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背部劇痛、高燒一直未退的魯迅先生接受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採訪。
斯諾問道：“當今中國文壇上最有影響力的女作家有哪些?”出乎眾人的意料，魯迅並沒有推薦冰心、丁玲、廬隱這些成名已久的女作家，而是極力稱讚了年僅24歲、作品數量還不多的蕭紅，他肯定地說道：“蕭軍的妻子蕭紅，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為丁玲的後繼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時間，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時間早得多……”
蕭紅
此時，魯迅認識蕭紅不過一年半時間，卻為蕭紅幫了很多忙，自己拿錢幫她出版了中篇小說《生死場》，親自為蕭紅寫序，讓弟子胡風寫後記，令蕭紅從一個與蕭軍合用筆名、合寫小說的無名作者成為享譽一時的女作家，引人注目。
在接受這次採訪的五個月後，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病逝。
不久，蕭紅與蕭軍的關係，也因蕭軍的多次出軌和家暴走到了盡頭，1938年5月，蕭紅與蕭軍的好友端木蕻良在武漢結婚，後來在香港因肺結核去世。
蕭紅一生情史坎坷，先後有過兩任同居男友和兩任丈夫，並與其中兩任生過孩子，而這四位伴侶先後都拋棄了她，最終，她死在相識不久的流亡作家駱賓基懷中，遺言希望他能把自己的骨灰交給許廣平，以後安葬在上海虹口的魯迅墓旁。
不過，由於當時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蕭紅的遺願沒能實現，只得暫時安葬在香港淺水灣的荒灘，後來遷往廣州銀河公墓安葬。
蕭紅臨終時，曾發出了林黛玉式的感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在她漂泊無定的一生中，唯有年長三十歲的魯迅給過她最大的欣賞與關愛，不但極力推許其文學才華、讓她名揚天下，還有超乎尋常的憐惜與關心，讓蕭紅感覺“像祖父一樣”，也正因為這個緣故，命若遊絲的蕭絲渴望能安葬於魯迅身旁。
1、文學才華驚人的蕭紅，一生遇盡渣男
論情路坎坷，民國女作家中，蕭紅絕對可以拿第一。
張愛玲也曾與到處覓豔、多次出軌的胡蘭成結婚，但她平生只碰到這麼一個渣男，而且，胡蘭成對張愛玲的才華還是非常傾倒的，為她寫過不少點評文章，用盡溢美之辭。
蕭紅卻先後被四個男人無情拋棄，蕭軍與她同居期間，兩次出軌、長期動手毒打蕭紅，對蕭紅的文章更是多有貶低。
蕭軍認為蕭紅的小說、散文筆力平平，沒有結構，讀起來絮絮叨叨，一如小女孩坐在外婆家的門檻上喃喃自語，而這一寫作特點卻是深受魯迅先生欣賞的“意識流”寫作，後人評價認為蕭紅與伍爾芙的寫作技巧不謀而合，均有內心獨白、視角跳躍、自由聯想、形象切割等特色，有場景式的文章結構。可蕭軍頑固地認為，蕭紅寫作功力很平常，是她與魯迅有“不一般的關係”，才讓蕭紅獲得了魯迅的賞識，直到故人均化煙雲的上世紀八十年代，蕭軍還一再向牛漢強調過這種觀點。
電影《黃金時代》中，蕭紅與蕭軍同去魯迅家中做客
蕭紅的相貌和個性，遠不如她的文學才華出眾，按丁玲在《風雨中憶蕭紅》的描述，蕭紅最大的短板，是“少於世故”、“幻想”、“稚嫩和軟弱”。
丁玲回憶：
“蕭紅和我認識的時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時山西還很冷，很久生活在軍旅之中、習慣於粗獷的我，驟睹著她的蒼白的臉，緊緊閉著的嘴唇，敏捷的動作和神經質的笑聲，使我覺得很特別，而喚起許多回憶，但她的說話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為一個作家的她，為什麼會那樣少於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純潔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時顯得有些稚嫩和軟弱的緣故吧。”
