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們的獨立：一個精緻而虛妄的理想生活“泡沫”

綜藝節目《乘風破浪的姐姐》的爆紅，引發人們對中年女性生存狀態的關注。熒幕上的“姐姐”們雖然年逾三十，且大多已嫁為人妻，有的甚至經歷過多次婚姻，並生兒育女，卻依然如“妙齡少女”般保持著姣好的面容和身材，朝氣蓬勃，才藝出眾，顯示出成熟女性特有的魅力。

舞臺上青春洋溢的“姐姐”，似乎真的擺脫了年齡和性別的限制，釋放著自己的光芒，追求著無限的可能性。她們樹立起“三十歲以後”女性的理想生活範本，理所當然地成為眾多女觀眾膜拜的物件。

同樣用娛樂資本包裝出來的明星真人秀節目，如《妻子的浪漫旅行》《婆婆和媽媽》等，都在關注中年女明星的生活狀態。然而，對普通女性而言，女明星們精緻華麗的生活，究竟能有多大的示範意義呢？成為家庭主婦的現代知識女性，她們甘願浪費自身才華，受困於柴米油鹽的日常生活嗎？當主婦承擔著無法被量化的家務勞動，她們又如何忍受自我價值得不到承認的痛苦？當一個女性在“獨立自主的女性”和“可愛的討好丈夫的妻子”之間猶疑，進而走進婚姻的“舒適牢籠”，又該如何理解她們的退縮呢？

本文從幾部關於成年女性生活的小說和社會學著作出發，試圖揭開真實的現代中年女性的生活，表面上她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卻仍然無可奈何地墮入現實生活之網，無法真正掌控自己的命運、按照自己的理想方式去生活。

熒幕上獨立自強、風光無限的明星“姐姐”們，或許只是提供了一個精緻而虛妄的理想生活“泡沫”，普通女性可望而難以企及。具備“出走”的能力，卻依然受到家庭與社會倫理無形的羈絆，這或許是現代女性特有的精神困境。

撰文 | 湯明明

最近熱播的綜藝節目《乘風破浪的姐姐》，將三十位女明星打造成逆齡生長、光彩奪目的“姐姐”，似乎在為這個時代的中年女性正名。

節目精準地戳中了現代女性的痛點，現代女性向往的是，當人生走到中年，依舊可以面容姣好、身材管理得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那些逐漸發胖、身材走形，活動範圍僅限於菜市場、廚房和美容院的主婦們，則被嗤之以鼻。然而，真實的主婦生活似乎總是侷限於家庭，總是在買菜、煮飯、洗衣服、養育孩子的“小事”上糾結，沉迷於超市購物券和街道八卦。她們似乎在選擇成為主婦的那一刻，就上交了生活的可能性，只能在週而復始的生活中老去，難以“乘風破浪”。主婦為家庭付出的努力、與社會脫節的焦慮，總是被隱藏在“不夠獨立”的標籤下。

《乘風破浪的姐姐》中光彩照人的女明星們。

但這並不代表所有的主婦都是帶著對婚姻的浪漫想象，渾然不覺地走向“舒適的牢籠”，她們更非毫無波瀾地接受了這一切，並樂在其中。事實上，只要你撕開主婦生活的一角，就可以看到她們在自我意義喪失時感受到的崩裂。

在馬來西亞作家黎紫書的短篇小說《煙花季節》中，主婦笑津在嫁給丈夫前，就明白了自己終將會成為被預言的棋子，回到相夫教子的人倫之中；在臺灣作家黃國峻的短篇小說《歸寧》裡，安妮在婚前就感受到與丈夫關係的不對等，覺得結婚彷彿是為了報仇宣洩；在日本作家齋藤茂男的《飽食窮民》裡，奈美子在婚前就感受到未婚夫對女性的傲慢態度，並在新婚當夜一口氣吃掉了兩人份的料理，再透過嘔吐排解內心的焦慮。

她們稱不上勇敢，甚至有一絲懦弱，表面上她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有拒絕這種生活方式的可能，但都選擇蜷縮在悠閒的生活內，是“獨立女性”避而不及的型別，但正是這些細微瑣碎的細節，暴露了主婦生活幽微隱蔽的一面，以及現代女性割裂的生存狀態。

         

《乘風破浪的姐姐》中的表演者藍盈瑩。

被預言的棋子：“出走”前就預料到“回家的意願”

作家如何描寫中年女性的失落和缺乏突破生活的勇氣？在黎紫書的小說集《此時此地》裡，坐在冰室裡的陌生男女互相打量，想象彼此的人生。男人覺得女人相貌平庸，原先的嬰兒肥在時間的碾壓下，“坐成了一座塌掉後套上幾個舊輪胎的老沙發”。男人幾乎可以想象出這個“長得像老姑婆”的女人，總是在反反覆覆瘦過身後反彈，有著“被肥胖紋淹沒的皮肉”，穿“夜市場買來的容易脫色和失去彈性的廉價衣裙”。“你看看你”，在男人的注視下，女人的衰老和貧乏暴露得過於明顯，以至於女人只慌亂地盯著杯子裡的冰塊，躲避男人的視線。

男人想要將這個天天與他在冰室裡碰面的，“四十二歲還沒嫁出去的女人”稱為雲英，想象她就是那個在凌晨三點撥通撒瑪麗雅熱線和自己說話的Winnie。這樣的女人總是以這樣的名字在深夜打電話，排遣內心的孤獨。她們哭訴自己在中年時期被丈夫拋棄，或抱怨自己尚在叛逆期的兒子，或幻想一直搭載她的計程車司機有一天會向她求愛。雖然整個故事都以彼此的想象展開，但是名字和身份的不確定性，似乎也代表了日常生活中隱藏著很多像雲英一樣的女人。

