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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
鍾揚（1964-2017），1979年考入中科大少年班，1984年畢業於該校無線電電子學系。1984-1999年在中科院武漢植物所工作，2000年起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植物學和生物資訊學博導。2009年被教育部批准為長江計劃特聘教授（西藏大學），曾獲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是中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幹部。去世前為復旦大學黨委委員、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
他生前曾說，把一件事做成功可能只需要1萬個小時。他在中科大少年班學無線電，後來卻成為武漢植物研究所教授。他說，“我算過，自己在中科大確實花了1萬個小時在學習，這與成績高低無關，你付出的時間必定在將來有所收穫。”
上海浦東南匯東灘溼地，種植了十畝紅樹林。2009年，著名植物學家鍾揚和同事們親手種下它們。鍾揚說，這是他“獻給未來上海的禮物”。
但他再也看不到茂盛的紅樹林長滿上海的海岸線了。
據復旦大學訊息，昨日（9月25日）上午，復旦大學黨委委員、研究生院院長、著名植物學家鍾揚教授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出差途中遭遇車禍，不幸逝世，年僅53歲。
作為長期從事生物多樣性研究的植物學家，西藏是鍾揚幾十年科研生涯中繞不開的重要環節。誰也沒有想到，這位援藏長達16年、在青藏高原上每天睡不到5個小時的植物學家會突然離世。
2001年，鍾揚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的土地，成為西藏大學的教授。此後十幾年，他每年都有150天以上的時間待在西藏。他為西藏大學爭取到了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案，幫助西藏大學培育出了第一位植物學博士，帶出了西藏自治區第一個生物學教育部創新團隊。
無論是在西藏大學還是復旦大學，鍾揚的課都是備受學生追捧的熱門課程。西藏大學理學院副教授拉瓊於2011年考上了復旦大學，成為鍾揚的博士研究生。拉瓊告訴南都記者，恩師鍾揚工作一直非常拼命，“完全不要命的，在青藏高原上，整天陪著學生搞研究”。
鍾情西藏
一年在西藏要待150天以上
“青藏高原有2000多種特有植物，那是每個植物學家都應該去的地方”，2001年，恰逢復旦大學對口支援西藏，時任復旦大學生科院教師的鐘揚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2010年，鍾揚成為第六批援藏幹部，3年援藏結束後，又成為第七批援藏幹部，先後擔任西藏大學理學院副院長、西藏大學校長助理等。
十多年間，鍾揚先後15次自費進藏，從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從阿里無人區到雅魯藏布江，在林芝、日喀則，在那曲、阿里，都留下了他和學生採集野生植物標本和DNA樣品的影子。高原生活的種種困難，只有鍾揚自己知道。剛到西藏時，鍾揚花了整整5年來克服高原反應，後來體檢時，他發現高原環境還是對自己的心肺功能造成了損傷。儘管如此，鍾揚每年仍要去西藏大學工作150天以上。有時，他一天要在海拔相差4000米的兩地工作。
援藏16年的鐘揚，每年在西藏的時間超過150天。
為什麼要去西藏？在鍾揚看來，與其說是支援，不如說是學習。特有的生態環境孕育了青藏高原特有的生物資源，從海拔2000多米到海拔6000多米，都有植被分佈，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灌叢、高山流石灘氣候惡劣，但植物隨處分佈，極具研究價值。鍾揚曾說，“對研究生物學的人來說，西藏就是我們最重要的財富。”
“西藏的植物資源從來沒有進行過徹底盤點，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種子資源庫中，也沒有西藏地區的植物種子”，鍾揚曾說，植物最易受到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調查西藏的生物資源得加快速度。
如何保護和研究西藏地區的植物資源？“培養出一支西藏地區的地方隊伍顯得很重要”。去西藏後，鍾揚覺得，單靠一個人幹不行，西藏的同行研究生物多樣性有天然優勢，他認為自己有責任和他們一起把青藏高原的生物學科建設好。
在戶外考察做研究的鐘揚。
鍾揚和同事在野外。
收集植物種子是研究西藏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一環，鍾揚給自己的目標是，每個標本收集5000顆種子，而按照學術規範，兩個樣本之間的空間距離不得小於50公里。有時，鍾揚一天就要走800公里，每走50公里，看見一個種子，趕緊收集那幾個，裝上麻袋，然後開車去另一個點。
