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讚大師| 陳彪如：經濟研究要服務於偉大的改革實踐

【學術檔案】

陳彪如（1910.12.10-2003.7.4），經濟學家。原名陳有炳，福建福州人。193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政治系。1946年獲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回國後，任暨南大學教授、經濟系主任。1952年起任華東師範大學政教系教授，曾任經濟系主任、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等。長期從事外國經濟學說、國際金融等方面的研究，對國家經濟建設和金融體制改革產生了重要影響。著有《國際金融概論》《國際貨幣體系》等，主編《國際金融學》等。

1910年12月10日，陳彪如生於湖北孝感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九歲那年，隨家移居河北周口店，入私塾，誦讀四書五經。歷時五載，私塾先生對於學生近乎苛刻的要求，卻養成了他嚴格的自律。當少年兩鬢斑白，每每掀起兒時的記憶，陳先生依舊難掩對啟蒙恩師的感激之情。

1924年，陳彪如來到河南信陽讀中學。兩年後，入讀北京匯文中學。

為何帝國主義肆意禍我中華？為何同為炎黃子孫，卻軍閥混戰，害民不聊生？究竟何為國際關係之基本準則？到底什麼是一國政權組織之最好形式？1929年，19歲的陳彪如帶著這些困惑走進清華大學政治學專業。他篤信，只有在這裡，才能找到答案。

水木清華，韶華四載，從政治思想史、比較憲法，到國際關係，再到國際公法，十幾門政治學課程的研習並沒能給陳同學一個明確的答案。課餘時間，他埋頭在圖書館裡，博覽群書，如飢似渴地追尋真理的腳步。

有一點，年輕的陳彪如倒是想明白了——如何改造舊的中國？路，只能靠國人自己去求索。

從投筆從戎，到經濟救國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陳彪如拍案而起，和同學撰寫長文《國際輿論與東北問題》，發表在《大公報》上。青年夢醒——建立一種合理的國際政治秩序，絕非柏拉圖的《理想國》和康有為的《大同書》那般紙上談兵。

1933年，陳彪如本科畢業，進入研究院繼續深造。一年後，由於家庭負擔過重而輟學，不得不為生計奔走。這段日子裡，他走過很多地方，目睹了同胞在貧苦生活中的痛苦掙扎。他陷入了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之中，卻也夯實了一位書生對於真實、對於生活、對於社會、對於國家的理解。幾十年後，作為大經濟學家的陳彪如依舊訓導學生，“青年人應當有遠大的抱負，但不能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多讀書，多觀察，多接觸社會”。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他毅然投筆從戎，加入了抗日救國的行列。從南京輾轉入川，一路上目睹日本侵略軍的兇狠殘暴，國民黨政府的腐朽與無能。怒其不爭，卻無所適從。

國民經濟因連年戰事而遭受嚴重破壞，陳彪如深感戰後恢復和發展中國經濟是一項多麼艱鉅、更重要的任務。無疑，沒有正確的理論作為指導，一切都無從談起。就此，經濟救國的種子埋進了這位政治學科出身的年輕學人的心裡。

1944年,陳彪如遠渡重洋，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是時的哈佛校園裡薈集了熊彼得、漢森、哈勃勒和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里昂惕夫等數位世界一流經濟學家。這一次，經濟學成了陳彪如的不二之選。

就此，陳彪如走上了經濟學研究的道路，終其一生。

學政治的轉身搞經濟，其難度或許超出了“可想而知”的範疇。其一,當時國內外在經濟學研究上存在巨大差距：在西方，凱恩斯理論已經佔據了統治地位，廣泛應用資料和模型對經濟進行宏觀分析，而國內學界還停留在馬歇爾經濟學時代。這種脫節使得陳彪如眼中的西方經濟理論愈發玄奧、神秘；其二，大師學養遠非常人所及，其授課風格自然行雲流水，要跟上老師的節奏，課前、課後的功夫只有學生自己才知道；其三,哈佛大學特別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對於習慣了“為師乃父,為師如父”的中國學生而言，教育理念之差異需要學生一一應對。在近乎無師的情況下，證明自己也在世界經濟的“最強大腦”之列，其中的辛苦，只有陳彪如自己才清楚。

是時，凱恩斯的信徒吹噓其理論是西方經濟思想的一次“革命”。對此,陳彪如感到很新鮮。它確在資本主義世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不僅統治著經濟學界，而且左右著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值得花精力和時間去研究。

此時的陳彪如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還沒有非常瞭解，沒有掌握階級分析的方法。因此不可能對凱恩斯主義作出科學的剖析。但至少有一點，陳彪如是肯定的：凱恩斯的理論是以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為出發點的，並不適合經濟落後的國家，以他解決不了中國的經濟問題。他隻身西行取經，是為探索經濟治國之道路。而求取 “真經”後，卻得出“任何要從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尋找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努力都是徒勞的”的結論，不免讓他痛心疾首。

