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中國經歷了數次巨大的社會變革。中國人的臉和渾身上下透露出的精神氣質也在不斷變化。這組圖片選自《中國照相館史》，是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照相館師傅留下來的。它們能從無數被歷史淹沒的照片中走到今天，實屬不易。《中國照相館史》已由中國攝影出版社出版，著者仝冰雪。
攝影術由西方傳入。從19世紀40年代起，外國人就在中國建立了照相館。中國人自己開辦照相館，有確切的文字記錄是在1859年。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正式開啟了照相館時代。早期照相館除了拍攝人像，也拍攝風光和民俗。圖為1900年前後，上海麗華照相放大公司外景。
香港是中國照相館最早的策源地，廣東人是最早的一批攝影術的傳播者和照相館的開辦人。對於普通民眾來說，照相館老闆和師傅會“成為市面上受人尊敬的人物”，但相比於非富即貴的顧客來說，照相館工作人員還是處於弱勢地位。圖為1900年前後，上海某照相館的攝影師和顧客。
中國照相館是由南向北、由沿海到內地發展起來的。一些人在香港學到了技術和辦館經驗，回廣州、福州、上海、天津、北京等地開辦新館。後來，內地一些省份的人到大城市學習照相術，照相館便在各地建立起來。圖為1880年前後，香港美璋照相館，“雅集圖”，此照為擺拍的外銷商品。
早年，中國人視照相技術為妖術，認為相機能“攝魂”。在清末各地的教案中，有些愛好者因為會攝影，被人認為信奉洋教而遭迫害;在義和團運動中，更有大批照相館被拳民損毀。因此，有的照相館為了生意，說拍照片攝去的是“衰運”!圖為1890年前後，武漢榮芳照相館，倆女子肖像。
在沒有專門官方攝影機構的年代，當朝權臣、顯貴利用照相館拍攝的肖像進行自我宣傳，或政治公關，照相館則把權貴的肖像作為本館技術、實力，甚至社會地位的公關顯示。中國第一個拍攝照片的權臣是五口通商大臣耆英。圖為1896年李鴻章、李翰章兄弟合影，上海光繪樓照相館。
獨輪車。上海耀華照相館，1900年前後。上海耀華照相館雄踞上海灘照相業之鰲頭，老闆施德之強調自家照片能夠專注人的“精神”：“……然遇技藝生疏之人，僅能照其面目，而不能照其神情。本主人考察五大國照相家精華，凡拍一照，可將其精神一一拍出。”
青樓女子合影。漢口利康照相館，1900年前後。清末民初，妓女、政客肖像成為照相館的招幌。名妓名伶敢嘗風氣之先，是照相館最重要的顧客群之一。青樓女子選擇佳日聯袂去照相館拍照，送給交好客人，是一種絕佳的實用廣告。供圖|仝冰雪
纏足女子和腳踏車合影。上海耀華照相館，手工著色，1905年前後。供圖|仝冰雪
上海耀華照相館室內景，1908年前後。這本是耀華照相館在招待室內擺拍的一幅中國人吃飯的情景照片，作為對外僑的商業銷售使用。但無意當中，為我們再現了耀華照相館內的珍貴場景，從牆上懸掛的照片可以看出，耀華照相館可以放大巨幅人物肖像了。圖文|仝冰雪
胡鳳夔肖像。上海捷元照相館，1914年前拍攝。這張“藝術照”是胡鳳夔送給霖如弟的肖像。在照片背面，有胡的題簽，上面的文字不僅交代了胡本人的簡歷，還有其曾祖、祖父、父母、繼母、胞弟，以及子女的情況，很像一個簡寫的家譜。此時照片的實際功能已經變為“留念”了。
中國古語說：相由心生。民國時期，對比同時期西方影像中鮮明的喜怒哀樂，“無表情狀態”的莊重，還有內斂、隱逸等精神追求成為中國照相館攝影師和顧客的共同選擇，也成為中國照相館人物塑造的基本準則。圖為家庭合影。上海寶記照相館，1920年前後。供圖|仝冰雪
旗人家庭合影。背景容光照相館，1920年前後。照片出自恭親王奕訢後裔、正紅旗人溥心畲家族。雖然時代鼎革，皇族風光不再，但從人們的面容中，依舊不難發現名門家學的影響，人物氣質端莊、沉靜。圖文|仝冰雪
