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海春作(新華社發)
北京交警“隨手拍”微信小程式介面。
本報記者 張一琪攝
北京市朝陽區某街道在全路段禁停之下依然有多輛車停在路邊。
本報記者 張一琪攝
手機隨手拍一拍，交通違法全處理。8月5日，北京交警“隨手拍”微信小程式正式上線。市民如果發現交通違法行為，可以用手機拍照後，上傳到小程式，交管部門經過核實、調查後，如果確係違法，將對涉嫌交通違法的車輛進行處罰。
近年來，移動網際網路和智慧手機越來越成為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網際網路 政務”成為各級政府加強社會治理的新方法和新途徑。交通違法“隨手拍”就是表現形式之一。成都、西安、南昌等城市也相繼上線“隨手拍”，對交通違法、不文明行為進行大力治理，獲得了城市居民的支援。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其中就包括對網際網路等新技術的運用。交通違法、不文明行為的“隨手拍”只是第一步，未來網際網路等新技術將會更加深刻地影響社會治理，助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應對頑疾出新招
違法變道、違法停車、不禮讓行人……伴隨著中國進入汽車社會，交通違法行為也逐漸增多，但是執法力量的配備並不能總是跟上汽車數量的增長。因此交通亂象成為了很多城市的“頑疾”。很多司機抱有僥倖心理，不能規規矩矩地遵守交通法規，對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小楊對此深有感觸。他家在北京西直門附近，小區東門外的街道本就不寬闊，街道兩旁還停滿了車，導致交通經常擁堵，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時候經常是“過不去，過不來”。“雖然也經常看到一些車輛被貼了違法停車的處罰單，但是收效甚微，路邊依然停滿了車。”小楊對記者說。
聽聞現在可以將違法停車拍照上傳之後，小楊決定試一試，“這既是對違法停車的懲戒，也希望讓街道清靜一些，方便大家出行”。
從8月5日上線以來，截至9月6日，北京交警“隨手拍”平臺註冊使用者達到36.6萬。經篩查稽核，市民舉報線索中符合證據標準的5.3萬起交通違法線索，已依法錄入非現場執法系統。
同時，對舉報線索基本清楚，經傳喚當事人補充調查，予以處罰的57起；對涉及遮擋、變造車輛號牌等嚴重交通違法行為的973件舉報線索，全方位開展偵查工作；對32處舉報熱點地區開展專項整治行動；對群眾舉報的764件交通訊號燈故障問題，全部第一時間進行修復。
從北京交警披露的資料來看，“隨手拍”平臺上線對遏制交通違法、疏導交通以及服務市民等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濟南、南昌等城市對“隨手拍”實行獎勵政策。南昌市自2017年1月南昌交警“隨手拍”啟動以來，到今年8月，平臺共收到市民的舉報線索15.3萬餘條，其中被採納的有3萬餘條。累計參與人數達到了1.6萬餘人次，累計發放獎勵90萬餘元。濟南市從8月28日起啟動“隨手拍”，對一些專項的交通違法行為，可獎勵500-3000元。
“‘隨手拍’的出現，首先是因為在日常交通行為中存在許多違法違章行為，限於警力、資金和技術的不足，無法得到及時發現或者不能被發現。從理論上說就是管理成本過高。”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黃璜表示，公共事務本來就是大家的事情，“隨手拍”是一種相互監督，共同治理，這可以大大降低社會治理的成本。而微信、微博等手機APP這些工具降低了公眾參與公共治理的成本，更加方便大家參與。
完善平臺保執行
“隨手拍”給了公眾參與交通治理提供一個新途徑，使得許多交通違法行為無處遁形，違法必懲戒得到有效保證。“將‘隨手拍’作為一種解決問題和監督執法的溝通平臺，從而推動警民互動，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葛天任對記者說。
在實際的執行難免還是存在一些問題，需要儘快解決，以確保舉報平臺的健康執行。
比如，技術上的問題。據網友反映，北京交警“隨手拍”的小程式必須使用程式內的相機，這就導致部分照片的清晰度不夠。同時，對於一些較遠距離的拍攝，也很難保證照片質量達到證據的標準。對此，北京交管部門表示，將在不影響使用者體驗感的情況下，進一步最佳化自定義相機與使用者手機機型的適配和相容性。
