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美國對“9·11”事件的應對弊大於利，錯誤地認為可以用自己的硬實力做太多事情。
·美國需要改變看待世界的整體方式，重新思考政府和社會的方向。
·“9·11”對後世的意義，更多地取決於美國等國從今天開始採取的行動。
2001年9月11日，美國本土遭遇歷史上最大規模攻擊，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機衝向美國經濟、軍事和政治象徵的地標建築，造成2977名平民死亡。
在震驚、混亂和創傷中，這場恐怖襲擊為號稱“美國世紀”的20世紀畫上休止符，開啟了21世紀的大門。
意想不到的是，歷經20年，美國的“9·11”時代仍以震驚、混亂和創傷畫上句號。以“9·11”事件為發端，美國及世界的程序和國際格局發生不可逆轉的改變。
9月9日，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尚克斯維爾，“9·11”事件中93號航班墜毀地紀念館外，藝術家用彩色粉筆繪製的航班遇難者頭像。新華社記者徐劍梅攝
記憶的代溝
“9·11”事件是一起無可爭議的世界歷史大事件，當時已經成年的人，多數可能一輩子記得它發生時自己身在何方。
飛機撞上世貿雙子塔時，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正在佛羅里達一所小學和孩子們念兒童讀物，白宮辦公室主任走到他身邊，附耳私語：“美國正在遭受攻擊。”小布什表情凝固，被敏銳的攝影記者抓拍，成為定格於歷史的一幀經典畫面。
2001年9月11日，美國總統布什（右）在佛羅里達州薩拉索塔視察一所學校時被告知紐約世貿大廈遭恐怖襲擊的訊息。新華社發
隨即，小布什及其幕僚緊急進入“空軍一號”和地下掩體。幾天後，小布什在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宣佈美國的“反恐戰爭從‘基地’組織開始”，併發出著名的世紀之問：“美國人在問，他們為什麼恨我們？”
奧巴馬總統的前副國家安全顧問本·羅茲是“9·11”事件親歷者，當時24歲，在紐約念研究生。羅茲說：“我看到第二架飛機撞向世貿中心，接著看到第一座雙子塔的倒塌。我生命中到那時為止所做的一切突然變得都微不足道。我走了幾英里路回到公寓……接下來的幾天裡，我住的皇后區舉行了好幾場消防員的葬禮。”
2019年，羅茲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講授美國總統言論和外交政策課程。他的感觸是——他的學生們閱讀小布什在“9·11”事件後的演講，“就好像它來自另一個星球”。學生們列舉的美國當前最緊迫問題中，氣候變化高居榜首，其次是經濟不平等、學生債務、結構性種族主義等等。羅茲說，沒有一個學生提到恐怖主義。
美國疾控中心資料顯示，如今，超過7000萬美國人出生在“9·11”事件發生之後，另有數百萬美國人當時過於年幼，同樣“無法理解隨之而來的破壞和蛻變”。
20年一彈指，時代已發生重大改變。新問題層出不窮，老問題不再突出。早在“9·11”事件十週年時，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就指出，西方公眾對恐怖主義的關注程度大為下降，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以及富裕國家民眾來說，經濟安全已經成為比人身安全更為緊迫的問題”。
2008年9月22日，幾名行人路過位於美國紐約曼哈頓島下城的美國第一大投資銀行高盛集團總部。新華社記者楊柳攝
皮尤研究中心民調顯示，近年來，隨著經濟、新冠疫情、種族主義等問題日益成為公眾關注的緊迫問題，將恐怖主義視為國家重大問題的美國人比例大幅下降。到2020年，僅四分之一美國人認為恐怖主義是個大問題，醫保和聯邦預算赤字則被列為首要問題。
美國不少專家認為，“9·11”事件將美國生於上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的“千禧一代”與生於90年代中期的“Z一代”區分開來。對前者來說，“9·11”同時也是強烈的情感記憶，而對後者則更像是被灌輸的二手知識。
昂貴的失敗
20年前，“9·11”事件發生不到一個月，美國便朝野高度一致地發動了阿富汗戰爭。但幾乎沒有人預料到，美軍在守撤之間，徘徊20年。阿富汗戰爭跨越4名美國總統的任期，演變成為美國曆時最久的一場戰爭，漫長到其本身成為美國“9·11”時代倉皇的休止符。
8月31日在阿富汗喀布林機場拍攝的防護網。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思·麥肯齊8月30日宣佈，美軍已完成從阿富汗撤出的任務，美國在阿富汗近20年的軍事行動正式結束。新華社發（塞夫拉赫曼·薩菲攝）
20年間，超過2400名美軍在阿富汗喪生，而失去性命的阿富汗人則數以萬計。另根據布朗大學的戰爭成本專案，全球反恐戰爭最終花費了美國大約8萬億美元，一說在阿富汗至少花費了兩萬億美元。
重演“西貢時刻”的美國，如同先前那些自恃優越的大國，沒能把阿富汗變成他們喜歡的樣子。重掌國家政權的塔利班，與戰前相比，控制了更多的地區，擁有了更先進的武器，還贏得“打敗一個超級大國”的名聲。美國前政府高官大衛·羅斯科普夫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評論說：“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這場美國曆時最長的戰爭都是一場代價高昂的失敗……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美國政治和軍事領導人20年來錯誤決策的頂峰。”
