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後的十年寒冬
“阿拉伯之春”後的十年寒冬
【國際觀察】
十年前的2010年12月17日，突尼西亞小商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之死引發了衝擊整個中東的“阿拉伯之春”。這場風暴讓突尼西亞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亞的卡扎菲、葉門的薩利赫等政治強人退出了歷史舞臺。十年後，阿拉伯世界並沒有迎來期盼中的民主、繁榮與和平，美國作為“阿拉伯之春”的始作俑者也難逃其害。
十分諷刺的是，隨著這個“春天”而來的不是萬物復甦，而是凜冽的“寒冬”。大部分經歷“阿拉伯之春”的國家政府被推翻後，政權真空並沒有被民主改革派填補。利比亞、葉門等國出現了持續混亂和武裝衝突，軍閥建立的新政府手段之強硬，與“阿拉伯之春”前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借勢發芽並強勢擴張，民眾飽受戰亂之苦逃離家鄉，甚至引發了歐洲難民危機。站在2020年回望過去的十年，阿拉伯民眾發現，所謂的“民主運動”帶給他們的並不是新生，反而是無盡的災難與苦痛。國際社會甚至美國對這場運動的評價也日趨負面。美國學者諾亞·費德曼以“阿拉伯之冬”取代“阿拉伯之春”，加拿大學者邁克爾·伊格納蒂夫同樣以“悲慘的失敗”描述這段歷史。
時至今日，這場“民主運動”的背後推手正是美國已沒有爭議。2013年，法國出版的《阿拉伯革命背後隱藏的一面》一書為這一論斷作了翔實的論證：美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透過實地引導與網路煽動兩大手段促成了這場悲劇。一方面，美國利用“輸出民主”的非政府組織和基金會，例如美國國際發展署、全國民主基金會、國際共和學院、全國國際事務民主研究會、自由之家、開放社會學院等，深度介入這場街頭“革命”；另一方面，美國培訓大量阿拉伯網路煽動員，利用網路這一當時的新興媒介推波助瀾，而後又控制國際主流媒體加以讚揚，一邊倒地渲染所謂“革命”的“自發性與積極性”。從“阿拉伯之春”之前二十年的東歐劇變，到其十年後的香港動亂，美國的手段、細節也許有所改變，但美國的“司馬昭之心”一直未變：以“民主化”之名許諾“更加美好的未來”，暗中不過是滿足其一己私利，最後只能給事發地留下一地雞毛。
站在“阿拉伯之春”十週年的節點上回望，這場聲勢浩大而持久的動盪帶給阿拉伯世界的不過是民主之敗、經濟之殤、政治之亂。相關機構的評分顯示，大部分經歷“阿拉伯之春”的國家的治理水平、政治環境和民眾權益都與“阿拉伯之春”中煽情的口號相去甚遠。
中東地區經濟水平持續惡化。由於油價下跌、高失業率以及腐敗的精英政治等原因，許多中東國家在經濟上陷入困境。政治精英犧牲普通民眾的利益，在這些國家造成了高貧困率與貧富分化。該地區的經濟發展陷入“倒退的十年”，利比亞從全球人均收入平均線之上一步步陷入貧困的泥潭，成為當今世界最為動盪、落後的國家之一。
中東地區政治衰敗日益深重。反腐曾是中東民眾參與“革命”的最初訴求，但是從十年後的結果來看，不少國家的腐敗程度更加深重。腐敗疊加內戰硝煙不斷，民眾看不到未來，紛紛選擇逃離。聯合國資料顯示，“阿拉伯之春”後，內戰造成百姓大規模流離失所，僅敘利亞衝突就造成了500多萬難民和600多萬流離失所者，這些難民大量湧入歐洲，成為歐洲難民危機的主要動因。
十年後，類似“阿拉伯之春”的街頭之火反而在美國本土燃起。“弗洛伊德事件”再次揭開了美國數百年來的種族主義傷口，掀起美國曆史上罕見的長期社會動盪和街頭騷亂。“弗洛伊德之死”之所以能夠在美國引發“蝴蝶效應”，其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國內社會矛盾、階層分化和政治衰敗也已經到達了空前的程度，甚至不亞於十年前的中東地區。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之下，簡陋的生活條件與畸形的醫保政策讓少數族裔等弱勢群體成為真正的“易感人群”與“高死亡率患者”；疫情對經濟造成的衝擊更讓有色人種面臨大規模的失業與破產危險，這場疫情正對他們造成不成比例的影響。《紐約時報》在一則報道的開頭稱，“有兩場平行的瘟疫正在席捲美國：新冠病毒和警察殺害黑人”。
“弗洛伊德事件”成為2020年美國大選的焦點議題之一，進一步激化了美國兩黨政治，擾亂了美國的政治秩序，未來可能引發其他類似的暴力抗爭。即便美國政府更替，美國在處理國內種族難題上依然會缺乏有效途徑。美國政治積弊深重，很難由一個人或一任總統來治癒。在此背景下，美國更有可能把“禍水”引向其他國家，試圖在國際社會掀起新一輪“民主浪潮”。
十年後，從各個層面來看，“阿拉伯之春”並沒有給阿拉伯地區帶來春天，反而是美國在全球大搞“民主推進”的又一個反面典型。“阿拉伯之春”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當事國家喝了美國“民主價值”的迷魂湯，選擇了錯誤的變革道路。這條錯誤道路不僅沒有解決這些國家業已存在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反而激化了這些國家內部的民族、宗教、階層矛盾，讓國家機器和國家治理陷入癱瘓。國家亂了，老百姓任何美好的願景都會在硝煙中迅速泯滅。
事實證明，越是解決複雜的困難，越是進行重大的變革，一個國家就越需要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越需要一個與人民緊密聯絡、能夠充分組織和動員社會不同群體的執政力量。只有這樣，國家才能夠透過穩定和發展來消解舊矛盾，才能夠透過改革和創新來解決新問題，給國民一個有獲得的現實、一個有希望的未來。真正的踐行民主應該是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謀福祉。某些國家居心叵測的“顏色革命”、口惠而實不至的“民主支票”，帶來的只有悲劇，而沒有“春天”。
（作者：李崢，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韓亞峰，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研究實習員）
【編輯:張楷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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