王澤寬三兄弟合影。天津鼎張照相館，1920年前後。照片中，身著西裝的兩兄弟坐在西式沙發上，身著中式服裝的王澤寬也端坐在西式但丁椅上，背景也為純西式風格。圖文|仝冰雪
家庭合影。天津新明照相館，20世紀20年代前後。
家庭合影照。無錫老寶華照相館，1924年。這是民國一個三口之家的合影，卡紙背後的文字，有男主人的親筆題詞，交代的照相的背景：陰曆三月初二是自己的三十歲生日，又趕上清明節，三月五日又從外地返回無錫。為紀念三個時刻，攜妻帶子赴照相館，“攝影紀念”。
結婚紀念攝影。昆明二我軒照相館，1925年。供圖|仝冰雪
北京崇興商號同仁合影。大北照相館，1930年前後。供圖|仝冰雪
夫妻“明星照”。1930年前後。這兩張照片，從取景、構圖和用光上，模仿當時流行的明星肖像，普通民眾得到了視覺上的心理滿足。圖文|仝冰雪
圖左為女博士肖像，大北照相館，1935年之前。這是在德國留學的中國留學生Bau Kien Tsing 的籤贈照片，照片為當時美術照相法拍攝。圖右為電影明星胡蝶肖像，上海滬江照相館，1930年前後。滬江當時以拍攝各種明星照見長。圖文|仝冰雪
1930年代前後，在大城市中，“精英攝影”尤其是“名媛攝影”興起，莊重中多了一份大氣，內斂中隱含著陽光，隱逸中又透著入世的思考，攝影的個性特質在這一時期得到了空前加強。圖為半身結婚照，1934年前後。
民國第六屆全國運動會女子排球比賽。上海王開照相館，1935年。
化身照——分身圖。天津中華照相館，1935年前後。化身照是當時“名士風流”和“雅人”的風雅之舉。魯迅先生幼時在家鄉所見：“較為通行的是先將自己照下兩張，服飾態度各不同，然後合照為一張，兩個自己或如賓主，或如主僕，名曰‘二我圖’。”
抗戰時期，中國很多地方被日軍佔領。為便於統治，日軍要求各地居民都要辦理所謂“通行證”或者“良民證”。圖為縣民證，蘇州日本特務機關蘇州班、江蘇吳縣公署，佚名照相館，1939年11月14日核發。證件上同時使用中文和日文，蓋有各種證章，照片為一英寸，上蓋有鋼印。
個人肖像照片成為“良民證”上不可缺少的部分。一時間，各地男女老少都湧進照相館拍照，有些地方，好人多一輩子沒照過相，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進照相館，竟是為了拍攝“良民證”。圖為居住證。河北省公署景縣警察第四分所發給，照片不到一英寸，1942年7月20日核發。
國統區實行各種重新登記制度，每次登記都會為照相業帶來一次大額業務量。很多地方也實行“國民身份證”制度，這為照相館帶來了又一輪生意。圖為上海國民身份證。“中央印製廠”印，照片為一英寸，1948年10月6日核發。與國民身份證連在一起的，是144張購物票證。
張敬發肖像。聯華攝影社(傳)，1946年。照片背面用圓珠筆寫有“陸軍醫院二部管理員張同志，1946年於張家口。”張敬發，解放後任北京中醫院院長。這張照片中，背景布中大面積的花卉鋪陳、樸素的燈光、充滿希冀的人物表情，成為解放區照相館拍攝的時代記憶。
1949年，新中國成立，傳統照相業面臨著進入中國以來的最重要的洗禮。在1956年全行業的公私合營中，全國幾乎所有私營或個體照相館主動或被動地參加了公私合營運動。圖為李子明、翁永芳合影照。公私合營南京金門照相館，1958年。照片卡紙背面有被攝者題簽。
公私合營初期，照相館的技術不遜於民國攝影高峰期，但後期，照相館的攝影距離藝術個性越來越遠。更多的普通勞動者走進照相館，“有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也有青年學生，機關幹部……他們都帶著幸福的笑容，等待著照相師把他們攝入鏡頭。”圖為夫妻肖像一對，1956年前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