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製造”的流放之地：澳大利亞的開拓史
現在的澳大利亞是一個發達國家，可在200多年前，那裡還是一個不毛之地，甚至被英國當成了流放罪犯的孤島。面對不光彩的過往，澳大利亞人並不羞愧，他們從來不忌諱承認這一點，對他們來說，將一塊陌生的土地變成沃野千里的家園，其實是一段值得驕傲和自豪的奮鬥史。
然而，澳大利亞作為罪犯的流放之地，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被刻意“製造”出來的：英國人一開始並非“恰好”發現了澳大利亞可以作為流放地的用途，而是有意“製造”了一大批“犯人”，強行將犯人送到了澳大利亞，讓那些戴罪之軀用勞動來贖罪，幫助英國開墾新的領土。所以，從直觀上看，澳大利亞確實是罪犯的流放之地，然而，更加接近事實的真相是，英國主動策劃了一個關於犯人和流放地的劇本，大英帝國治下的男男女女不自覺地成為了配合演出的演員。
自從轟轟烈烈的工業革命開始，英國就開始將罪犯發配海外（Transportation beyond the seas），因為英國國內的監獄早已人滿之患，實在放不下了。
1783年，有人對英國監獄進行了一項調查，報告顯示英格蘭和威爾士共有罪犯7482名，除去初犯或罪行較輕者外，達到流放標準的有4059名。當時英國每年要往澳大利亞發配1000名罪犯，根據這個數目，用不了幾年，英國監獄就不會擁擠了。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向澳大利亞發配罪犯的活動直到1868年才被徹底廢止。而自1788年至1868年年，被髮配到澳大利亞的罪犯總數高達16萬8000人。我們能發現：英國的“犯罪率”隨著澳大利亞的開墾而不斷上升，這其實體現了大英帝國的“良苦用心”。
16世紀開始，由於資本主義發展，英國出現了圈地運動。1760年以後，登記在冊的圈佔土地的活動有5000多次，牽扯600萬英畝的耕地。自1740年至1788年，4萬多個百畝以下的小農場被大地主收購，300英畝以上的大農場不斷湧現，一些自耕農和佃農淪為貴族或大地主的僱農。不願意當僱農的自耕農原本可以在公有荒地上放牧，基本能維持生計，但很快這項福利也被廢止，這些衣食無著的人在農村無立錐之地，只能湧進城鎮打工謀生，以致城市人口暴增。
城市生活成本高，工作又不好找，所以出現大批窮苦的工人和失業者。他們為情勢所逼，想要活下去，眼前只有兩條路：一是向工廠老闆爭取權益，要求漲工資；二是鋌而走險，淪為小偷或強盜，靠非法手段為生。
這兩條路，其實最終都會把人變成罪犯。第一條路起初不犯法，不過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資本家根本不會考慮提高工人待遇的提議，雙方矛盾爆發，工人只能破壞機器，最終淪為罪犯；第二條路就更直接了，一開始就是犯罪。
18世紀後期，僅倫敦就有慣犯2萬多人，整個社會烏煙瘴氣，腌臢不堪。英國政府的解決方法就是嚴刑峻法，加重懲處力度。在英格蘭，從17世紀中期到19世紀初期，可判死刑的罪行從50種陡然增加到200多種。從18世紀後期起，愛爾蘭、蘇格蘭也亦步亦趨，對於犯罪行為從嚴從重處罰。在當時的英國，叛國投敵、殺人越貨固然要判處死刑，但諸如偷盜牲口、砍伐林木，甚至隱瞞私生子數量也會判以極刑。
對於數量最多的盜竊案，英國政府更是鐵石心腸，偷取價值1先令（一頓有酒有肉的晚餐大概價值1先令）以上的物品，流放14年；偷取價值1先令以下的物品，流放7年。
英國政府之所以“小罪大罰”，其實有三個目的：
第一、疏散監獄中的罪犯，緩解監獄人滿為患的狀況。
第二、趁機疏散過剩的城市人口，減輕激增的人口壓力。
第三、將大量犯人轉移到澳大利亞，進行殖民地建設。
可以看出，前兩條其實都在為第三條服務，為了實現建設澳大利亞的目標，英國當局不斷擴大逮捕範圍，甚至到了濫用刑罰的地步，例如偷了兩粒鞋釦的也被判7年監禁，之所以定7年刑罰，是因為判刑7年以上才夠流放資格。
考慮到罪犯都是烏合之眾，組織能力較差，英國政府開始逮捕有文化的“體面人”，包括偽造文書的中產階級，違反組織紀律的海陸軍官等等，期望他們利用自己的技能管理殖民地。後來，英國人發現犯人中男性佔多數，女犯人數不足，無法正常實現社會運轉，於是又開始加大處罰女子的力度，僅僅偷了一條手帕的良家婦女也硬把她重判7年，以便流放到澳大利亞。