蕭紅這種愛幻想、“稚嫩和軟弱”的性格，用於對自己愛情婚姻的處理中，便有了多次草草收場的情事。
1928年，在叔父張廷獻的張羅下，17歲的蕭紅與當地大地主汪家的小兒子汪恩甲訂婚，汪恩甲在哈爾濱三育學校當老師，比蕭紅大兩歲，相貌英俊，蕭紅為他織過毛衣，還以未過門兒媳婦的身份參加了汪恩甲父親的葬禮。兩年後，汪恩甲進了哈爾濱法政大學預科班讀書，兩家催著給二人辦婚事，蕭紅卻用家裡給的嫁妝錢到裁縫店訂做了新大衣，與從法政大學退學的表哥陸哲舜一起私奔去了北平。
陸哲舜早有家室，蕭紅也有未婚夫，可二人卻不管不顧地愛上了，1930年4月，陸哲舜入讀二龍路的中國大學，蕭紅在闢才衚衕的女師大附中讀書，為了不引起外人猜疑，他們對外宣稱是甥舅關係，租了二龍坑西巷的一座小院子，僱了當地人耿媽照料生活，那段時間，蕭紅的生活是甜蜜的、她處處都感到新鮮。
深受打擊的陸家和張家（蕭紅原名張秀環）拒付倆人的生活費，逃婚出來的二人逐漸感受到巨大的生活壓力，北平冬天很冷、米貴，樣樣都要花錢，陸哲舜的感情慢慢冷卻下來，甚至生出悔意，他與蕭紅的浪漫史就這樣結束了，1931年1月，寒假期間，兩人各回各家，再也沒有聯絡過。
蕭紅
1931年2月，蕭紅重返北平，未婚夫汪恩甲也追趕而至，把蕭紅帶回哈爾濱，可汪恩甲的二哥、哈爾濱道外區濱江小學校長汪大澄認為蕭紅已經名聲狼籍，強行替弟弟解除了婚約，蕭紅深感不滿，還去法院起訴汪大澄，軟弱的汪恩甲為了哥哥的聲譽，違心地承認解除婚約是自己的主張。
這年11月，流浪街頭一個多月的蕭紅找到在哈爾濱工業大學預科讀書的汪恩甲，他們在東興順旅館裡同居，蕭紅懷上了身孕，1932年6月，由於沒有足夠的錢交旅館費，汪恩甲丟下即將臨產的蕭紅，不辭而別、下落成謎，蕭紅寫信向哈爾濱《國際協報》副刊編輯裴馨園求助，裴馨園派蕭軍去給她送書，二人就這樣相識了。
蕭紅與蕭軍
蕭軍是蕭紅的文學帶路人，相識之初，他對柔弱的蕭紅伸出了慷慨相助之手，先是幫蕭紅乘船逃離了欠費的旅館，把她送入醫院待產，出院後，二人在道里新城大街的歐羅巴旅館開始了新的同居生活，不久搬到道里商市街25號的房子，靠微薄的稿費和借債度日，蕭紅新生的孩子因無力撫養被送走，後來不知下落，也有人說孩子夭折了，蕭紅對這第一個孩子懷念不已，還在遺囑中一再叮囑端木蕻良找到這個孩子的下落。
1934年底，蕭軍與蕭紅因創作進步文學遭到迫害，經青島來到上海，終於見到了仰慕已久的魯迅先生，蕭紅的文學才華倍受上海文藝界的推崇，而她卻高興不起來，她曾經的愛侶蕭軍與一位在東北認識的有夫之婦陳涓展開了新的戀情，讓她陷入痛苦之中。
1936年7月，蕭紅在魯迅的建議下，離開蕭軍，東渡日本，幾個月後，她得知魯迅的死訊，回國祭奠，又回到了蕭軍身邊，而這一次，蕭軍出軌了她的閨蜜、另一個有夫之婦許粵華，讓許粵華懷上了身孕。
1938年1月，蕭紅跟著蕭軍離開武漢、前往山西和西安一帶從事革命文藝創作，但時間並不長，5月，她與蕭軍的好友端木蕻良返回武漢並舉辦婚禮，此時，蕭紅的腹中又有了蕭軍的孩子，而蕭軍卻根本沒有娶她為妻的打算。
蕭紅與端木蕻良
1938年底，蕭紅在重慶江津生下孩子，孩子生下三天就夭折了，她與端木蕻良在1940年1月前往香港，蕭紅肺病日漸加重，1942年1月22日在瑪麗醫院去世。
在她離世前一個多月，端木蕻良不見了，只有相識不久的流亡作家駱賓基在旁陪伴照顧，蕭紅告訴駱賓基：““端木從今天起，就不來了，他已經和我說了告別的話。”
駱賓基
據駱賓基在《蕭紅小傳·修訂版自序》中回憶：
“從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開始爆發的次日夜晚，由作者護送蕭紅先生進入香港思豪大酒家五樓以後，原屬蕭紅的同居者對我來說是不告而別。從此以後，直到逝世為止，蕭紅再也沒有什麼所謂可稱‘終身伴侶’的人在身邊了。而與病者同生同死共患難的護理責任，就轉移到作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脫身了。”
