二、三次分別是在2015年2月和4月。其間,第一次出院後的小半年是他的母親王芳眼中的“美好時光”。

  2014年7月,周書第一次出院後過上了“有希望的日子”。提到這段日子,王芳仍情緒激動,“第一次出來後是真的變好了啊”,她告訴南都記者,周書首次主動提出要讀書,開始在自己的房間裡學習,列印試卷一個人默默做題。

  “那時候,滿分120的卷子他能做到100多分,我們太高興了。”王芳說,她當時真的認為,兒子是去了一個神奇的地方。不過周書慢慢地恢復了原狀,到2014年冬天,再度回到了“不上學,封閉自己”的狀態,這讓她始料未及。

  周書對此的解釋是“忍不下去了”,他說,剛出來的時候,因為害怕再次被送回去,他一直裝出積極陽光的樣子,“父母讓做什麼就做什麼,有自己的想法也不說”,對於生活中的衝突,他也一直忍耐,直到這種忍耐到達極限。

  為了回到“美好時光”,王芳和丈夫再次將周書綁回了網戒中心,不過,周書卻告訴南都記者,這兩次“被綁架”的經歷,徹底消滅了他對父母的信任。

  周書在2015年2月17日“二進宮”,那天是臘月二十八,他記得在凌晨兩點,又是四名男子進入他的房間,將他捆綁結實後帶進了網戒中心,不過僅僅過了19天,因在做操期間傷了腰,他被母親請假出院,回家養傷。

  “第三次(進去)讓我徹底崩潰了”,周書回憶,休養一週後,他向父母提出不再去網戒治療,但父母不置可否,在一天夜裡,母親提出心臟出現問題,要前往市裡醫院檢查,“心臟的問題在我看來比較嚴重,放心不下,就陪著她一起去了”,周書說,臨行前,父親給了他一片安眠藥,他一上車就睡著了。

  醒來時,周書發現車子停在路上,有3名男性將他拉下車,用膠布將他全身捆住,塞進了另一輛車裡,再次前往臨沂的網戒中心,“我徹底崩潰了”,他說,到現在,也沒法再相信他的母親了。

  周書第三次出院是在2015年6月9日,為了參加中考,在中考最後一門地理考試結束後,他逃跑了,過了一週後,他被親戚在一家網咖門口“抓住”。直至此次回家,他才從父母口中得知,他們一直堅持要送他去網戒中心的原因。

  “兒子,因為你有病。”父母拿出了一張網戒中心出具的診斷書,上面寫著“雙相情感障礙”。而這樣的診斷書足足有三份,結論都一樣。

  “這無疑是個謊言”

  周書回憶,在網戒中心裡,除了心電圖檢測,他從來沒接受過其他檢查,“這個鑑定結果,無疑是個謊言。”

  王芳和丈夫對周書的說法半信半疑,但因為周書的行為越來越“走極端”,親戚都出面組織他們再次將周書遣返回去。如今,周書住在爺爺奶奶家,“我對自己的房間有陰影,那裡不安全。”周書說。

  在周書的百般勸說下,今年10月,周書和父母一行去往北醫六院進行精神檢查,“如果確實是誤診,我肯定為我的孩子討個說法。”王芳說,一開始,他們是出於讓孩子聽話才送進網戒中心治療,對雙相情感障礙這一疾病並不瞭解,但後來從醫生口中獲悉後,才會堅定地要周書進去治療。

  北醫六院的會診結果在11月中旬出來,並不出乎周書的意料,北醫六院的診斷結果顯示,周書有“性格特點突出”,但沒有雙相情感障礙的徵象。“不出意外,我和父母一起在這個週末去北京,找律師。”周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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