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崔洪建
20年前開打的阿富汗戰爭是美歐在“反恐”名義下、在北約框架內進行的最大規模的防區外軍事行動。但20年後的撤離阿富汗不僅沒能給“跨大西洋關係”增光添彩，反而對剛剛有些起色的歐美關係造成嚴重二次傷害。
特朗普政府推行單邊主義外交政策，在經貿、政治和安全領域對歐洲進行無差別攻擊並採取極限施壓手段，弄得歐洲國家怨聲載道，算是對歐美關係造成的第一次重大傷害。
拜登政府上臺後，美國改變策略，試圖重新集結盟友。拜登政府以“美國回來了”為口號，在凝聚政治共識、擱置經貿爭端、“迴歸”多邊主義以及重申安全承諾等方面對歐洲投其所好，極力拉攏。
一些歐洲國家出於對美國的慣性依賴也給予積極唱和，似乎單邊主義和欺凌盟友真的只是背離美國對外政策傳統的“例外”，歐美關係真能“迴歸”到親密盟友甚至被“重塑”為“平等夥伴”了。
但美國在撤離阿富汗過程中的糟糕表現及其嚴重後果，足以打破歐洲的一廂情願。
從美國的表現產生的直接後果來看，美國不僅自己丟了面子還連帶著歐洲盟友集體蒙羞，不僅拒不擔責還四處推諉，這讓歐洲很受傷。作為帶領北約盟軍在阿富汗“征戰”的帶頭大哥，美軍掌控著最重要的軍事和民事資源，它的自亂陣腳連累盟友們也難以實施有序撤退。
不少歐洲國家的輿論在嘲諷美國的同時，也將批評拋向本國政府。盟友們為了應對輿論壓力，又將矛頭一致指向拜登政府和北約機構。這種相互推諉與爭吵的場面讓美國和盟友們繼續丟面子，以至於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階代表博雷利也不得不承認，美國的“阿富汗時刻”已經“讓整個西方蒙羞”。
美國在撤軍決策中的一意孤行和實施中的一己私利，會動搖歐洲對拜登政府“迴歸多邊主義”“重視核心夥伴”承諾的信心。
從奧巴馬時期開始，撤離阿富汗就放在了美國政府的重要議程上，但其間撤撤停停有時還出現臨時增兵的情況，其中就有美歐對於撤軍後果意見不一的因素。特朗普不顧歐洲盟友反對與塔利班單獨締約，拜登現在執行的不過是前任的單邊政策。越來越多資訊顯示，美軍在撤離過程中大量擠佔歐洲盟友的資源和空間。
在並未面臨生死考驗的時候對待歐洲這樣的“核心夥伴”尚且如此，如何能讓歐洲放心地將自己的安全完全交託於美國？
美國撤離行動的毫無章法和對阿富汗局勢的撒手不管還將產生更多嚴重後果，導致難民問題對歐洲形成再次衝擊的風險大增。20年的阿富汗戰爭一直在給歐洲製造難民來源，在撤離前仍有8萬餘名阿富汗難民在等待歐洲的接收許可。
在度過2015年前後難民危機最難熬的階段後，歐洲一邊用盡渾身解數消化難民存量，同時盡力避免由於地區形勢動盪再次出現大規模難民潮。
在歐洲原先的盤算中，如果能從阿富汗有序撤離，除了需要接納曾為自己工作或提供服務的阿富汗人外（英國的接收計劃是2萬人、德國是1萬人），短期內不會有大量來自阿富汗的難民入境。但眼下局勢的混亂大大增加了阿富汗民眾的恐慌情緒，逃離家園並湧向歐洲可能瀰漫成為一種下意識的選擇。
而且美國對難民問題的第一反應是繼續讓歐洲背鍋，讓有求於己的阿爾巴尼亞和科索沃答應接收。這讓經歷過難民危機而至今仍在應對恐襲、族群分裂和國家間矛盾等諸多後遺症的歐洲心理陰影大增。
美國沒能在阿富汗實現體面、有序撤出，不僅凸顯美國對外干預政策的失敗，更暴露出美國外交、軍事部門預判失誤、協調失靈、情報失準和士氣低落等諸多大問題，這將迫使歐洲對美國的質疑從對特朗普時期“領導西方的意願下降”轉變為對拜登時期“主導戰略全域性的能力下降”。
直到撤離阿富汗前夕，歐洲對美國的能力尤其是主導戰略全域性的系統性能力和超強的軍事實力仍然信心滿滿，因此在拜登描繪出以撤出阿富汗為起點“以退為進”、從反恐戰略轉向大國競爭戰略的前景後，一些歐洲國家出於對美國實力的信任積極尋求美國的安全保護，甚至為此不惜追隨美國和俄羅斯、中國搞對抗。
但現在，歐洲將不得不反思拜登政府提供的有關“大好前景”的幻象，從阿富汗局勢中以小見大並反求諸己，重新明確自身利益並反思與美國的利益關聯和“共同價值”。作為這種反思的體現，歐洲國家主張實現“戰略自主”的聲音再次高漲。
歐洲對美國意願和能力的雙重質疑以及對更多戰略自主性的追求，將讓美國借撤出阿富汗來搞戰略轉向、謀大國競爭的說辭更加蒼白無力、行動更加缺乏支援。
在美國的戰略制定者看來，離開喀布林具有戰略收縮轉向和重新聚力的戰略價值，服務於美國與中俄進行長期戰略對抗的目的，因此儘管過程混亂、細節醜陋，但只要能實現大戰略目標就值得付出。美國似乎可以用冷戰的“勝利”來證明當年“西貢時刻”的必要性，但眼下卻看不到任何“喀布林時刻”對於歐洲的合理性。
當美國仍在急於用“不是西貢時刻”來推卸它在阿富汗撤離中的責任時，歐洲已經開始用另一個“蘇伊士運河時刻”來表達自身的失落、不滿和警覺。避免更多的危機時刻發生和減少更多的連帶傷害，應該成為今後歐洲在選擇要和美國共進退時最優先的考慮事項。
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
來源:環時深度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