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掐死家暴丈夫 家庭暴力至今仍混混噩噩
女子掐死家暴丈夫家庭暴力至今仍混混噩噩!面對丈夫周德軍近20年的虐待，瀘州市合江縣團結村的許林芳沒有還過手，沒有向外界求助，也沒有別人幫她。直到去年年底，在唯一一次反抗中，她掐死了周德軍。151名村民隨後寫聯名信為許林芳求情，婦聯、公安局、司法局和法院透過各種渠道幫助了這個貧困的家庭。但在未出人命前，她難以從外界獲得這種支援。不識字的許林芳對自己經受的“家庭暴力”至今仍混混噩噩，她認為“不出血就不算受傷”。“他本應該老死的”，如果一切可以重來，這是許林芳最大的願望。
女子掐死家暴丈夫 家庭暴力至今仍混混噩噩
在殺死丈夫前，許林芳的一生只是在做一件事——逆來順受。
出生在上世紀70年代的許林芳仍像許多舊時中國女性一樣，名字不詳，面容模糊。村裡人叫不出她的全名，他們一般稱她“許二”，她排行老二，上面有一個哥哥，下面有一個同母異父的妹妹。
2014年12月26日凌晨，不堪打罵的許林芳先是用木棍打破了丈夫周德軍的頭，然後又在打鬥中掐死了他。
這場殺人事件的奇特之處是，死者的父兄不僅諒解了兇手，還組織村民寫聯名信，為她求情。在比A4紙略小的信紙上，300餘字鋪了半頁，這是第一份提及許林芳20年婚姻生活的文字記錄。
151名村民的簽名和紅手印蓋滿了兩頁半信紙。他們認同信裡的陳述：“死者周德軍性格怪異，喜歡喝酒，經常鬧事……”周德軍的兄弟和鄰居還知道他喝了酒就打老婆孩子。
根據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2011年的調查，有24.7%的受訪女性在婚姻中遭受過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有7.8%的農村婦女明確表示受過配偶的毆打。這意味著，在中國的3.3億鄉村婦女中，有一個絕對數量十分龐大的群體像許林芳一樣生活於恐懼中。她們散落在廣袤中國的各個角落，把傷痛掩藏在屋門後。
但還有一些女人——許林芳也是其中之一——甚至無法被反映在這7.8%中，因為她們所處的環境和她們自己，都對“關起門來的暴力”缺乏知覺。在未出人命前，村裡大部分人認為周德軍打罵妻子沒太大不妥，包括許林芳自己。“不出血就不算受傷”，在許林芳的記憶中，被打得“起包”是經常的，但出血的次數，還好，不算太多。
7月17日，被判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的許林芳回到了家裡。家，仍是那座兇案發生的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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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5年嫁到四川省瀘州市合江縣團結村，許林芳就一直和周德軍住在這座土屋裡。
父母看中周德軍家的原因之一，是這裡的地比許林芳家的更平更好。但團結村的土地也不十分平整，這裡是四川東南丘陵、山區地帶，與貴州省接壤。
土屋是周德軍的爹周老頭年輕時蓋的，現在被三座二層的磚房環繞，其中兩座分別是周德軍的三哥和五弟的。在周圍磚房的映襯下，土屋像一個放錯了時代的異類：從公路上俯視，一半的瓦已沒了;進入房屋，牆壁上有許多縱向的裂縫，有的可以塞進兩三根指頭;凹凸不平的牆上有不少洞，晚上寫完作業後，許林芳的小女兒“週四”會拿著電筒照進洞裡，找老鼠玩。