比如，隱私保護的問題。其一是市民在拍攝違法車輛的同時，會將自身的一些隱私資訊一同拍攝，導致自身隱私的洩露；其二是市民舉報都為實名舉報，個人資訊比較完整，存在著洩露的可能，進而有著遭受打擊報復的可能。
對此，黃璜建議，執法機構要保護舉報人的隱私，應該保證執法機構的工作人員在非特殊授權情況下看不到舉報人的資訊。對於舉報人資訊被洩露，遭到打擊報復的情況要有合理及時的救濟措施和責任追究機制。
還有惡意舉報的問題。“隨手拍”因為其便捷性、低門檻的優點，導致某些車主車輛可能被惡意舉報，蒙受損失。因此，“隨手拍”要從制度設計上來識別和杜絕惡意舉報，要對惡意舉報有具體的約束機制。
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有人也產生了質疑：普通市民拍攝的照片是否能夠成為處罰的直接依據？
泰和泰律師事務所律師廖懷學對此進行了解釋：根據我國《行政處罰法》相關規定，行政處罰的取證主體是行政機關。沒有執法資格的公民拍攝的違法照片或影片只能作為舉報線索，行政機關應當根據線索依法調查取證，不能直接依據公眾拍攝照片或影片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行政機關應當根據舉報線索依法調查取證，對‘隨手拍’的照片或影片的真實性應進行查證。”廖懷學說。
因此在各個城市公佈的“隨手拍”的案例中，都是按照交通違法線索採用，同時還要補充調查，最終確定被拍攝車輛是否違反交通法律法規。
葛天任表示，如果“隨手拍”是充分考慮了軟體及其衍生的行為可能產生的潛在風險，並且由具有執法資格的機構作為最後負責主體，那麼作為維護公共交通秩序的技術工具或技術平臺，這個還是應該提倡的，“這有利於形成人人參與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有利於公共交通治理的良性發展，有利於形成公共意識和公共精神”。
社會治理須創新
記者在採訪過程中瞭解到，在一些城市，有些交通違法線索舉報後並沒有得到回應，導致市民的積極性受到影響。
“交通違法處理過去的瓶頸是資訊採集成本比較高，‘隨手拍’這種創新降低了成本；現在一個月可能有幾萬條線索，瓶頸就轉變為資訊處理成本。”黃璜表示，要保證創新機制的可持續性，一方面是保證社會公眾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還要保障公安機構有足夠的人力、資源投入。“如果只有‘隨手拍’，做不到及時嚴格的處理，那就可能只是曇花一現。”
現在，全國各地的“隨手拍”平臺都是由政府機構在運營，葛天任認為可以在運營模式上進行更多的探索和創新。
“依據我國國情，在法治基礎上，由人大完善相關立法工作，並在政府支援下，各地可以採取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方式，由社會組織加以執行平臺，並採取第三方評估和社會監督的形式，這是這類新的社會治理方式可以採取的一種模式。”葛天任表示。
“隨手拍”是中國對社會治理的一種創新和嘗試，這背後其實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大課題。尤其伴隨著許多新技術的誕生和成熟，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需要將這些新技術吸收進去，更好地服務國家和社會發展。
“技術運用要兼顧效率、公平和安全。”黃璜對記者表示，效率強調挖掘技術的經濟、社會和決策價值；安全要考慮到國家安全、市場安全和個人隱私安全；公平要求為全體社會公眾提供技術使用的可及性和可用性等。
黃璜還提醒說，不能為了追求新技術、追求創造一些所謂的政績工程，不顧實際，不重實效，盲目投入，忽視產出；不能明明可以用比較低成本的技術手段實現，卻寧可選擇那些聽上去更加高大上的實現方式。“就是要保證成本和收益要平衡。”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雖然“隨手拍”平臺是技術創新治理模式，但本質上還是需要社會公眾的參與，才能真正發揮平臺的社會治理效能。
“技術 治理無疑在改變我們的生活，但關鍵因素還是治理，還是人的因素起主要作用”。葛天任表示，在未來數字社會，再強大的數字技術都不可能取消人的主觀能動性，“治理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啟用每一個生命個體的認同與潛能，從而最大程度發揮潛能，推動社會進步和國家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