有專家分析說，美國陷入阿富汗泥潭，與發動伊拉克戰爭的“重大錯誤”密切相關。美國以最終被證明為莫須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入侵伊拉克，逮捕和毆打無辜的伊拉克人，打開了“潘多拉之盒”。正是伊拉克戰爭的牽制，製造中東的動盪，催生新一代恐怖分子，給了塔利班喘息之機。
不過，儘管從阿富汗的狼狽撤軍，對美國國際形象造成沉重打擊，拜登因此支援率大跌，但儘快結束阿富汗戰爭，始終是這些年來動輒劍拔弩張的美國兩黨難得的共識之一。早在十年前，民調已顯示美國公眾對戰爭感到厭倦。小布什之後的三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大幅壓縮駐阿美軍並從伊拉克撤出戰鬥部隊，特朗普明確設定從阿富汗撤軍最後期限，而拜登只是推遲3個月而已。
7月2日，在阿富汗帕爾萬省拍攝的美國和北約軍隊撤離後的巴格拉姆空軍基地。新華社發（賽義德·莫明扎達攝）
羅茲說，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小布什總統任期結束時，已經不可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美國對“9·11”事件的應對弊大於利。他回憶道，奧巴馬連任後，便致力於改變外交和國家安全政策的優先事項，白宮內部就如何結束“9·11”時代展開討論。2013年，奧巴馬在美國國防大學發表演講說：“過去10年裡，美國在戰爭上花費了一萬億美元，導致赤字激增，限制了我們在國內進行國家建設的能力。”
前美國駐阿富汗大使厄爾·安東尼·韋恩回顧說：“我們的部分錯誤在於，我們認為我們可以用自己的硬實力做太多事情。”
失落的時代
20年反恐戰爭，在“9·11”二十週年來臨前慘淡收場，令曾任美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務特別代表的詹姆斯·多賓斯用“失落”來形容這段時期。
多賓斯認為，入侵伊拉克可能是美國建國以來外交政策中最糟糕的一個決定。但美國過去20年“失落”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美國國內發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加劇了國民共識的瓦解”。
民調顯示，“9·11”事件發生後，美國民眾在很大程度上擱置了政治分歧，並對政府表現出很高的信任度——2001年10月的民調顯示，當時六成美國成年人表示信任聯邦政府。但今年4月的民調中，只有24%的人表示他們幾乎總是或大部分時間都信任政府。
多名學者指出，美國衰弱和衰落的長期根源更多地來自國內而非國際，金融危機加劇了全球化帶來的巨大不平等，加深了美國的內部分歧。美國社會和政治嚴重的兩極分化，對美國的全球地位直接構成挑戰。
1月14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國會區域拍攝的美國國民警衛隊士兵。新華社發（沈霆攝）
內裂如此，對外，小布什之問“他們為什麼恨我們”並未得到解決。當年小布什自問自答說：“他們憎恨我們在這裡看到的——一個民主選舉的政府。”
但在羅茲看來——並且很可能更接近真相，美國被憎恨的不是民選政府，而是它的外交政策。
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宮第一年的“9·11”紀念日那一天，記者在華盛頓市中心司法廣場採訪，邂逅牧師理查德·格雷厄姆。他告訴記者，“9·11”事件發生後，“在某些方面，我們（美國）對形勢作出了過度反應，我們變得太容易驚恐”。
這位文質彬彬的牧師說：“我認為我們需要確保自身安全，但現在我們對此這般沉迷，讓彼此、讓鄰居，都感到不舒服。”
在格雷厄姆看來，“9·11”事件是對美國的一個警示，那就是世界對美國的看法，並不像美國人自己想象中的那樣。“美國需要更加了解世界各國民眾怎麼看待美國。”
2015年9月11日，紐約市警察和消防禮兵在悼念“9·11”事件十四週年現場展示美國國旗。新華社記者王雷攝
“9·11”事件二十週年之際，這樣的聲音反覆出現。羅茲就表示，美國面臨的不僅是結束“9·11”事件後發動的戰爭，而且需要改變看待世界的整體方式，重新思考政府和社會的方向。
而對世界而言，可能最重要的問題是，美國會吸取什麼教訓，會否改變外交方式。在這個越來越不安定的世界，如果國際社會仍然不得不面對一個不吸取教訓、自以為能掌控一切的美國，21世紀將會怎麼樣？
哈佛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斯蒂芬·沃爾特認為，“9·11”對後世的意義，不取決於那天實際發生什麼抑或過去20年的應對，而更多地取決於美國等國從今天開始採取的行動。雖則20年後的今天，對世界一些地方來說，它可能已成為一個歷史腳註，但未來幾十年發生的事情，或將決定百年後人們如何紀念“9·11”。（文字記者：徐劍梅；影片記者：檀易曉、胡友松、劉品然、張代蕾、梁希之、張淼、鄭一晗、閆潔、劉鍇、報道員拉里·尼爾德；剪輯：孫碩、沈浩洋）
原文發表於《參考訊息》，本文有所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