多年來，自己的土屋一天天破敗，而兄弟門的新房陸續將土屋合圍，這讓周德軍心裡很不平衡。五弟修房子的時候，周德軍因為老五的新房和土屋的間距很小，氣得拿著刀趕兄弟，鎮上的警察來調解了好幾次。
周德軍在修房這一農村男性最重要的活動上的無力，有部分身體原因。根據法醫鑑定，他常年患有肺氣腫。死前，他一直瘦骨嶙峋，否則許林芳也很難掐死他。由於貧窮，他沒有好好治過病，他的幾個兄弟一直以為他得的是肺結核。他也讀過幾年書，但具體讀到幾年級，在他死後，家裡上下十五口人便都說不清了。
這樣一個身體孱弱，文化知識貧乏的農村男人幾乎沒什麼掙錢的門道。他平日裡在鎮上跑摩的，但出車並不勤，時常在茶館裡打牌或看黃色錄影。
雖然身體虛弱，但他不能停止喝酒。他對許林芳說，喝了酒後，就舒服一些，胸膛沒那麼痛。
因為不能停止喝酒，他便不能停止“酒後發瘋”。喝高了之後，他有各種妄想，其中之一是兄弟要來搶他的房子。兩年前的一天，喝了酒的周德軍堅持認為老五要來霸佔土屋裡的石倉。平時瘦弱的他竟然氣得把石倉上的隔板砸了下來。周老頭過來勸，周德軍對著老人的腿一陣亂踢。
當無法透過“修房子”來樹立地位和聲望後，周德軍找到了別的渠道。在大兒子8歲時，他讓許林芳摘了環，給他繼續生孩子。周德軍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沒有錢，我有人!”
於是，這座全村最貧窮的土屋裡又陸續誕生了週二、週三、週四和週五，他們現在分別11歲、10歲、8歲、7歲。但週五已經不能叫“週五”了，不到1歲時，他被抱給了九支縣城的一對夫婦。
然而土屋依舊擁擠，6個人只有兩間臥室。周德軍和3個兒子睡一間，4人擠一張1米5的床。許林芳和小女兒睡在另一間，這間臥室連著豬圈和廁所，由於沒有門板相隔，房間裡總有一股豬圈的味道。
就是在這間氣味刺鼻的房間裡，許林芳殺死了周德軍。他死掉時，除了被抱走的老五，所有兒女都站在他的屍體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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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遍土屋，只有許林芳十幾年前的兩張舊照。照片記錄了許林芳難得的笑容：那時她抱著才3歲左右的大兒子，深目高鼻，上翹的嘴角旁有兩個酒窩，烏黑的長髮向後梳成一個馬尾。
在歲月磨掉了年輕時的清秀後，那雙粗壯堅實的腿，逐漸超越黑髮和酒窩，成了她身上最使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多年來，這雙腿承載著一家人二畝地裡的農活。丈夫周德軍是從來不幹農活的。
即便已經年過40，許林芳仍對自己的生活懵懵懂懂。自己到底是在18歲還是19歲遇上週德軍的，許林芳說不清楚。因為不識字也不識數，她對很多時間、地點記憶模糊，她不知道自己多高、多重，也不知道年輕的時候輾轉的那些工地、塑膠花廠、耳機廠、電子廠、手袋廠、皮鞋廠……在哪些城市。
也許正是這種懵懂成就了她對不順心和痛苦超人的接受能力。
大概19歲的許林芳第一次見到周德軍，他很瘦，穿著一件鬆垮垮的灰色西服，煙不離手，走起路來甩肩擺袖。
婚還沒有正式結，周德軍就開始威脅她：“你再出去打工必須和我一起去。你要是不跟我一起，我見到你就下你胳膊，下你腿，看不到你就打你媽。”
除了屈服於威脅，許林芳想不出別的辦法，在和周德軍一起打工的第3年，她懷上了第一個孩子。1995年，她回鄉生下了兒子，和周德軍領了證。
“話不多，老實。”這是親戚、鄰居對許林芳的印象。在接觸過她的人擴大到律師、法官、婦聯工作人員後，對她的形容詞還多了農民不常使用的“木訥”和“麻木”。
