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時間過去，給人感覺一向先進強大的日本依然沒有“走出來”？
10年前的今天，日本發生9.0級特大地震，引發巨大海嘯與核洩漏，2.2萬人喪失生命，50萬人流離失所。恐懼生根發芽，流言四起，災區民眾被懷疑身上“有輻射”……這是二戰結束以來日本面臨的最嚴峻的一場災難。就在本月9日，即“3·11東日本大地震”10週年前夕，日本政府透過新的復興方針，將2021年度至2025年度定為“第二個復興和創生期”。日本給國際社會的印象一向是一個先進、強大的國家，但讓外界吃驚的是，其災後重建卻步履蹣跚，10年時間過去，依然沒有“走出來”，普通民眾的信心也大受影響。近日，《環球時報》記者採訪一些日本人士，透過他們的講述再看這場災難、過去這十年以及日本的未來。
“看不見的怪物將永遠存在”
“快跑！”“往高處跑！”相原瞳生活在日本宮城縣名取市，十年來，這一幕在她的腦海中無數次閃現。如果時間可以按下後退鍵，她想這樣衝自己的初中同學鈴木茜大喊，一遍又一遍，直到聲嘶力竭。
相原瞳和鈴木茜那時是前後桌，親如姐妹。2011年3月11日上午，還在唸初二的她們參加了高年級同學的畢業典禮。事後，相原瞳留校準備下午的課外活動，鈴木茜則回了家。臨別時，兩人像平時一樣說了“再見！”
下午2時46分，巨震和海嘯襲來。由於學校離海邊較遠，相原瞳躲過一劫，但她突然想到鈴木茜的家就在海邊。當時情況極為混亂，通訊中斷，她未能與鈴木茜取得聯絡。兩週後，學校的老師帶來一個壞訊息——鈴木茜及其家人幾乎全部被海嘯捲走。一個月後，救援隊找到了鈴木茜的遺體。
現年24歲的相原瞳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回憶說，很多人沒想到地震會引發海嘯，做出誤判，選擇回家避難，因此釀成巨大慘劇。她花了好幾年時間說服自己接受好友離世的現實。在近期的一場“3·11地震”十週年中日青年線上交流會上，相原瞳分享了自己的心路歷程。她說，她不希望鈴木茜白白犧牲，活著的人要懂得從中吸取教訓。為了世界各地發生災難時儘可能減少人員傷亡，她正在認真學習，努力講述。
在日本人的認知當中，學校是天然的避難所，幾乎所有防災手冊裡都會標註附近學校的位置。相原瞳也曾設想過，假如鈴木茜當天留在學校，是不是就不會天人永隔？而實際上，在那場大地震中，一樁讓人痛心的慘案恰恰發生在校園裡。
宮城縣石卷市的大川小學本來有108個學生，海嘯發生時有78個孩子在校，其中74個孩子及11位老師中的10人不幸遇難。地震剛發生時，有學生想跑到學校南側的後山上，但遭到老師訓斥；有家長來接孩子回家，被老師以“學校更安全”為由拒絕。老師們花了40多分鐘商量對策，最終決定帶領學生撤離到一處三角地帶。那時海浪已經越過堤壩，一口吞下迎面而來的師生……
這起事故被稱為日本二戰之後性質最嚴重的慘案。大川小學的家長們歷時多年，終於在2018年打贏官司，獲賠約14.4億日元（約合8400萬元人民幣）。可他們失去的孩子，卻再也不能回來。
大川小學遺址。（大川傳承會供圖）
英國記者理查德·勞埃德·帕裡花費6年時間追蹤調查，還原這場災難。“海嘯是個看得見的怪物，可是看不見的怪物將永遠存在，”理查德在其著作《巨浪下的小學》中寫道，“海嘯並不是問題所在，日本本身就是個問題。”
理查德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他已經有段時間沒有去大川小學了，特別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重訪變得更為困難。但他和同事們與採訪過的家庭斷斷續續保持著聯絡。談及那些痛失孩子的家庭，理查德坦言，“他們的身體狀況很好，但是他們的生活已經永遠無法回到過去。”
優子（化名）原本是生活在宮城縣南三陸町的一名高中合唱團女生，“3·11東日本大地震”奪走了她5名親人的生命，摧毀了她距離海邊只有30米的家。災難過後，優子繼續參加合唱團的活動，歌聲伴隨著她住進避難所，參加高考，努力適應新生活。優子的故事被日本紀錄片導演、電視節目製片人榛葉健拍攝成一部名為《和唱》的紀錄片。