1946年底,陳彪如順利取得哈佛大學碩士學位，他毅然回國,受聘為暨南大學經濟系教授，不久兼任經濟系主任。在學校教書，本該有充裕的時間從事學術研究。一方面可以翻譯幾本當代經濟學的代表作，使國內學界得以瞭解西方經濟學的最新發展；另一方面，他計劃在評價西方經濟學的基礎上，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現實經濟問題。

然而當時國民黨政府濫發紙幣，造成惡性通貨膨脹，物價一日數漲，陳彪如不得不為生計所困，無法靜下心來做學問。他意識到，脫離健全的政治制度和穩定的社會環境，科學文化是很難發展的。

直到新中國成立後，他的學術理想才成為現實。

從西學譯介，到學術體系建設

解放後，暨南大學撤銷，陳彪如先後在復旦大學、東吳大學、震旦大學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轉入華東師範大學，任政治教育系教授,教授政治經濟學。

透過對馬克思主義系統、深入的研究，陳彪如恍然大悟：從前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中沒有找到的答案，原來都藏身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後，陳彪如著手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客觀、嚴謹的批判工作，先後完成了 《凱恩斯就業理論的批判》（1957年）和《什麼是凱恩斯主義》（1960年）兩本著作。1975年，《什麼是凱恩斯主義》被日本學者譯成日文出版，被稱為“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介紹凱恩斯主義的一本書，是中國出版的有關凱恩斯文獻中最詳細的一本”。

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受左傾思潮影響,經濟學界全盤照搬蘇聯模式，與西方經濟學界處於完全隔離狀態。陳彪如則保持嚴謹、科學的治學態度，堅持對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有兩個方面不能放棄：其一，西方國家的經濟政策是根據其經濟理論制定的,只有瞭解了他們的理論基礎才能理解其政策之形成及發展變化；其二，簡單地全盤否定西方經濟理論背離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其進行科學分析。

這一時期，陳先生堅持以翻譯的形式介紹西方經濟思想，先後出版《勞動價值學說的研究》《利息理論》《凱恩斯經濟學評述》《統制經濟學》 《福利經濟學評述》《宏觀經濟理論》《現代經濟學導論》《經濟理論的危機》《服務業的增長——原因與影響》九本當代西方經濟學代表作，共270萬字。《利息理論》等書乃新中國成立後，國內最早翻譯出版的西方經濟學理論著作，為我國經濟學界積累了大量寶貴的財富。

厲以寧先生曾評價說：“陳彪如先生是我國國際金融學科的著名學者和創始人，是國內系統提出上海金融中心建設基本框架的第一人，更是國內外公認的中國國際金融教育的啟蒙者。”作為我國最早研究和傳播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學者之一、作為我國最早開展國際金融研究的倡導者之一，陳彪如先生在國際貨幣體系、人民幣匯率、國際金融制度改革等方面所做的系統研究，對國家經濟建設和金融體制改革產生了重要影響。

陳先生倡導理論研究要與實踐相結合，理論研究要為經濟建設服務,為現代化建設服務。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形勢下，陳彪如決定加緊對國際金融的研究,儘快開拓這一新興學科。這主要基於兩點考慮：首先,國際金融與“四化”建設的關係更直接、更密切；其次，國際金融在我國還是一個空白,應儘快將其填補。

20世紀70年代末，陳彪如就將國際貨幣制度這一核心問題作為開拓國際金融學科的突破口。他先後在 《當前國際貨幣制度問題》《戰後資本主義世界貨幣體系的危機》《國際儲備體系的最新發展》等一系列論文中闡述了他的國際貨幣制度理論，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極大反響。

“作為學人，其學術觀點當是冷靜思考、深入研究的結果，不可人云亦云”，這話說起來容易，實踐起來卻難之又難。可是，陳彪如做到了。

改革開放之初，陳先生就指出，國際貨幣體系將面臨諸如匯率劇烈波動、國際收支嚴重失調等一系列困難與挑戰,這就要求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加強國際合作，建立公正的國際貨幣制度。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國際貨幣秩序的歷史事實，恰恰驗證了其理論根底之深厚和學術創新之精神。

陳教授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國際貨幣問題，他從貨幣的本質和形態的辯證統一關係入手，分析國際貨幣制度的基礎。在《從馬克思的貨幣理論看國際貨幣改革問題》(1983年)一文中提出，“特別提款權與黃金掛鉤、實行一種新型的金本位制，重新建立比較穩定的貨幣體系”，其主張與同時期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特里芬和麥金農的觀點不謀而合。

1981年3月，陳先生在《東西方貨幣關係展望》一文中指出，東歐國家長期同西方割據的狀況將要結束,它們將逐步向國際金融機構靠攏。不出一年，匈牙利、波蘭等國申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83年6月,陳彪如教授針對西方經濟學界擔心發展中國家嚴重的債務危機將會釀成一場全面的國際金融危機的情況明確提出，金融屬於流通領域，它的發展和變化應該同經濟週期相聯絡，而當時世界經濟正處於開始復甦階段，對於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的擔心是不必要的。這次債務危機的最終結果再次驗證了陳先生對國際金融研究之深入、見解之獨到。