對難以想象的暴力，她沒有失聲痛哭過。在20年的婚姻中，除了這次致命的反抗，她很少對周德軍還嘴、還手。
對值得欣喜的事，她也沒有開懷大笑過。在瀘州市看守所裡，當她被告知合江縣公安局給她大兒子打了20000元救助款的時候，律師沒有看見她笑。在合江縣人民法院，當她聽到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的判決結果時——對“故意殺人罪”來說，這是一個較輕的量刑——法官也沒有看到她有什麼明顯的表情。
她被外人看到的最激烈的表情就是那種無聲的哭泣。在開庭前見到半年未見的4個兒女時，她就是那樣哭。她的孩子們也繼承了這種哭法。她站在法庭的隔離帶裡面，幾個孩子在隔離帶外，相看無言，只是默默流淚。末了她說了句：你們在家要聽話。
許林芳還具備常常和“老實”並列出現的“勤快”。周德軍在家就是吃飯、喝酒、睡覺。許林芳承包了所有農活和家務。她一般6點起床，給周德軍和幾個孩子做好早飯，然後下地幹活。有稻子的季節種稻子，不忙稻穀的季節照看地裡的蔬菜。不論是懷著孩子時，還是在剪完臍帶三天後，許林芳都要幹活，給周德軍燒火做飯。
看守所裡，許林芳也是最勤快的一個。夜裡女囚們要輪流值4個班，每班兩個半小時。許林芳幫人值班，一次30塊錢。這錢也不是想掙就掙，是房裡的“大姐”看她老實、勤快，給她的機會。
但許林芳的“老實”和“勤快”卻無法從丈夫那裡換來憐憫和基本的尊重。只要喝完酒，他就無端打罵她。想發生性關係的時候，他就跑到許林芳屋裡，許林芳說女兒還在這兒，周德軍嚷著“你是我婆娘……”又是一陣拳頭。
只有在喝到不省人事的時候，周德軍不會打人。他爛泥一樣癱在床上，有時會小便失禁。許林芳就給他換褲子、換被褥，幫還沒醒的周德軍擦拭一把瘦骨。
回憶起過往的生活，許林芳說自己沒有哪一個階段是快樂的。只有在一些瞬間，心裡感到稍微的滿足：比如孩子好好吃飯或寫作業的時候，比如丈夫沒喝酒，安靜地坐在那兒，甚至幫自己添一把柴火，或給她夾一些瘦肉的時候。
她難得一次向他人也向自己敞開心扉，是在判決以後。一直關注此案的合江縣婦聯從瀘州市請來了一位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從下午3點到6點，在婦聯的辦公室裡，許林芳對著這位素未謀面的60多歲老太太吐露了多年的苦楚。諮詢師對她說：你要哭就哭出來。這次許林芳不再是默默流淚，而是聲淚俱下。
經過一番努力，她勉強回想起了生活裡的一點樂趣，自己有兩個小小的愛好：織毛衣和唱歌。
靠在土牆上，她有點羞澀地唱起了《新白娘子傳奇》裡的插曲《渡情》：“西服(湖)美景三月天……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來相會(手難牽)……”她唱的詞不太準，臉上第一次流露淡淡的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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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20年的婚姻生活中，這種暢然微笑的時刻太少了。兇案發生前，許林芳和整個村子只是一次次以忍耐，縱容著周德軍的暴戾。
作為周德軍“怪脾氣”的直接受害者，許林芳自己從來沒有想過要反抗，也不知道如何反抗。
在外打工的時候，周德軍就經常打許林芳。有天中午，兩人正吃著飯，周德軍毫無預兆地抬起碗往下一摔，正打到許林芳的膝蓋上。當時血就流了一腿，3釐米的傷疤至今可見。