就這樣，歷經四任男友與丈夫的蕭紅，孤獨地在醫院裡去世了，其臨終的淒涼絕望心境，與林黛玉極為相似，因此，失聲的蕭紅在紙下寫下：“我將與長天碧水共處,留得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在這種心境下，她深深懷念平生給過她最大善意與欣賞的魯迅先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2、蕭紅的柔弱與魯迅的憐弱
蕭紅脆弱的性格與她冷靜的文筆形成一定反差，她與丁玲都擅長描寫苦悶與苦難，而丁玲的生命力卻要強悍得多，如沈從文所言：“她要人家待她如一個男子。”丁玲活潑、堅韌、開朗、無畏，有著很強的自我修復能力，敢於鬥爭，不依賴他人，而蕭紅卻不是，她內心的自我定位是個無助的柔弱女子，她傾訴苦難不是為了變革或者爆發，只是在尋找救贖。
為了離開哈爾濱，離開曾吸食鴉片的未婚夫，去北平尋找新生活，她求助於已婚的表哥陸哲舜，正在法政大學讀書的陸哲舜也樂於相助，他為蕭紅拋棄了家庭、從大學退學，帶著蕭紅不聲不響去了北平，幫蕭紅進入女師大附中讀書。
那段時間裡，蕭紅是心情愉快的，她在信中向好友描述北平秋天的寧靜風景，覺得樣樣新鮮。
而陸哲舜卻漸漸感到吃力，19歲的蕭紅只是一昧的天真，像一個沒長大的孩子，從精神到經濟上都要依靠他，而無法與他共同面對風雨，陸哲舜開始後悔，借寒假返回哈爾濱的時機，他徹底離開了蕭紅。
此時的蕭紅沒有選擇獨自生活，而是回到了未婚夫汪恩甲的身邊，彷彿再次找到了依靠，同居八個月後，蕭紅臨產前夕，汪恩甲同樣選擇了不辭而別。
旅館老闆不讓蕭紅走，威脅她還上4百元的欠費，否則就把她賣到妓院。
懷有身孕的蕭紅只能到處求助，命運將蕭軍送到了她的身邊，最開始，自顧不暇的蕭軍沒打算管她，可山東籍東北漢子的蕭軍有著強烈的俠義心腸，他被蕭紅的柔弱激起了十足的同情心，蕭軍回憶初見蕭紅：
“半長的頭髮敞散地披掛在肩頭前後，一張近於圓形的蒼白的臉幅嵌在頭髮中間，有一雙特大的閃亮眼睛直直地盯視著我，聲音顯得受了驚愕似的微微有些顫抖地問著：‘你找誰？’”
在收到蕭軍的三首情詩後，他們住在了一起。
蕭紅與蕭軍
困境之中，他們相愛了，蕭軍發現了蕭紅的文學才華，1933年，蕭紅以“悄吟”為筆名發表了小說《棄兒》，從此開始了文學創作之路。
而蕭紅的極度依賴漸漸也讓蕭軍不耐煩，他曾說：“她單純，淳厚，倔強有才能，我愛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他認為蕭紅沒有“妻性”，在蕭軍眼裡，“妻性”應該是互相扶持，而不只是單方面的依賴。
經歷蕭軍出軌和家暴後，蕭紅卻仍然沒有放開他的手。
即使在1936年7月，她聽了魯迅的話遠渡日本，與蕭軍暫時分開，還是不斷給蕭軍寫信，要他寄書、買枕頭和日用品，魯迅去世後，1937年初，蕭紅歸國，她得知蕭軍再次出軌密友的妻子許粵華，還讓許粵華“珠胎暗結”，而蕭紅依然沒有離開這個不折不扣的渣男，她一邊與蕭軍爭執不休，一邊回到他身邊，懷上了蕭軍的孩子，而蕭軍卻根本不打算娶她。
端木蕻良
深感自尊心已經掃地的蕭紅，得到蕭軍朋友端木蕻良的安慰，便開始不斷向他傾訴內心的沮喪，端木蕻良身材瘦高、穿著洋氣、說話和氣，看起來文質彬彬，很是通情達理，與暴躁易怒的蕭軍是兩種人，在蕭軍與蕭紅髮生爭執時常站在蕭紅一邊，也很認可蕭紅的文學才華，作為資深《紅樓夢》迷，端木蕻良認為蕭紅就是他眼中的林妹妹，這一人物定位與蕭紅的自我認知不謀而合。
此後，蕭紅常主動去找他談創作，還在紙上寫下“恨不相逢未嫁時”的詩句，向他展示。
1938年4月，懷著蕭軍孩子的蕭紅跟著端木蕻良回到武漢，並在那裡舉辦了婚禮，這也是她人生中唯一的一場婚禮，她期待自己的婚姻“沒有爭吵、沒有打鬧、沒有不忠、沒有譏笑，有的只是互相諒解、愛護、體貼。”
而端木蕻良卻不是個可以給她依靠的人，他出身鄉紳家庭，是家中的寵兒，生活能力差，不會照顧人，向來依賴他人的蕭紅，對新婚丈夫深深失望，她生孩子的時候，端木蕻良為了逃離日軍正在進攻的武漢，一個人先跑去了重慶，蕭紅好不容易才又買到一張來重慶的船票，而正在沙坪壩忙著編刊物的端木蕻良卻根本沒管她，把即將臨產的蕭紅安置在遠房親戚家裡，蕭紅只得一個人去醫院生了孩子，孩子生下三天後就夭折了，她對好友白朗感嘆道：“我會幸福嗎？未來的遠景已擺在我的面前了，我將寂寞憂悒以終生！”
