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18日電 題：歷史的迷思：英美權力轉移是和平的嗎？
作者 林宏宇
林宏宇。本人供圖
國際關係學界存在一個歷史迷思，認為世界權力轉移在歷史上只有一次是和平的，那就是同為“民主國家”的英美之間的權力轉移。這就是所謂的“英美霸權和平轉移論”。該理論的“衍生品”觀點認為中美未來也將存在權力轉移，且必然存在衝突甚至戰爭，因為中美兩國是“異質”國家。冷戰結束後，尤其近20年以來，這一理論觀點在國關學界被奉為經典，研究權力轉移理論的學者對此幾乎沒有任何質疑，基本接受了這一所謂的“常識”。但這個理論觀點對嗎？歷史與未來真的是這樣嗎？
“英美霸權和平轉移論”帶有明顯意識形態偏見
事實上，中美關係雖是合作與競爭並存，且在一段時間內競爭的因素更為明顯，但兩國之間並非新老帝國的霸權交替。遑論中美之間是否真的存在所謂的權力轉移，僅對“英美霸權和平轉移論”的理論源頭和傳播背景進行追溯，就可發現，該理論帶有明顯的美國中心論和美國文化霸權等意識形態的偏見，隱含著對非西方國家的傲慢與鄙視情結。
“英美霸權和平轉移論”的直接源頭可追溯到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學教授奧根斯基在1958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一書。他在書中首次提出“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崛起國與霸權國(守成國)的關係是國際關係的核心，二者之間的權力轉移是國際體系變遷的基本標誌。他認為，崛起國往往對現存國際秩序“不滿”，往往想透過武力來改變現狀；同樣，“守成”的霸權國也試圖透過武力來維持現狀。因此歷史上，每當有強勢崛起國出現，往往就意味著戰爭。但有個例外，那就是英國和美國。19世紀後半期，強勢崛起的美國並沒有以戰爭挑戰18-19世紀的“守成國”英國的霸權，英國也沒有對美國發動“維霸”戰爭。於是英美之間實現了所謂的“霸權和平轉移”。
資料圖：英國與美國國旗。人民視覺
然而，國際關係的歷史事實並非如此。一種理論觀念的產生，離不開特定的歷史語境與視角，尤其是那些“時髦”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由於其背後有強大話語權的大國史觀的支撐，往往更容易形成歷史的迷思。重新追溯並還原歷史程序，則是打破歷史迷思的一種辦法。
“英美霸權和平轉移論”也不例外。透過梳理國際關係史，可以發現，英國在失去霸權和美國在獲得霸權的程序中，都曾與當時世界其他列強進行過多場戰爭，這些戰爭直接導致英國的衰落與美國的崛起。英美之間雖沒有發生直接的大規模爭霸戰爭，但兩國之間的霸權轉移程序卻充滿了戰爭。換言之，英美大國權力轉移的期間，世界並不是和平的。
事實上，從美國獨立伊始，英國就透過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包括戰爭)打壓和遏制美國。除獨立戰爭外，英軍在1812年戰爭中還曾火燒白宮，但英國終究未能如願，只好透過其他手段繼續阻止美國在西半球的擴張。兩國之間的摩擦與衝突始終不斷，先是佛羅里達爭端，然後是美加邊境衝突，後來還有德克薩斯問題。直到美國南北戰爭爆發以後，英國仍在暗中支援南方各州以削弱美國。
內戰結束後，美國政府曾對英國的“暗中干涉”提出索賠。1871年，雙方簽署了《華盛頓條約》，這表明英國對美國的武力遏制事實上失敗了。由此，英國開啟了逐步從美洲緩慢撤退的程序，該程序一直持續到“委內瑞拉危機”。1895年英屬蓋亞那和委內瑞拉之間出現邊界爭端，後者請求美國出面“主持公道”。高舉“門羅宣言”的美國遂致函英國，要求“國際仲裁”，但遭英國拒絕。美國隨即成立了一個邊界委員會，擺出“不惜一戰”解決爭議的架勢。而英國由於很快陷入了南非布林戰爭，無力同時捲入另外一場戰爭，於是在1899年同意由美國把持的邊界委員會“仲裁”。面對老牌帝國明顯的妥協，美國決定犧牲委內瑞拉的利益，以迎合英國的“善意”。英國則“投桃報李”，撤出了西半球的海軍力量，這等於承認了美國在美洲的霸主地位。
資料圖：圖為美國白宮。中新社記者 陳孟統 攝
英美“和解與特殊關係”實為權衡利害的無奈之舉
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的霸權不斷遇到其他強國的挑戰。但真正帶來實質性挑戰的是德國和美國。德國很快就在經濟和工業實力方面超越英國，且與奧匈帝國和義大利結成“三國同盟”，崛起之勢咄咄逼人。除了歐洲大陸，德國還分別在非洲和太平洋等地向英國霸權發起挑戰。德國的擴張觸及英國的兩大核心利益——海上霸權和歐洲均勢。因此，德國自然被英國列為頭號勁敵。而相比之下，美國的擴張重心在西半球，崛起的勢頭較為平和。面對挑戰蜂起的局面，英國只能權衡利害，將美國列為“合作”物件，適當“讓步”。
同期，1898年強勢崛起的美國發動了美西戰爭，成功奪取了古巴、波多黎各、關島和菲律賓。這場戰爭標誌著美國跨出美洲，走向亞洲，踏入“世界強國俱樂部”。到1906年前後，美國迅猛擴張的海軍實力僅次於英國，開始在全球層面與英國海軍競爭。這引起了英國海軍的不滿，開始“敲打”美國海軍。正是在這一段時期，英美“和解與特殊關係”的說法開始擺上桌面，美國政治精英開始大談“共同血緣和文化價值觀”。例如，美國人馬漢(Alfred T. Mahan)在1911年出版的《美國海權的利益：現在與未來》一書中寫道：“今天不可能再有哪一個國家能像過去那樣獨霸海洋。英美兩國間基於共同血緣的親近感可能在控制海洋方面建立合作，確立同一種族對海洋的支配。”