最兇的一次是6年前。一天夜裡，周德軍喝完酒回來，一進門，就把一條煙重重地甩到桌上。他走進許林芳的臥室，大叫了一聲：“今天晚上，殺死她!”同時開啟櫃子要拿某樣東西。許林芳馬上反應過來是刀——這把刀，周德軍在廣東捅過人，工地老闆為了息事寧人也沒報警。許林芳奪門而出，一下子磕到了門口的米舂上。顧不得摔爛的膝蓋，她冒雨拼命往山上跑，逃到了山後的表嫂家。
兩個多月後，許林芳的腿剛好，周德軍又喝了酒發瘋。他穿著皮鞋一次次踹許林芳的腿和胳膊，一手抓著她的頭髮，一手用巴掌摑她，逮著她往門上和牆上撞。
即便如此，許林芳也沒想過報警。最初是不知道有找公安這回事，大概5年前，她才第一次聽人說可以去公安局報案，但她連報警電話是多少也不知道。她也沒想過離婚，她認為離婚後，自己就見不到孩子了。
在周德軍死去半年多後，9月中旬，他的五弟正在準備自己的四十歲生日宴席。10年來，許林芳第一次出現在老五家裡，幫忙燒火、洗碗。這本是村子裡親戚和鄰居間的基本禮數，但以前老五怕周德軍，就乾脆不和他來往。“哎，他拿刀追我就好幾次，我有什麼辦法?”在準備宴席的間隙，老五無奈地說。
至於其他親戚和鄰居，就更不會管周德軍家裡的事。在燒火、酒席和洗碗的空隙中，幾個女人圍坐起來擺龍門陣，說到許林芳，雖然她們都知道她常年被打，但也做不了什麼。“他是關起門打的，外人怎麼管?”許林芳的鄰居說。
許林芳的妯娌，老五的老婆也和丈夫有過矛盾。兩人鬧得最兇的時候，用竹竿對著打，腿上、胳膊上都受了傷。
“夫妻矛盾很正常，只要不是要死要活。”許林芳的大嫂說，這也是村裡大多數婦女對家庭矛盾的理解。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資助的一項研究，受訪農村婦女遭受家庭暴力後，最常見的四類反應是：不理睬丈夫，到沒人的地方去，自己躺著不吃不喝，不跟任何人講。有以上行為的婦女分別佔42.3%、40.2%、35.5%和22.3%，只有0.7%的婦女會選擇報警，1%的婦女會去法院，6%的婦女知道找婦聯和村委會。可見，在鄉村中，遭受家暴後，女性更願意“一個人忍”，外界一般也不會主動給予幫助。
但在兇殺案發生後，平日不好過問“家事”的親戚鄰居們又展現出了熱心腸。周德軍的幾個兄弟希望許林芳能判得輕一點，她家還有3個未成年的孩子，如果許林芳入獄，養育、照顧這些侄子侄女就會變成兄弟們的共同負擔。
合江縣公安局給周家出了個主意：寫聯名信請求緩刑，找村民幫忙簽字。過去和周德軍矛盾最大的老三從廣州回來料理兄弟的後事，負責組織聯名信。
本村瞭解情況的村民紛紛簽了名。村委會的李永蓮副主任也在聯名信後簽了名。過去在團結村小學做代課老師的時候，她就聽周德軍大兒子的班主任說過周德軍經常打小孩，那是兇案發生的7年之前。
合江縣婦聯也對這個案件和許林芳高度關注。在庭審之前，他們專門組織工作人員到團結村走訪鄰居，形成了一份給法院的建議函，希望能考慮緩刑。
在看到許林芳家裡朽壞的木床後，婦聯工作人員自己湊錢給他們買了一張床，現在這張2米寬的新床放在堂屋裡，孩子們寫作業和睡覺都在床上。
最終，合江縣法院在考慮到許林芳長期遭受家暴，悔罪態度良好，且死者家人諒解兇手等因素，判處許林芳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執行。
各相關部門的關注和合作，減輕了許林芳的困難。但在兇案發生前，“忍氣吞聲”的許林芳難以得到外界的注目。
合江縣婦聯主任鄢錄珍介紹，去年一年，主動到婦聯反映家庭暴力問題的女性有60多名，而2014年，合江縣的婦女總數是43萬。像婦聯這樣的組織，很難發現和統計家暴的發生情況，因為不少女性，特別是農村女性，像許林芳一樣，不知道“家暴”問題該如何解決，她們的詞典裡甚至沒有“家暴”二字。
2015年是“男女平等基本國策”被提出的20週年，合江縣婦聯著重加強了對男女平等意識和家庭暴力問題的宣傳。他們在全縣的各鎮、村，設定了40多塊宣傳展板。但對於許林芳來說，這種宣傳無濟於事，反正她看不懂。甚至“婦聯”這個組織，許林芳也是在殺夫後才知道的。