有一次，鍾揚發現了一種和平原上的毛桃完全不同的西藏毛桃，他想辦法採摘了兩麻袋毛桃。為了把這些毛桃核完好無缺地取出來，他發動全課題組的老師到他的辦公室去啃毛桃，5000顆毛桃整整啃了3天，才把核都啃出洗淨。
鍾揚曾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松柏。他認為在艱苦環境下生長起來的植物才有韌性，生長得慢卻剛直虯勁。援藏期間，鍾揚的實驗室培養出了第一個藏族植物學博士，西藏大學也拿到了第一個生物學自然科學基金。鍾揚曾說，他的夢想是把西藏的生物多樣性研究推向世界。
因為研究領域類似，都做青藏高原植物研究，都在西藏工作，且年齡也差不多，中科院昆明植物園黨委書記、副所長楊永平自上世紀90年代初期就與鍾揚相識。楊永平告訴南都記者，他和鍾揚早年曾合作研究青藏高原植物，2007年至2012年間，他們在青藏高原採集植物種子，他主要在藏北，鍾揚主要在藏東南。在楊永平眼中，鍾揚是個身體很好、知識面很寬、非常善於表達的人，“他鐘情於西藏”。他說，除了採集種子，鍾揚還做青藏高原的植物適應、演化研究。
楊永平是青藏高原第二次綜合科考生物生態組的牽頭人，他告訴南都記者，如果鍾揚沒有去世，也會參與到青藏高原二次綜合科考中來。昨日下午，楊永平得知鍾揚突然離世，非常遺憾和惋惜。
多才多藝
走到哪裡都像一團火
中科院武漢植物園研究員江明喜1987年進入中科院武漢植物所，與鍾揚成為同事。江明喜說，他印象非常深刻的是，1991年秋，他和鍾揚一起到武漢附近的斧頭湖做水生植物調查。白天，他們穿著雨鞋、踩著泥巴做調研，晚上住在湖邊小學校園裡。儘管條件非常艱苦，鍾揚還是很樂觀，大家都被他帶動起來。
“他走到哪裡都像一團火。他科研能力很強，對科研、對生活都很有熱情，他永遠是個樂觀的人”，江明喜說。
播種未來的人——熱衷做種子收集的鐘揚。
江明喜眼裡的鐘揚還多才多藝。單位組織活動時，他還和鍾揚表演過相聲。早年，武漢植物所流行打橋牌，鍾揚也特別喜歡，且水平很高，“他是一個非常高雅的人”。
江明喜說，在鍾揚擔任中科院武漢植物所副所長期間，表現出了極高的領導才能，“他頭腦敏捷，講話很到位，考慮問題很準，看問題很有深度”。更讓江明喜佩服的是，鍾揚作為援藏幹部去西藏大學教學，在西藏做了很多工作，併為西藏培養了一批少數民族人才。
對於鍾揚在西藏做的種子採集，江明喜稱，這對將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社會經濟發展很有意義。“全球氣候變化後，很多物種會不適應原來環境，一些植物就會往高海拔地區遷徙。現在西藏很多植物適應了高海拔、高緯度環境，將來全球氣候變化之後，現在收集、儲存的種子就是將來我們的種源，對於生物多樣性保護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性格老師
招生不考察英語只看興趣
鍾揚時常教育學生“最好的植物學研究，一定不是坐在邯鄲路的辦公室裡做出來的”。他樂於給本科生開設通識教育課程，主講的《生物資訊學》是中國科學院研究生名牌課程、復旦大學生科院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曾有同學在BBS上發帖說，“鍾揚老師講的科普小故事就像好萊塢大片一樣精彩”。
在學生的眼中，鍾揚永遠精力充沛。復旦大學生科院一位畢業生告訴南都記者，畢業多年，他還清晰地記得每週日晚，鍾老師實驗室裡飄出香氣撲鼻的飯菜香，“他總是工作到半夜兩三點，一起做夜宵吃是他們實驗室的傳統。”
今年的一次公開演講中，鍾揚表示，從復旦大學到西藏大學後，由於精力有限，在復旦的研究生招生量逐年減少。目前，鍾揚已培養出了七個少數民族博士，五個藏族博士中有四個都留在了西藏大學——扎西次仁是鍾揚在復旦大學指導的藏族植物學博士生，還是西藏大學理學院第一個獲得植物學博士學位的青年教師。西藏大學理學院副教授拉瓊也考上了復旦大學的博士研究生。
鍾揚招生學生只看他是否喜歡做植物研究。
在考察學生時，鍾揚有個特別之處：對藏族學生不考察英語，也不看知識面，只看興趣——喜歡做植物研究就會招。西藏大學生物系的一名在讀生告訴南都記者，鍾楊教授在西藏大學學生中的口碑很好，“他作為長江學者能支援我們學校很不容易。我在學院的宣傳牆上看到過他的照片，照片中他戴著一頂草帽，頂著大太陽在野外搞研究。聽學長說過他是個謙虛、隨和的人。”
今年，西藏大學生物系教授索南措剛考上了鍾楊的博士生。她告訴南都記者，鍾楊在選博士生的過程中，最看重的是學生對科研的熱情和興趣，“我和他認識十年了，他是個特別親切的人，我遇到什麼困難都敢跟他說。”
科研工作繁忙，但鍾揚每年都會去給中學生們上生物課，還堅持寫科普文章。他曾說：“現在許多植物都瀕臨滅絕了，人們還叫不出它的名字，真的很遺憾。”在今年的一次公開演講中，鍾揚講述了自己透過收集一顆顆普普通通的種子來造福蒼生的故事。
收集那麼多種子，對普通人來講意義何在？鍾揚在演講中給出了他的回答：“沒有人會在乎是誰採集的種子，但如果一百多年後，這個植物滅亡了，只要找到一個種子或少數的種子，就很有可能把它栽培成功。”
“在我們植物學界，那就是真正叫希望的種子”，鍾揚說。
責任編輯：時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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