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要硬核，卻未必需要透過加碼的方式來實現。
近日，國家衛健委有關負責人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釋出會上指出，疫情防控要防止層層加碼、一刀切，並明確提出了“六不準”要求。其實，就疫情防控中的層層加碼問題，有關部門已提及多次。並且，在去年春節的疫情防控過程中，針對封村堵路等過度防疫問題，以及借防疫之名侵害群眾合法權益等問題，採取了有針對性的措施。然而，從媒體曝光的案例，以及筆者團隊的調查情況看，少數地方還是存在各種加碼情況。這是為什麼呢？
從政策執行的角度看，“層層加碼”和“層層減弱”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對於任何一項政策，從決策者的視角看，總是有一個“完美執行”的想象，總希望執行者能夠不偏不倚地將政策執行下去。但不同地方，政策情景不一樣，執行就會有差異。
首先，每個地方面臨的目標壓力不太一樣。比如防疫這事，一些地區的風險壓力相對要大一些。為了確保萬無一失，一級一級在傳達疫情防控要求時，就比較容易不斷加碼。根據我們的調查，一些地方農村早在國家衛健委出臺春節返鄉疫情防控要求前，就啟動了去年春節疫情防控的一些措施，包括封村堵路、返鄉人員提供核酸檢測證明等，可謂嚴防死守。但對於大多數南方農村地區而言，其防控還是採取的常規化措施，並無特別舉措。
而每個地方的治理能力，也有差異。總體上經濟較為發達的地方，防疫資源較為充裕，面對國家的防疫要求，其應對的空間較大。但對於一些欠發達地區而言，客觀上只能依靠充分動員、集中行政資源、提前介入等措施，開展嚴防死守式的防控。否則，一旦出現突發情況，這些地方的反應能力很可能跟不上。
同時，每個地方的社會基礎也不盡一致。從社會學的角度看，社會結構和行動邏輯不同，會反過來影響政府行為。大致而言，一些農村地區是團結型的社會結構，村莊往往有較強的一致行動能力，社會關係以保護性為主。這種型別的村莊，對返鄉人員具有較強的接納能力，不太可能採取激烈的排斥措施。也有一些地區，更偏向分裂性的社會結構，村莊內部存在多個競爭性的行動主體，強硬政策比較容易在村莊層面得到迎合。客觀上，防疫政策的核心是“隔離”，製造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這在分裂性的社會結構中有強大基礎。
可見，基層防疫層層加碼難避免，源頭在於防疫政策是一種剛性政策，要求較高，很多地方都以“壓實四方責任”的方式進一步強化其政策力度，基層的壓力本來就比較大。問題還在於，在大多數農村地區，基層的防疫能力有限，應對突發情況的資訊不足。並且，上級不斷強化的疫情防控要求，也使得一些地方社會要求政府採取積極措施。在這種情況下，疫情防控加碼，層層加碼的現象，也就難以避免。
防疫要硬核，卻未必需要透過加碼的方式來實現。當前，我們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常態化防控措施，包括聯防聯控機制、大規模檢測、精準追蹤以及網格化防控制度，足以應對各種突發疫情。基層只要把人員摸排等基礎性工作做好，把常態化的疫情防控政策落實好，其實就算盡職盡責了。而對於一些偶然發生的疫情，上級也應分情況追責，儘量給基層減壓。
作者 呂德文（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編輯 汪垠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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