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甲，中共黨員，某出版社副社長，曾任某報社發行部處長。乙，中共黨員，某報社退休幹部，退休前任某報社研究部處長，與甲曾系某報社同事關係。丙，中共黨員，系乙丈夫，某大型國有金融企業A公司副總經理，與甲也相識。丁，某私營企業B公司老闆。2020年，經朋友介紹，甲與丁相識。丁因公司融資需要找到甲，希望其幫忙尋找融資渠道，並與甲簽訂了書面協議，約定事成之後按照融資額的2%給甲感謝費。此後，甲透過乙找到其丈夫丙幫助。丙稱，鑑於甲和乙的老同事關係且其與甲彼此也認識，就將B公司推薦給A公司下屬全資企業C公司。C公司按程式對B公司進行盡職調查、現場考察、稽核評估、集體審議後，同意與其進行合作。B公司與C公司簽訂協議，從C公司處成功融資3000萬元。事後，甲收受丁給予感謝費現金60萬元，用於個人日常開支。
分歧意見
本案中，對甲的行為應如何定性，存在分歧。
第一種意見認為：甲利用某出版社副社長這一職務形成的便利條件，透過丙的職權幫助B公司融資，事後收受B公司老闆丁給予的感謝費60萬元，其行為屬於斡旋受賄行為，應以涉嫌受賄罪追究其紀法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甲透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便利，為B公司融資謀取利益，事後收受丁給予的感謝費60萬元，其行為屬於違規從事有償中介活動，違反了黨的廉潔紀律。
評析意見
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一、甲的行為不屬於斡旋受賄
斡旋受賄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透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託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託人財物或者收受請託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其構成要件主要有三：（1）行為人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了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即與被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在職權上雖然沒有隸屬制約關係，但行為人利用了本人職權或者地位產生的影響和一定的工作聯絡；（2）透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而非自己職務上的行為；（3）必須是為請託人謀取了不正當利益。
首先，甲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其找丙幫忙併非基於其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利用本人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而是因為其與丙的妻子乙曾是同事關係，早就與丙相識，是基於二人的朋友關係找到丙。其次，從甲與丙的職權地位來看，甲在出版社、丙在國有大型金融企業，二者毫無隸屬、制約關係，且並無任何工作上的聯絡。丙表示，其之所以幫助甲，是因為甲是其妻子的老同事，自己和甲也認識，抹不開面子。最後，B公司與C公司是商業合作關係，B公司的資質也符合C公司對融資物件的要求，且經過了C公司的相關融資程式，兩個公司的合作互利具有正當性。甲未參與雙方的融資談判，也沒有為B公司獲取較低的融資利率，其行為並未導致B公司在平等市場主體中獲得競爭優勢，未違背市場交易公平公正原則，不符合為請託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構成要件。綜上，甲的行為不符合斡旋受賄的構成要件，不構成受賄罪。
二、甲幫丁融資是提供資訊服務收取錢財的“有償中介活動”
有償中介活動是指透過為銷售方、購買方、服務人或服務物件等溝通訊息、介紹業務而收取錢財的一種經濟活動。甲幫助丁的B公司尋找C公司作為融資渠道的行為，實際上是基於資訊不對稱，為丁的B公司融資牽線搭橋，提供有償資訊服務。其本人並未實際參與B、C公司之間的融資談判，介紹業務成功後，收受了丁給予的60萬元感謝費，也是事前與丁合作協議中予以明確約定的事項。因此，甲的行為屬於從事有償中介活動範疇，違反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十四條違規從事營利活動之規定。
綜上，甲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與國家工作人員丙的朋友關係，透過丙職務上的行為，幫助B公司融資，並收受B公司負責人丁給予的感謝費60萬元，其行為屬於在經濟活動中提供資訊服務的有償中介活動，而非斡旋受賄。在辦理違規從事有償中介活動違紀案件時，要嚴格按照違紀、職務違法、犯罪的構成要件，準確界定違紀與違法、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等，做到定性準確、處理恰當，精準執紀執法，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
（李江 張帥 作者單位：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人民日報社紀檢監察組；光明日報社機關紀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