“農村的情況就是這樣。大家覺得家庭矛盾很正常，沒有出人命就很正常。”鄢錄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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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的壓抑後，從來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許林芳終於在2014年12月26日凌晨爆發。
一個半月前，周德軍跑摩的時翻車摔到了田裡，斷了一根肋骨，所以他那段時間在家休養，不能掙錢，還欠了一堆醫藥費。
吃完晚飯後，周德軍難得的並沒有喝酒，而是守著幾個小孩寫作業。大概8點多，大兒子從鎮上打工回來，周德軍忍不住，又去附近小賣部打了2斤酒。
許林芳做完了自己的活：洗碗、洗衣服、掃地、餵豬。還給周德軍熬了一碗油渣下酒吃。不到11點，她就和小女兒一起睡下了。
但喝了酒的周德軍睡不著，開始滿屋轉悠。他收掉了大兒子的手機，讓他趕快睡。然後又來到許林芳和小女兒的臥室。
起初，辱罵的內容是周德軍平日酒醉後的那番妄想，指責許林芳生活不檢點。這會兒，睡在隔壁的大兒子還醒著，但他懶得去看一眼。
他一邊唸叨，一邊用拳頭打許林芳的頭，許林芳就用被子把頭蒙起來。持續不斷的響動中，四個孩子都睡著了，他們的“搖籃曲”常常是這種打罵聲。
半夜1點多的時候，周德軍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性要求，許林芳事後回憶，這是她最想不通，也最生氣的地方。在被拒絕後，周德軍氣急敗壞，他一邊叫嚷“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邊用拳頭錘打許林芳的頭。
一瞬間，許林芳氣急了，她掀開被子，抓起靠在床邊的堵老鼠洞的木棍，對著周德軍的後腦敲了兩下。血順著周德軍的頭流到被子和地上。周德軍伸手要繼續打許林芳，她就掐住了他的脖子，回過神來的時候，周德軍已經不再掙扎了。
“砰”一聲，周德軍的身體栽到了床沿上，臉朝下，雙膝跪地。小女兒被這個聲音嚇醒，睜眼時，看到被子上是血，媽媽跪在床上。
“爸爸、爸爸……媽媽、媽媽。”週四的叫聲打破了人死後片刻的寂靜。
周德軍已沒了鼻息，意識到自己殺了人的許林芳，嚇得頭腦空白。片刻後，她以自己的生活經驗和道德意識認定了要“一命償一命”。她開始翻找家裡的農藥——這是農村婦女最常見的自殺方式之一。但農藥瓶子是空的，她沒自殺成。
隔壁的三個兒子隨後也跑了過來。二兒子和三兒子嚇得忘了哭。大兒子說，看著父親的屍體時，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心情，只是感到一陣解脫。
在大兒子的幫助下，許林芳給周德軍的大哥、三哥和五弟打了電話：“我把周德軍打死了。”她對死者的兄弟說。老大和老三都在外打工，住在隔壁的老五則馬上趕到了現場。
凌晨2點10分，周德軍的大兒子幫母親撥了110。2點半左右，警察趕到了案發地，拷走了許林芳。孩子們這才開始流淚，以那種無聲的哭法。
許林芳進了看守所後，大兒子就成了臨時的家長。他白天騎著那輛曾碾斷父親肋骨的摩的在鎮上賺錢，晚上回來做家務、捉泥鰍，還要負責給三個弟弟妹妹做飯。這對一個19歲的大孩子來說並不輕鬆。在某個週末下午走訪許林芳家時，該案的代理審判員陳小容法官看到三個小孩並排坐在門檻上，身上髒兮兮的，小女兒週四的頭髮毛毛糙糙，幾個孩子似乎好些天沒洗澡了。
