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駐澳大利亞、德國特約記者李曉 青木 環球時報記者 邢曉婧 陳欣】“澳大利亞報道中國事務的記者不再用兩國關係迎來‘新低點’這種說法，因為每週都是新低點。”《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近期文章裡的這句話或許有誇張的成分，但足以說明一些人對目前中澳關係的悲觀看法。自2017年以來，中澳關係就持續低迷，兩國在政治、經濟、技術、人權等各個議題上摩擦不斷，而這兩年，澳政府的挑釁言論和動作尤為密集。澳前外交官約翰·麥卡錫曾哀嘆堪培拉外交的“消亡”。有分析人士甚至稱，在對華強硬態度方面，澳大利亞走在了“其他國家前面，包括美國”。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據外媒報道，在對華政策上，莫里森及其內閣依賴於一批強硬派核心幕僚和下屬官員。對華鷹派已經接管澳外交政策體系了嗎？這一趨勢引發了擔憂。
“備受信賴”的情報頭子
談及塑造澳大利亞對華強硬政策的關鍵人物時，有一個名字近年來經常被外媒提及：國家情報辦公室（ONI）總監安德魯·希勒。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與防務研究中心教授布拉克斯蘭對香港《南華早報》說，希勒是一名“備受信賴的保守派政治人物，他的判斷在核心圈子很受重視”。
“在情報機構負責人中，沒有誰能比ONI總監有更多同總理接觸的機會。”《堪培拉時報》稱，ONI總監每天要彙總來自安全情報局（ASIO）、通訊管理局（ASD）、國防情報組織（DIO）、地理空間情報組織（AGO）以及聯邦警察、邊防部隊等多個機構的情報分析，向總理做簡報。
其實莫里森去年10月任命希勒擔任ONI總監時遭到了質疑和批評。反對黨認為，ONI的一個重要工作準則是遠離政治和政策制定，要能夠客觀分析證據並向當權者說出真相。有工黨人士對澳媒表示，希勒的任命是一項“黨派政治操作”，因為他比其前任具有更深的“政治背景”。在擔任ONI總監以前，希勒是莫里森的內閣秘書。他也曾是澳兩任前總理——霍華德和阿博特——的國家安全顧問。
香港《南華早報》說，在對北京的戰略意圖擔憂成為堪培拉的“預設思維”之前，希勒就曾警告稱，澳大利亞依賴其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使得“我們越來越難以將戰略政策與我們的經濟利益保持一致”。他認為，中國在對澳具有戰略重要性的領域進行重大投資的潛在動機應該引發澳大利亞人的警惕。這是希勒在2010年為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撰寫的一份報告的內容。
希勒是公認的親美派。“他堅定相信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並支援美國參與該地區事務。”布拉克斯蘭對媒體說。據《堪培拉時報》報道，希勒擔任澳駐美大使館公使銜參贊期間，跟從了一名“重要導師”——時任駐美大使索利，後者是澳美同盟的強硬捍衛者。
2016年至2018年，希勒在華盛頓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工作。從那時候起，希勒經常敦促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在“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下鞏固戰略關係。在2017年的一篇評論文章中，他批評前總理陸克文於2008年退出“四方安全對話”的決定。
一名澳政府前高階官員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表示，除了希勒，塑造堪培拉對亞太地區以及對“中國威脅”看法的重要人物還有尼克·沃納和賈斯汀·巴斯。
希勒ONI總監一職接替的就是在澳情報界工作了40餘年的沃納，他曾任秘密情報局總監，並擔任過澳駐伊朗大使、外交貿易部副秘書等職。有分析人士說，與希勒等人相比，沃納的外交政策傾向“可能相對溫和，不是很容易將他進行歸類”。
已經退休的沃納仍與莫里森政府保持聯絡。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披露稱，他從1月份開始為總理和內閣事務部提供有償的諮詢服務，但與此同時，他也是位於墨爾本的遊說公司德拉戈曼的“顧問”。沃納的職業安排因此受到質疑。“作為情報頭子，他在數十年間接觸的最高機密比大多數部長都要多。現在，他結束在公共部門的任職，為一家遊說公司服務的同時也與總理存在工作聯絡。”工黨議員朱利安·希爾說，“誰知道他到底在做什麼、是否以及如何管理利益衝突。”
前文提到的賈斯汀·巴斯則是澳外長佩恩的幕僚長。《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說，堪培拉經常安排外長佩恩批評北京，比如在人權議題上。所以，巴斯的職責也很關鍵，他擔任過特恩布林的國家安全顧問。一名澳政府前官員對媒體稱，希勒和巴斯“在處理國家安全問題上態度非常強硬，對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有著強烈的意識”。