榛葉健（左一）和優子（右二）。（榛葉健供圖）
榛葉健經歷過1995年的阪神地震和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他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經歷過災難的人都會認真思考生命的意義，問自己“災難之後，人生該如何繼續？”
重建步伐為何遲緩
大地震過後一個月，時任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一場記者會上說，他本人出生在二戰之後，他的一生是“戰後復興的一生”。在這片被火燒光的土地上，日本人重新站起來，取得讓世界為之震驚的成績。他鼓勵民眾拿出二戰後的決心，儘快開始重建家園。菅直人還向國民保證，一定為把日本打造成更美好的國家拼盡全力。然而，僅4個月後，菅直人就被迫辭職，此後在日本政壇的影響力一落千丈，他的承諾也隨之化為泡影。
日本廣播協會最新一項調查結果顯示，“3·11東日本大地震”過去十年，多數民眾仍然感受不到災區復興和重建的成果。近三成受訪者認為災區重建工作“沒有進展”，超六成受訪者認為福島核電站的除汙工程“沒有進展”。
今年25歲的大沼克哉供職於福島核電站附近浪江町轄區內的一家超市，在2019年7月開業之前，該地區只有兩家小小的便利店。大沼克哉近日在“3·11地震”十週年中日青年線上交流會上，以福島縣浪江町為例，介紹了“震災、核電站事故後的重建之路”。
浪江町原有2.15萬居民，福島核電站事故發生後，全體居民撤離。2017年3月，部分地區解除避難要求，約有700人回來，佔總人口的3%。截至2021年1月，該地區的人口僅為約1500人。大沼克哉說，浪江町的水電、煤氣、通訊等日常生活所需的裝置設施已經恢復，貫穿宮城縣、福島縣、茨城縣、千葉縣直達東京的鐵路大動脈JR常磐線去年也全線通車，但依然存在很多問題。
在採訪中，這名年輕人表現出超出同齡人的成熟。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他多次進行調查，對災區的前景感到很悲觀。比如現在回來的1500人當中，60歲以上的老人佔約70%。他們回來的理由無非是出於落葉歸根的傳統觀念——祖祖輩輩住在這裡，這裡才是故鄉，死也要死在這裡。換句話說，老人們回到故鄉等死。
“災區的年輕人遠遠不夠，這裡沒有娛樂活動。更重要的是，僱傭是個大問題，這裡沒有工作的地方。”大沼克哉直言不諱地說，日本首相菅義偉近日視察福島縣，確認災後重建情況，豐田汽車社長豐田章男也赴福島考察當地建廠環境，但這些能否帶來就業機會還是未知數。“毀壞的街道可以重建，但街道的功能難以恢復，就算再過5年甚至10年，浪江町車站周邊恐怕都無法重拾以往的熱鬧。”
福島縣的一處紀念場所，上面寫著“東日本大震災·原子力災害傳承館”。（大沼克哉供圖）
《環球時報》記者2017年曾赴福島縣雙葉町採訪，大沼克哉日前重訪該地，在他發來的照片中，記者發現，鐘擺依然停留在地震發生之時，周圍建築破敗不堪，雜草叢生，和4年前別無二致。
大地震十年後的福島縣雙葉町。（大沼克哉供圖）
對核輻射的擔憂或許是民眾不願重返災區的一大原因。綠色和平組織3月4日釋出的報告顯示，在福島核洩漏事故發生後，日本政府設立840平方公里的“特別去汙區”，去汙工作多年來進展緩慢，目前仍有85%的面積存在放射性汙染。綠色和平組織日本辦公室評估稱，福島第一核電站的現行報廢方案存在重大問題，日本政府計劃為期30年至40年的報廢程序將難以達成。3月10日，日本原子力委員會發布報告稱，福島第一核電站內部發現新的汙染場所，原本的廢爐拆除計劃可能需要重新考慮。此外，1號和3號機組核反應堆壓力容器排出的部分氣體發生倒流，可能會再次引發爆炸。
大沼克哉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十年過去了，外界依然擔憂福島核電站的放射性物質和汙水排放問題。這種巨大事故一旦發生一次，就很難再建信任。他認為，浪江町“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安全”。