和孩子一樣缺乏照料的是這間本就破敗的土屋。往日裡，下大雨的日子，許林芳會一夜不睡，用塑膠盆一遍遍地接雨水往外倒。在母親缺位後，失去對手的雨水肆意腐壞著這間土屋，豬圈外的茅坑旁堆滿了新落的牆土。根據鎮政府6月的一次檢查，這間房極有可能垮塌，大兒子收到了一份危房限期整改通知書，限3日內整改。除了把這張A4紙一半大的小紙條收到一個塑膠袋中，他做不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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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被判緩刑的許林芳回到了這間土屋，繼續和周德軍的父親和兄弟做鄰居。
在血跡被時間模糊後，那些多年來同情許林芳的遭遇卻難以過問的村民，那些在她被抓後熱心地簽名並按上紅手印的村民，又形成了對許林芳新的期許。
首先，村子再次展現了它的寬容和善良：在為壽宴忙碌的三天裡，許林芳和其他親戚、鄰居相處融洽。他們一起殺雞宰豬、燒火添柴、佈置碗筷、在水溝邊合力清洗二十桌的盤子碗。在和這位“兇手”一起勞動時，死者的親戚、鄰里毫無異樣。
耳朵不好的周老頭一直坐在角落看著大家忙碌。他是家裡最後一個得知兒子死訊的人。直到事發那天下午，周德軍的姑姑趕到周德軍家哭，他才知道兒子沒了。老人全身顫抖，一激動暈倒在地。此前，老五騙他說，周德軍和許林芳因為吵架吵得兇，被鎮上警察帶走了。
“開始生氣啊，但現在好了。”他語氣平靜地說。飯桌上，他從許林芳手裡接過飯。兄弟們對周德軍講不出什麼正面評價，但周老頭還記著他的一些好：“孝心還是有的，有時候給我夾菜。”
兇案彷彿是別處的故事，歡笑和仇恨一視同仁地被生活和時間消磨。
在寬容之外，村子也為一個貧窮的帶孩子的寡婦設定了應有的形象。在失去了“妻子”的身份後，她必須當好“母親”，把孩子拉扯成人。這是周德軍的兄弟、父親為她求情的重要原因，是許林芳煩惱的源泉，也是她還得以繼續活下去的精神支援。
“小孩小孩要讀書，房子房子要倒塌。家裡開支那麼大，你說怎麼過啦，這個生活。”她常常覺得活著沒意思，不想活了，但想到孩子，她又只能活著。
亟待解決的問題是房子。她不想讓孩子們在這個佈滿裂縫和地洞的土屋裡睡覺、吃飯。在公安局、婦聯等的資助下，新房的地基已經平出來了，但她還缺蓋房子的錢。
另一個問題是戶口。二兒子、三兒子和四女兒還在上小學，由於是超生的，又沒錢交罰款，這三個孩子都是“黑戶”。她不知道他們以後該如何上中學，如何買火車票，如何出門看外面的世界。
至於“教育”，則是一個更加奢侈的問題。因文盲而羞愧的許林芳希望兒女們能接受更多教育。但在貧窮面前，矇昧正在被繼承。她的大兒子小學沒畢業就輟學了，這在村裡的90後一代中極為罕見。
對三個未成年的小孩子，許林芳在努力為他們解決溫飽、湊足學費外，也難以提供更細緻的照顧。
9月的鄉下，天氣已經微涼，兩個兒子睡的那張新床卻仍鋪著席子，席子下就是木板。他們睡覺很不老實，一夜輾轉後，第二天清早，兩個身材矮小的男孩子像曠野上的兩隻小獸，相互依偎著斜躺在寬闊的床上。
梳洗和早餐後，三個孩子步行去上學，沿鄉村公路走到團結村小學大概要30分鐘，這是一所民辦小學，入學不需要戶口。一路上，他們人手一根從舊雨傘上拆下來的鐵傘骨，對沿線的草木亂砍，這是上學路上的娛樂。
三個孩子裡，二兒子週二特別沉默寡言，但他很想爸爸。“他最喜歡你嗎?”週二搖搖頭。“他是不是打你最多?”點頭。“打哪?”“手。”“用什麼?”“棍子。”說到這，週二眼睛溼了,他死死地盯著電視機，並沒有淚水滾落。
三兒子也很想爸爸，因為爸爸最喜歡他，經常帶他上街。小女兒週四則會大笑著喊道：不想!喝酒，身上臭死了!