資料圖：英國倫敦街頭。中新社發 張夢琪 攝
面對美國的崛起，英國採取了容忍剋制的政策，旨在換取美國的“合作與支援”。不過美國也有同樣的需求，因為當時德國的擴張也威脅到美國的利益。當時德國不僅想在遠東太平洋地區奪取美國的地盤，而且蔑視“門羅主義”，多次覬覦美洲，這激起了美國的憤怒和不滿。因此，“一戰”就成為了英美“合作抗德”的典範。
“一戰”之後，英國的霸主地位名存實亡，其經濟實力已無法與美國匹敵，世界金融中心逐步從倫敦轉移到紐約。但隨著共同敵人德國的消失，美國開始利用其日益增長的實力來改變當時國際秩序。於是，英美衝突再起，兩國關係因為海軍軍備競賽幾乎跌入谷底。然而，不滿《凡爾賽和約》壓榨的德國在希特勒領導下再次崛起，這再次熄滅了英美爭霸的“內火”，再次開啟“合作抗德”的模式。但“二戰”的爆發使英國終於走下“日不落帝國”的神龕；而大發“二戰”戰爭橫財的美國，透過“幫助”英國對抗德國，最終獲得了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
因此，從世界權力轉移過程來看，英國之所以未將美國視為頭號敵人，其主要原因在於德國強勢崛起對英國的核心利益構成巨大威脅，迫使英國集中力量於歐洲大陸，無暇顧及美國。正如美國地緣戰略學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所指出的，“如果歐洲新麻煩沒能迫使英國把其力量集中於大西洋以東的話，它或許早就全力打擊美國了。”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英國霸權的衰落與戰爭存在較強關聯性。要是沒有一系列戰爭，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英國的霸權不可能輕易喪失。同樣，美國霸權的獲取固然離不開“上帝的幫助”，但從根本上看也無法排除戰爭的作用。正如美國學者愛特伍德在《美國戰爭史》一書中所述，“戰爭在美國的建立和發展過程中扮演著核心角色。”
由此看來，既然英國喪失霸權的程序和美國獲取霸權的程序都與戰爭密切相關，那麼就很難得出作為整體的英美霸權轉移過程是和平的這一結論。換言之，英美之間的“和平”只是表象，英美權力轉移是世界形勢整體演變的結果，不是英國心甘情願主動讓位，更不是英美兩國的“和平交接”。
資料圖：北京天安門前懸掛起中美兩國國旗。 中新社記者 賈天勇 攝
中華文明從無稱王稱霸和殖民他國的基因
事實上，“英美霸權和平轉移論”是美國文化霸權和美國例外論的產物，直接服務於美國霸權地位的合法性，以維持不公正、不合理和不平等的國際舊秩序。除了“英美霸權和平轉移論”之外，“修昔底德陷阱”“進攻性現實主義”“民主和平論”等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也以貌似不容懷疑的理論神話，不斷對中國的和平崛起程序進行悲觀解讀，甚至抹黑。因此，必須勇於打破這種西方理論的迷信與迷思，以中國特色的國際話語體系與理論觀點解釋中國自身發展道路與發展模式。這實際上也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與國際社會的歷史貢獻。
中國已高質量完成第一個百年的夢想，並以自身的制度優勢與治理效能有效應對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交出了一份靚麗的抗疫報告。這使得中國更有信心邁向第二個百年夢想。中國距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更近了，離世界舞臺的中央也更近了，未來的發展環境也將更加嚴峻，這更需要堅定發展道路的歷史自信。
事實上，中華文明綿延至今數千年，從無稱王稱霸和殖民他國的基因。中正和平之道，才是中華文明的根性。愛好和平的中國不會選擇為了霸權而與美國全面對抗乃至戰爭。中國會選擇一條不同於歷史上西方大國崛起的道路，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積極與其他中小國家和平互動，透過“一帶一路”倡議等“和平工程”造福世界，實現新的“世界權力的和平轉移”。即將世界權力從傳統的少數大國手中，轉移到數量眾多的新興國家、新興經濟體、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讓世界權力迴歸世界，讓國際關係更加民主化，並透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的問題與挑戰。(完)(作者為華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特聘教授)
林宏宇，華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兼華僑華人研究院院長)、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科特聘教授、博導。外交部與國務院僑辦專家諮詢委員、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華僑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太平洋學會理事。長期從事中美關係、大國博弈與國際安全、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關係理論等教學與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