蕭紅
果然，1942年，蕭紅垂危之際，端木蕻良再次扔下她一個人逃難去了，住在香港瑪麗醫院的蕭紅失望已極，她生怕身邊唯一的朋友駱賓基也會離開，拉著他說道：“對現在的災難，我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你不要以為我會在這個時候死，我會好起來的，我有自信！……送我到許廣平先生那裡，就算是給我很大的恩惠，我不會忘記，我會健健康康地出來。我還有《呼蘭河傳》第二部要寫。”
蕭軍、蕭紅、許廣平、周海嬰在魯迅墓前
她記得魯迅與許廣平對她的慷慨相助，魯迅先生已經不在了，那麼，許廣平是她唯一的指望，而她不知道的是，許廣平此時已經從上海租界房子裡被抓走，正在日本憲兵隊經受毒打和審訊。
她甚至還想念起了蕭軍，認為蕭軍如果知道了她的處境，一定會來香港救她，而遠在延安的蕭軍聽到蕭紅的死訊後，卻一滴淚也沒掉，還聲稱：“我並沒有什麼‘遺憾’之情！”在日記中，他抱怨道：“在這社會上，她們總是重重地壓在你的肩上，使你精疲力竭，而她們並不企求上進！”
對於蕭紅的柔弱、愛依賴人，甚至連許廣平也是有些厭煩的，她在回憶魯迅臨終前的那半年時光，寫道：“這時過從很密，差不多魯迅先生也時常生病，身體本來不大好。蕭紅先生無法擺脫她的傷感，每每整天的耽擱在我們寓裡。為了減輕魯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勞，不得不由我獨自和她在客室談話，因而對魯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顧，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
敏感的蕭紅，認為她一生“盡遭白眼冷遇”，這感受並不是完全的空穴來風。
而令她感動的是，年長三十歲的魯迅對她有無盡的包容和理解，他從來沒有厭煩過蕭紅，蕭紅可以隨便登堂入室、進入他的生活，在家裡安排晚飯，可以在魯迅面前展示自己的穿著求點評，甚至，在魯迅自己發燒不退、病入膏肓的時候，還充滿憐惜地說蕭紅太瘦了。
後來，在別人說魯迅對待蕭紅像一個父親時，蕭紅說道：“不，哪有那麼好的父親，應該說是像祖父一樣的。”她自己的父親，的確是沒那麼疼愛女兒。
蕭紅的這種殊遇，後來常被誤會成她與魯迅有幾分男女之情。
其實，魯迅何嘗只資助過她一個人出書，同鄉姑娘許羨蘇來北京投奔他，不但在魯迅家先後住了幾年，她哥哥許欽文也由魯迅資助並親自選校出版了短篇小說集《故鄉》，從此名聲鵲起；柔石被人引見給魯迅後，兩部長篇小說受到魯迅賞識，很快被推薦發表，還開始負責魯迅的《語絲》雜誌，因來往頻繁，被認為與魯迅親如父子；瞿秋白被介紹給魯迅後，魯迅稱“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為身無分文的瞿秋白租房、出版文集，瞿秋白就義後，魯迅臨終前幾天抱病促成了《瞿秋白文集》的出版；只聽過魯迅幾節課的許廣平因女師大風波寫信向魯迅求助，魯迅把她安置在家中，寫了二十幾篇文章力挺女師大的學生覆校，因此被教育部開除……
文筆犀利、臨終也說著絕不寬恕的魯迅，卻有著最憐惜弱小的慷慨之心，他從小喪父，多年來擔負著一家老小的生計，為人樂於奉獻，平生幫扶過的人無數，蕭紅只是其中之一，只不過，善感的蕭紅，在孤獨漂泊多年後，突然遇見這種罕見而巨大的善良，既感激又依賴，以自己精緻細膩的文筆進行了深度刻畫，才使這段忘年交更加廣為人知。
而在她此後的人生中，再也沒有遇見過同樣的熱忱與接納，讓她至死難以忘懷。
魯迅身後被安葬在上海萬國公墓，沒有和任何人合葬。
1947年，魯迅的原配妻子朱安去世後，曾向許廣平遺言想與魯迅合葬，也未能如願。1956年10月，魯迅逝世20週年之際，遷往虹口魯迅公園安葬。1968年3月，許廣平去世後，遺言不留骨灰，後來經周總理批示，將她的部分骨灰撒在了魯迅墓前的小樹林中，充分肯定了她在魯迅人生中的地位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