英國當局的想法是：對大多數土生土長的英國人來說，流放澳大利亞等於去到天涯海角，就算服刑期滿，也沒法返回英國。既然有去無回，不如就在當地結婚生子，繁育後代。一旦“罪犯”們這麼想，那麼英國政府的目標——將澳大利亞建成另一個英國的目的也就實現了。
建立一個新的殖民地並非易事，英國派往澳大利亞的菲利普總督（Governor Phillip）遇到了諸多困難，第一個挑戰就是人心不穩：罪犯們來到澳大利亞都抱著服刑的心態，既沒有披荊斬棘的奮鬥精神，也缺乏建設家園的美好期望。凡事得過且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一些人乾脆就逃跑了。
殖民地遇到的第二個問題，是缺乏技能和知識。第一批艦隊為澳大利亞送去了1493人，罪犯佔778人，其中男犯520人，排除掉旅途中死亡的20多人，實際勞動力沒有多少，更嚴重的是，上千人中既沒有地質學家和生物學家，也缺乏有經驗的農夫。勉強播下的莊稼要麼被害蟲啃壞，要麼長勢不佳，另外，因為罪犯責任心不強，牛群不斷走失，家禽逐漸病亡。當時的澳大利亞正可謂五穀不登，六畜不旺，連口糧都無法自給自足，生活只能依靠英國的供應。
屋漏偏逢連夜雨，僅存的一艘補給船失事沉沒；計劃中駛來澳大利亞的第二艦隊又延期離英；派去南非求援的軍艦也遭遇海難，眼看新殖民地就要因斷糧而毀滅，總督只好以身作則，帶頭削減糧食，積極自救。
流放的犯人乾重體力工作，配給的糧食很快就吃完，飢餓的時候不得不故技重施，偷取食物。菲利普總督對此嚴懲不貸，他明白自己的任務是開墾新的殖民地，而不是打造流放犯人的大監獄，所以一定要樹立正確的社會秩序。面對罪犯們故態復萌的行為，他決定下重手處罰，以儆效尤。六名士兵因結夥偷竊倉庫糧食，被處以死刑；一名犯人偷了一個土豆，被鞭笞三百下，禁閉6個月。
雷霆一般的處罰行為起到了作用，殖民地沒有崩潰，而是平安等到了英國艦隊抵達悉尼灣。船隊帶來了糧食、資訊，以及更多的罪犯。吸取了之前的教訓，菲利普總督制訂了發展殖民地的新方針，他認為罪犯已經無法滿足建設的需要，於是發起了免費贈送土地的“恩賜制”，用這個辦法來吸引英國國民自願來澳大利亞。所謂“恩賜制”是指，自由民只要來澳大利亞，每人獲贈30英畝土地，有配偶的再加20英畝，帶子女的每個孩子另加10英畝。殖民地的政府官員，甚至刑滿獲釋恢復自由身的罪犯，也能獲得同等待遇。
菲利普總督以發展農牧業為首要目標，他不僅要讓澳大利亞自給自足，還要把這裡變成糧倉，為大英帝國提供糧食和牲口。鑑於知識和技能的不足，總督花錢從英國聘來50位農業專家，指導殖民者開荒種田，開發悉尼附近的肥沃的土地。
菲利普總督於1792年12月離開澳大利亞返回英國，他走時殖民地人口已達3000人，耕地面積達1700英畝，另有4000英畝贈送給自由民和軍官。也就是說，澳大利亞彼時已經基本實現了糧食自給自足，同時，這塊殖民地也由罪犯們的流放之地，變成了自由人趨之若鶩的新家園。
澳大利亞作為南半球不可多得的大陸，本身具有不可忽視的戰略意義。表面上看，它一開始是被英國相中作為替代北美流放罪犯的不毛之地，但實際上，大英帝國的計劃並不是把這塊大陸變為一所海外大監獄，那樣就大材小用了，他們的終極目標是將澳大利亞建成第二個不列顛。
夢想是美好的，要實現它卻要付出極其巨大的代價，沒有人願意遠赴萬里去開拓一塊陌生的土地，所以英國政府只能打著流放罪犯的幌子，迫使一大批罪不至流放的無辜者踏上征途。首批踏上澳大利亞土地的英國人，與其說他們是罪犯，不如說是新殖民地的開拓者，他們作為大英帝國宏大計劃的一份子，沒有獲得開墾先鋒的榮譽稱號，但他們栽的樹，卻為後人帶來了蔭涼。
由於罪犯們前期的付出，澳大利亞不再荒蕪，基礎設施逐漸完善，大批英國自由民被吸引至此。這些自由民與獲得自由的罪犯通力合作，開墾荒地、疏通水源、繁殖牲畜，漸漸建成了6個殖民地和1個北領地。不久之後，為了解決共有的難題，謀求相同的利益，幾個殖民地開始深入接觸，邁向了統一之路，澳大利亞作為一個完整的政治體，最終邁上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