日本兵庫縣立大學教授木村玲歐分析災區現狀時表示，復興之路仍然任重道遠，需要國家和社會的長期支援，才能讓災民重啟新生活，迴歸正常生活狀態。
現在不是災後，仍是“災難之中”
3月11日，日本政府將在東京國立劇場舉行“東日本大地震”十週年追悼儀式，這可能是政府主辦的最後一次追悼活動。相原瞳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說，在外界看來，十週年或許是這場災難的一個終結，但對於親歷者來說，每到這種時刻，她的悲傷和思念都會成倍增長。
無數人的人生因這場災難而改變了軌跡。相原瞳沒能去見鈴木茜“最後一面”，直到3年後鈴木茜有了一塊自己的墓地。從那以後，相原瞳每年都去給她掃墓。每一個可以說“再見”“謝謝”“我回來了”的日常，都讓她倍感珍惜。
相原瞳花了更多時間從事志願者工作，介紹名取市災後重建情況，也總結傳授防災經驗。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名取市的災後重建工作基本完成了，但受災民眾心靈上的創傷遠遠沒有恢復，或者永遠也無法痊癒。
日本宮城縣名取市震災復興傳承館。（相原瞳供圖）
大沼克哉原本是宮城縣的一名普通人，災難發生時他剛剛15歲，參加完當天的中學畢業典禮。強震來襲時他和同學躲到停車場，看著房屋頃刻間倒塌。在這場天災中倖存下來，大沼克哉決心為東北地區的復興貢獻力量。當得知公司要在浪江町開設分店時，他立刻報名。記者注意到，每年的3月11日，大沼克哉都要在社交媒體上發一段感悟，而結尾常常是：要思考怎麼才能讓人不要忘記“3·11”。
宮城縣災後重建工作正在進行。（榛葉健供圖）
飽受喪子之痛的大川小學的家長們成立了“大川傳承會”，從2016年開始講述大川小學的悲慘遭遇，赴各個學校講演防災對策，截至2020年已接觸過1.4萬名教育工作者。“大川傳承會”透過社交媒體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他們平時會做一些宣傳單，參加各種會議和研修活動，討論如何守護兒童生命等課題。石卷市大川地區在地震和海嘯中遭遇巨大災難，他們希望能將大川的風景和生命傳承下去。
至於優子，《環球時報》記者曾在2017年見過她，那時的她開朗健談，好像已經擺脫災難帶來的陰影。後來，記者與她失去了聯絡。聽榛葉健導演說，優子考上了東京一所大學，因為她來自災區，一直有個心願想要幫助國外貧困地區的人，畢業後，她沒有在企業就職，而是以外派員工的身份工作，人生經歷了一些變遷。關於其中具體的情況，榛葉健導演以涉及個人隱私為由，沒有進一步透露。
2020年版的《自殺對策白皮書》顯示，大地震後的十年間，災區頻現自殺案例，在避難所、臨時住宅等地都發現過遺體。復興廳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即便是災難倖存者，也會在長年的避難生活中因“肉體·精神疲勞”“精神壓力”等原因死亡。據《朝日新聞》報道，對受災3縣巖手、宮城、福島的統計顯示，在災後所設的臨時住宅及災害公營住宅中，共有614人“孤獨死”。
“在海嘯區域，我懷疑許多人仍然默默地遭受著極度痛苦。”理查德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福島第一核電站周圍的大部分割槽域仍然受到汙染，要完全清除還需要很長時間。徹底去除核反應堆可能需要一個世紀。從物理角度說，日本已經從海嘯中基本恢復過來，從心理角度說，我想日本其他地區人們的生活已經開始向前，但他們始終對何時何地發生下一場自然災害深感不安。”
在東日本大地震復興構想會議委員、學習院大學文學部教授赤坂憲雄看來，“3·11東日本大地震”之後，人們開始使用“災後”一詞，這是因為大家希望透過付出與“戰後”相匹敵的努力，實現復興。他同時表示，不大為人所知的是，也出現過“災間”這個詞，實際上，“我們現在並非生活在巨大災難之後，而是活在‘災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