有“中國批評者”名聲的國防部長及其身邊人
據英國《衛報》報道，涉及澳對華關係的關鍵決策通常由內閣國家安全委員會做出，莫里森是主席，副總理、國家黨黨首麥科馬克是副主席，成員包括外交部長、國防部長、內政部長、財政部長、國庫部長和總檢察長。
澳政府內閣中，國防部長彼得·達頓最近兩個月在涉華表態上“大出風頭”，他4月底接受ABC採訪時稱，“不應低估”澳大利亞與中國大陸就臺灣問題產生衝突的可能性。
達頓是今年3月從內政部長改任國防部長的，此前他就被認為是澳政府中比較突出的“中國批評者”。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稱，澳社會近年來擔心企業、大學甚至政黨受到來自中國的影響，因此2017年開始擔任內政部長的達頓“一直在與中國事務打交道”。今年他被調到國防部或許也是澳政府傳遞了一個訊號——不僅要在國內，還要在海外更強硬地抵制中國。
達頓先前在內政部的一名下屬也被外媒點名為如今澳大利亞的知名對華鷹派——邁克爾·佩祖洛。就在達頓4月發表有關臺海衝突言論的後兩天，現任內政部秘書長的佩祖洛聲稱，隨著印太地區軍事緊張形勢不斷加劇，自由國家“再次聽到敲響的戰鼓聲”。ABC稱，鑑於現在西方國家和中國之間關係的冷淡，佩祖洛所說的“戰鼓敲響”的含義不容忽視：“與中國開戰”。這是極具挑釁的言論，有觀察人士用“沒有必要、過度、在危險邊緣試探”來形容佩祖洛的話。
公開資訊顯示，佩祖洛曾在總理和內閣事務部、國防部等部門任職，2017年開始在內政部工作。ABC稱，佩祖洛現在相當於是內政部常務副部長，他是“這個部門真正的老闆”。多年來，一些重要的政策和戰略都由佩祖洛操刀。佩祖洛是2009年《國防白皮書》的主要作者，該白皮書最引人注目的是加大了對中國的重視，並提出加強澳大利亞海軍的能力。
ABC說，佩祖洛是一名“有才華、但容易引發分裂的政壇重量級人物”，也是一個“政策冒險主義者”。作為內政部官員的他發表“戰鼓敲響”言論令一些人感到詫異，但達頓似乎對此事並沒有感到不滿。在軍隊和政界內部，越來越多的人猜測佩祖洛將擔任國防部秘書長一職。據說，他“覬覦”這一職位已久。
達頓身邊，還有被英國《衛報》稱作“臭名昭著的對華鷹派”的安德魯·海斯蒂。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說，自海斯蒂6年前當選議員以來，他就成為了達頓的“親密盟友”。去年12月被任命為助理國防部長之前，海斯蒂擔任澳議會情報與安全聯合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定期接收ASIO關於中國的簡報。他還與自由黨參議員詹姆斯·佩特森等人組成過“金剛狼議員團”，宣稱要“大膽反抗中國的勢力擴張”。2019年8月，海斯蒂發文宣稱中國的崛起可能令澳主權和自由處於危險之中，甚至將西方如今對待中國的方式比作當年法國未能阻止納粹德國的“綏靖政策”。
國家安全機構的建議位於“最前沿”
如今，對華鷹派在澳政壇具有較大影響力。一名澳政府官員對媒體說，希勒、沃納和巴斯在外交政策建制派內“並非異類”，在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上，堪培拉內部具有“廣泛共識”。《南華早報》稱，在莫里森的顧問團隊中，也有能起到緩和作用的聲音，比如ONI副總監米歇爾·陳，她曾任澳駐緬甸大使。但總體上，鷹派聲音佔據上風。這一現狀也引發了爭議。悉尼大學教授詹姆斯·柯蘭警告說，“總理偶爾會在宣告中提及‘和平’一詞，但相關措辭被部長、後座議員們的所作所為蓋過去，莫里森面臨著失去對澳涉華政策控制的真正風險”。
《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說，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期，澳對華政策聚焦於加強外交關係、開放貿易和投資市場。那時候，外交貿易部和國庫部的建議被優先採納。而如今，國家安全機構在經濟、技術、安全等議題方面的觀點位於“最前沿”。澳大利亞前外長埃文斯說，外交貿易部中的“一些好人似乎已經不再有影響力能去緩和政府更加瘋狂的行為”。他還表示，與過去相比，澳大利亞的情報部門“更加明顯地用同一個聲音說話”。
聊城大學太平洋島國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於鐳將澳政壇出現的變化稱為“右化”。他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美國因素是重要原因，“在中美關係不穩定的情況下，希望中澳關係穩定是不現實的”。德國《日報》評論說，堪培拉可能想透過“反華”來奉承美國。
於鐳表示，澳大利亞將中國的崛起視為對美國亞太霸權體系的挑戰，因為它是該體系最大受益者之一。另外，中國加強與東南亞和南太國家的合作，影響力逐漸擴大，這也被澳大利亞視為一種威脅。對於中澳兩國關係的走向，於鐳認為目前來看“整體會保持現狀”。他表示，多年來，澳一直理所當然地享受著來自中國的紅利，對此“不太珍惜”。若中澳關係持續惡化，澳經濟增長和就業終將受到影響，因此“從長遠來看，現階段中澳關係緊張不一定是壞事，不經歷風雨，人不會成熟，國家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