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漢在戲臺上鬧事瞬間畫面
10月9日，浙江麗水發生一起醉酒鬥毆事件，一男子因跟在村裡演出的“演員”發生口角，衝上戲臺鬧事，隨意毆打他（她）人，造成多人受傷。事後醉酒男子因尋釁滋事依法被警方刑事拘留，不過因醉酒男子系鄰村村主任之子，隨即觸發媒體輿論廣泛關注。
要知道，如果僅是“醉漢鬧事”這種事情，可能根本提不起媒體輿論的口味，所以媒體在報道的介入過程中，很快找到“他爹”，最關鍵是“他爹”是個“村主任”，也就是媒體輿論熱衷揶揄的“村幹部”。只是“這一切”的關注推進，卻並沒有嚴謹的邏輯。
就如醉漢的父親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的態度，首先承認該醉漢是自己的兒子，但也強調兒子愛喝酒，脾氣不好。與此同時也無奈地表示“我身體不好，管不住他”。言外之意：“他是他，我是我”，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說實話，如果這樣的表態只是尋常身份的父親，可以稱得上“三觀很正”，但要是出自“村幹部”之口，總讓人覺得“另有隱情”。
不過，這種“另有隱情”到底是真的有，還是媒體輿論硬造出來的，就另當別論。從某種層面上而言，本來是“一人做事一人當”的邏輯，卻因為醉漢有個村幹部的爹，媒體輿論的吃相就瞬間進入發散模式。這導致，真相還在路上，情緒就已經漫天飛舞。
不得不說，我們所處的新聞環境下，“事實新聞”已經越來越難落地，而真正堅挺的永遠是“發酵新聞”，“這一點”從“信源”的非權威化起就早已註定。所以很多時候具體的“新聞邏輯”並非是真正存在的邏輯，而是人們藉助基本的結構性秩序疊加出來的邏輯。
就以這起“醉漢鬧事”的事情來講，“醉漢”是主要的事實，而“他爹”和“村幹部”屬於外延的事實，我們很清楚這兩個事實之間沒有必然關係。但是，當我們把具體的角色和身份放入到世俗秩序中時，很容易得出“我爸是李剛”的基本邏輯。
“我爸是李剛”的邏輯其實早就存在，只不過屬於隱性的規則，但在李啟銘的叫囂之後，窗戶紙被戳破，散落在民間的沉默情緒再也憋不住，於是看到類似“拼爹”的狂人就一定要讓其活成“坑爹”的逆子。所以，不管是主動“拼爹”，還是被動“拼爹”，只要有個“貴爹”，就總要往上“靠一靠”。
當然，就村主任來講，也算不上“貴爹”，可就局域性的能量而言，“強龍難壓地頭蛇”這還是公認的邏輯，我們雖然不知道醉漢鬧事過程中有沒有架著“他爹”的威風，但從他喝酒就鬧事的脾性而言，總還是難脫干係。只是在這種情況下，“他爹”面對媒體追問，只能說出“管不住他”言語，至於別的辯駁貌似多一句都不可以。
不得不說，人在其位也是身不由己。說到底，村主任大小也是個幹部，不能太把自己當回事兒，也不能太不把自己當回事兒。相信在經歷這場風波之後，這位村主任爹肯定會給鬧事的兒子一些顏色看看，畢竟就算不影響在村裡的位置，起碼臉面無光。
要清楚，就“系鄰村村主任之子”這句話本身，其實就明顯地透露出人們對“我爸是李剛”邏輯的深以為然。很多時候，作為“貴爹”也其實比較無辜，他們什麼都沒做，就好像什麼都做過一樣，這導致兒子闖禍，“聲討”往往最先指向他們。
坦白講，當年李啟銘的叫囂應該不只是幼稚的問題，而是在基本的思維認知上，可能就覺得“李剛”可以一手遮天，所以才脫口而出“我爸是李剛”。好在，當年的“短影片”還在孕育當中，要不然表情包都不知道會被玩成什麼鬼樣。
然而也正是那次的風波才把“拼爹戾氣”列入公憤的對立面，也就是出現“拼爹”相關的事件時，人們有絕對的理由可以去質疑其中的是非。但這個過程中，其實也容易造成一定程度的誤傷，因為輿論一旦進入情緒化的序列，很容易走向失控。
另外，回到“聲討”的邏輯上，其實也比較“分裂”。人們希冀的“公平和正義”，其實並非是絕對的，而是儘可能地偏向自利的一邊。所以，對於那些毀於“關係”的人，並非不懂其中的深淺，而是更願意鋌而走險的得到更多庇護。而這種認知似乎在“醉漢鬧事”中也是存在的，只不過是或多或少的問題。
所以，回到輿論的聲討層面，其實“醉漢鬧事”已經成為一種引子，它本身的是非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本身的結構符合“聲討”的條件。而作為醉漢的村主任爹，可能也深知自己的處境尷尬，所以才會在媒體採訪時表現出大義滅親的一面。
說實話，他不關心自己兒子的死活，大機率是剋制的表情，畢竟兒子被定性為尋釁滋事，而且已被警方刑事拘留。這種情況下，想必沒有任何父母能淡定處之。可是，這就是我們看到的結果，“他爹”可能在兒子心裡很牛，但真要是“出事兒”，“很慫”往往也是事實，起碼當下來看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