1987年，陳彪如完成了國家教育委員會委託他編寫的高等學校文科教材 《國際金融概論》(1988年出版)，該書的問世標誌著陳彪如獨具特色的國際金融學理論體系的形成。而此時的陳彪如，已是78歲高齡的老先生。恰是祖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春潮使他精神抖擻、壯心不已，又一次在萬馬奔騰中競逐東風。1990年，該書獲得金融系統教材一等獎。1992年，再獲國家級優秀教材獎，不出兩年四次重印，佔據全國各大高校講臺十餘載，培養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金融人才。

今天，多少中國金融學科棟樑之材都是當年讀著陳彪如的這本教材成長起來的。

晚霞似火、老驥伏櫪

1979年，華東師範大學建立世界經濟研究室，由陳彪如教授領銜，著重研究國際金融。很快，這個研究室成為了全國最有影響的國際金融研究機構之一。

1984年底，華東師大設經濟系，陳彪如受命任系主任。雖已近耄耋之年，他卻彷彿剛剛開啟了人生最美的韶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這個經濟系究竟該長個什麼模樣？陳老先生心裡有數。建系需要哪些人才？陳老先生心中始終盤算著。至於系辦公室主任的人選，陳先生認為哲學系的一位女同事最合適。於是，他請自己的學術秘書周潔卿去找馮契教授要人。小周不敢耽擱，隔天一早就去登門。馮先生正在吃早飯，聽明來意，只說“不要緊，可以的。老先生那麼多事情，還要考慮這個”。當大師遇到大師，這世間就有了一種默契——叫做惺惺相惜。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陳彪如教授就從理論和實際兩方面出發，論證了上海發展金融市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並提出了具體的發展戰略：堅定地走外向型道路,金融中心建設與經濟中心、貿易中心建設相協調，上海與鄰近境內外金融中心的關係應是既合作又競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必須先規範化、然後向深度和廣度拓展。

那還是一個“高等教育常常把重心落在教學上面”的時代。對此，身在其中的陳彪如卻有自己的想法，“科研搞上去，教學才有生命力。至於如何把一個專案從小做大？切入點可以很小，然後一步一步做大”。他積極組建科研團隊,將國際金融理論聯絡實際，著重探索“人民幣匯率的長期穩定”等改革開放過程中的重大問題。為我國外匯儲備管理提供諮詢、為利用外資提供理論依據，進行匯率預測，進而規避匯率風險。

引進外資需要了解和熟悉國際金融市場，但改革開放初期國內尚無一本系統研究國際金融市場的書籍。為了儘快填補這一領域的空白,1982年陳教授的《國際金融市場》與讀者見面。美國匹茨堡大學的一位教授在中國人民銀行講學時稱，“這是當時國內唯一一本系統研究國際金融市場的書籍，內容不亞於國外同類教材”。該書被一些高校引進，作為攻讀國際金融碩士研究生的教材之用。

陳彪如讚賞愛因斯坦那句：“科學研究好像鑽木板，有人喜歡鑽薄的,而我喜歡鑽厚的。”更愛宋人黃庭堅“氾濫群書，不如精於一”的主張。書海浩如煙海，即便廢寢忘食、爭分奪秒，也不可能將所有書籍都從開頭讀到結尾。採用精讀與泛讀相結合的方式，對經典著作進行精度，仔細琢磨。對於一般參考書目，則採取泛讀的方法，瀏覽中也常常會收到“有意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效果。既“破萬卷”，又“攻一書”，兩種方法有機統一起來，學業自然會大有長進。

陳先生常勉勵年輕學者：其一，近年來，經濟學變得愈來愈專門化，其門類也愈來愈多，所以現在的經濟學家只能專門研究經濟學的某一分支；其二，早期經濟學基本上沒有數理分析，而現在經濟學家則注意建立模型，進行實證研究,用邏輯方法解釋經濟現象,這是很可取的；其三，早期經濟學家更多地關心抽象的經濟理論問題,現在經濟學家更多地參與政治和商業活動,研究現實經濟問題，探討本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如何運轉等問題。

這恰是陳彪如先生認為“我們要走的路”。

陳先生常說，“每個人在世界上都只能作短暫的逗留，只有獻身社會，才能真正理解短暫生命的意義。我要在短暫的生命旅途中，攀登科學高峰。這是一生中推動我不斷前進的內在動力。”

2001年，陳彪如先生91高齡之時，其封筆之作——《陳彪如文集》出版。而後陳先生將畢生學術成果經周潔卿教授之手，轉交華東師範大學檔案館，只留下一句“以方便師生查閱，希望對後輩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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