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如此。最高法院只是將墮胎權從聯邦憲法中剝離出去了，墮胎屬於州權的範疇。
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阿利托大法官寫的判詞做出結論：“我們從開始的地方結束這個判決。墮胎關涉一個深刻的道德問題。憲法並沒有禁止各州公民監管或禁止墮胎。羅伊案和凱西案僭越了這一權力。我們現在推翻那些判決，把權力交還給民眾和他們選出的代表。”
從1973年羅伊案以來，關於墮胎權的爭論就沒有中斷過。1992年的凱西案，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中分了三派，其中有四名是贊成推翻羅伊案的，但是最終還是維持了原來的判決，其中的理由就是要遵循先例，“如果不這樣做，就會破壞對本院先例和法治的尊重”。
關於生育的問題，如何變成了一場合憲性的大辯論呢？從最高法院來說，透過判決對美國憲法作出解釋，維護憲政原則，這才是最高法法官的權威所在。最高法院是解釋和維護憲法，對憲法進行司法審查，而不是修改或者製造憲法。從文字本身來解釋憲法，這是基本的原則。
阿利托大法官在判詞中寫明：“我們認為，羅伊案和凱西案必須被推翻。憲法沒有提到墮胎權，並且任何憲法條款都無法解釋出對這一權利的保護。”這是根本所在。換句話說，推翻羅伊案的理由並不是要不要保護婦女的合法墮胎權，而是，美國憲法沒有關於墮胎權的論述，也無法從現有的憲法條款中“延伸”出這一權利。當然，立法機構可以增加憲法修正案，對這一權利進行明確規定，但那是立法機構的事情。
“托馬斯 E. 多布斯，密西西比州衛生部官員訴美國傑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是這次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導火線，原因是密西西比州通過了《妊娠年齡法》，其中核心條款是“除緊急醫療情況或嚴重的胎兒畸形情況外，如果胎兒超過15周，任何人不得故意或明知實施或誘使他人墮胎”。一家婦女墮胎機構傑克遜婦女健康組織起訴密西西比州的官員，認為這一法案違憲了，因為該法案的核心條款與1973年羅伊案的判決有出入。當時是將婦女妊娠分為三個階段，前6個月是可以進行墮胎的。官司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或許以後人們會用“多布斯案”來指代這次訴訟。多布斯案和羅伊案的對決，也就變成了墮胎權是否違憲的紛爭。
1973年的判決涉及三個核心問題：第一，胎兒是否享有憲法規定的權利，結論是沒有；第二是墮胎權屬於隱私權，是自由權利的一部分；第三是對墮胎的時段進行了規定，前6個月是可以墮胎的，理由就是6個月之後胎兒在母體外存活機率大。1992年的凱西案增加了一條模糊的規定，各州不能增加婦女的“不當負擔”。換句話說，羅伊案的核心並不是在什麼時段可以合法墮胎，而是說墮胎這個事情不是聯邦法律規定的，從美國憲法的文字中就找不到“墮胎權”的法律根據。即1973年的判決是違憲的，製造出了憲法文字沒有的“墮胎權”，推翻羅伊案就是回到憲法文字本身。
首先，美國憲法中沒有關於墮胎的任何表述，羅伊案判決中從憲法修正案第十四條引申出的自由權利是不嚴格的，也是牽強的，墮胎與親密的性關係、避孕和婚姻等權利是不同的，因為墮胎涉及到對胎兒生命的界定。
其次，羅伊案的判決打斷了美國社會關於墮胎問題的演化程序。羅伊案判決時，美國有30個州禁止在任何階段的墮胎，而在判決前幾年，三分之一的州放寬了墮胎法律，但是羅伊案判決以法律的方式介入了這一事務，打斷了各州在這一問題上的討論，也就是最高法院製造出的“墮胎權”打斷了社會秩序演化的程序。
最後，最高法院的判決剝奪了婦女的墮胎權嗎？並非如此。最高法院只是將墮胎權從聯邦憲法中剝離出去了，墮胎屬於州權的範疇。當然，羅伊案之後，美國政治文化的版圖會更加“極化”，如已故大法官金斯伯格所說，貧窮的婦女可能難以獲得安全的墮胎服務。
最高法院的“認錯”背後其實是美國政治社會思潮保守化的映照，加上特朗普總統任內獲得了三次提名大法官的“運氣”，一舉改變了最高法院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格局，特朗普提名的三名大法官都贊成推翻羅伊案。在特朗普總統提名三名大法官之後，美國最高法院進入了保守派時代，這或許是特朗普留下的最大的“政治遺產”。
紅星新聞特約評論員 孫興傑（吉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教授）
編輯 尹曙光
紅星評論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