三個小孩子從出生到現在，沒有拍過照片。去年，鎮上的中學來走訪貧困戶，留下了一張構圖怪異的“全家福”。周德軍、三個孩子和爺爺都在照片裡。週二站在前景，只有半張臉，週三靠牆站著，週四和周德軍一起坐在門口的一個土墩上，爺爺蹲在更遠處。所有人都沒有看鏡頭，所有人都沒有笑。
採訪結束的時候，我提議給三個孩子拍個合照。許林芳就屋前屋後喊他們。正巧周德軍的姑姑來了，她特別生氣地呵斥許林芳：拍什麼照，你正兒八經養大幾個孩子才是正事!”
許林芳拉著姑姑的胳膊語氣平和地說是留個紀念。等走到公路上，離姑姑有段距離了，她才繃不住，哭了：“其實她這麼說我很難受……”她沒有說下去。過了會，她又為姑姑解釋道：“她是看見我們這個房子很著急，看見這幾個小孩著急。她怕你們又抓我回去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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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常理難以理解的是，在經過這麼多年的羞辱和折磨後，許林芳並不怨恨周德軍，她對自己失手殺掉丈夫懷有極深的負罪感。
周德軍死後，她在夢裡“見過”他三次。第一次是剛進看守所的時候。夢中她也在看守所，正在睡覺，周德軍站在她鋪位前。第二次是幾個月後，還是在看守所，她夢到周德軍帶著她和幾個小孩去走人情，那天他心情很好，似乎笑了。第三次是被判緩刑回家後，她睡在堂屋裡的新床上。半睡半醒之間，看見周德軍站在她床頭，什麼話都沒有。
這三個夢中，周德軍沒有怪過許林芳，許林芳也沒有怕過周德軍，夢裡沒有打罵。周德軍總穿著活著時在正式場合穿的灰色西服。他們第一次見面時，他就穿著這種西服，鬆垮垮的，掛在周德軍的瘦骨上，盪盪悠悠。而這個羸弱的男人走起路來，偏喜歡甩肩擺袖，做出一副強勢的樣子。
現在，她會和周老頭一樣懷念周德軍零星的好處：沒有喝酒的時候，他會把飯桌上不多的瘦肉夾給自己，偶爾也會看著幾個孩子寫作業。
即使這個男人在世時幾乎什麼活都不幹，還打她 ，許林芳覺得那時也比她現在一個人好。至少，她還抱有一個一廂情願的期盼：“我希望他脾氣能改過來，我想的是家裡面團團圓圓、和和氣氣的。”
對她來說，比暴力更可怕的是孤單一人承受家庭的重擔，她沒有和大兒子一樣感到解脫，只感到更加煩悶。一想到那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她心頭就一陣“毛焦火辣”。
她來不及可憐自己。殺死周德軍後，她為他整理衣衫和頭髮，她想讓周德軍最後走得體面一點。現在，去地裡種菜時，她會偶爾去周德軍雜草叢生的墳頭看看。“他本應該老死的”，如果一切可以重來，這是許林芳最大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