黎紫書的另一篇小說《煙花季節》，則講述了一個主婦“出走”的故事。笑津曾赴歐洲留學，有過一段美好但無疾而終的戀愛，回到馬來西亞後嫁給了從事會計的丈夫，成為全職主婦，而她少年時代的情人安德魯回國後成為議員。某一天，笑津在電視上看到安德魯，想起了他提議舉辦的煙火大會，於是留下“想去看煙花，今晚不回來了”的字條，並故意製造手機落下的假象，以此逃避丈夫的追問。

《野菩薩》，[馬來西亞]黎紫書著，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

就像是許多表面上“沒有故事”的主婦一樣，日常生活已經消磨了笑津主動講述的慾望，因為“平常日子，終究無事可記，也不會有一出老套的電影等著她去演，等她在彌留時掏出一堆證物，向一個年輕女生訴說一段年輕時轟轟烈烈卻不堪回首的情事。”如果不是女兒無意間的詢問，她仍舊會守著秘密，獨自在不斷地被歲月淘汰的記憶裡回憶，彌補日常生活中缺失的愛情。

當丈夫總是津津樂道地重複自己特地買了頭等艙的機票陪妻子生產的往事時，笑津從不領情，因為她覺得愛靠的不是計算。乏善可陳的日常生活和繾綣潮溼的少女記憶相交叉，愈發突出中年婚姻生活的脆弱與不堪。夜晚情慾湧動，笑津會“恥於搖醒枕邊的丈夫，便稍側身，在自己與丈夫的身體之間拉開一道溝壑”，開始自慰，其間留心到窗外的口琴聲，沉浸在舊時的回憶中，彷彿自己仍是年輕時的肉身，躺在海綿蛋糕一樣鬆軟的床上。

事實上，笑津對丈夫的疏離和隔閡，更像是對自己命運的不滿。她就是被預言了的棋子那樣，嫁給步步為營的早早規劃好自己人生的丈夫。而“她早知道自己終將會回到這種人倫中，相夫教子，看似圓滿無瑕。每年老同學聚會時，她分外感覺到大家都各自陷進了類似的人倫裡，女同學們尤其如此，像套了一個看不見的枷，而她卻看見了，圓形，美麗的圖案；天地，黑白，陰陽兩儀，看似圓融卻無法逾越。”

令人唏噓的是，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在覺醒前，並不明白自己只是丈夫的所屬品，笑津卻早就知道這樣的命運，並明白徹底出走需要付出的代價，所以寧願退回自己安全的籠子。她的“出走”並非是再續前緣，更沒有擺脫“棋子”身份的決心，如果說愛麗絲·門羅的《逃離》中，那個試圖擺脫丈夫控制、想要靠出走獲得獨立又無功而返的主婦還有一絲天真的莽撞，笑津甚至已經“理智”地預料到自己“回家的意願”，和“自己對這意願的順從”，因此她“便疑惑著這不像出走，而像一次無從說起的赴約”。

笑津所反覆回憶的愛情，也只能是彌補得不到滿足的婚姻生活的致幻劑，以此實現日常生活的短暫逃離。然而黎紫書依舊平靜地寫著笑津的“懦弱”和叛逆的限度，但這也丟擲了一個更為尖銳的問題，為什麼笑津渴望的生活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呢？

《妻子的浪漫旅行》劇照。節目中的女明星，雖人到中年，卻依舊風光無限。

從“出走”到“回家”：主婦的勞動真的沒有價值嗎？

臺灣作家黃國峻的短篇小說《歸寧》裡的主婦安妮，也一樣困居在表面悠閒的生活裡，她雖然覺得身為主婦低人一等，對自己的身份充滿了厭棄感，卻拼命壓制自己對“更好的生活”的渴望，因為“誰有高標準，誰就發瘋”。

安妮回到母親家休產假，雖然她短暫地覺得自己再度變回了“小女孩”，卻無法真正地從“妻子”和“母親”角色中抽離，有關“主婦”的價值和意義一直撕扯著她。當她進入屬於主婦的空間——菜場和廚房，就情不自禁地將自己從事的內容和丈夫的職業做比較，覺得一切都證明了主婦“低人一等”的論調。因為丈夫談的是投資案，自己想的卻是“橙子一斤多少算貴”。安妮將自己和菜場上其他的婦人併為一類，設想她們的丈夫同樣“身居要職”，做的事情遠比提水果回家重要。她們消失了將無損於人群，丈夫們的消失則會打斷投資計劃，讓員工失業，引發金融動盪。

安妮的母親和姑媽卻相對接受了“低人一等”的主婦生活，並樂於向安妮傳遞安於現狀的心得——靠光顧美容院打發時間，熱衷於分享超市購物券，用閒扯和笑聲驅散無聊。但安妮卻覺得自己像是在牢獄中聽老囚犯分享自己的經驗，難以認同這種生活。在她看來，丈夫所在的“屋外”的世界具有無限的可能性，家庭生活卻是凝滯的，難以與外界接軌。因此“她必須要出去屋外，看看外頭是在革命或是太平，這屋內並沒有可供判斷其年代的行為。”

《度外》，黃國峻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

然而，當安妮試圖來到象徵著“外界”的圖書館，卻更加深了內心的失落。雖然她並不反感育兒和烹飪有關的書籍，卻猛然發現自己和一些老年人坐在一起，研究泡芙的做法。精緻到華而不實的天鵝頸形狀的泡芙，似乎是主婦生活的諷刺——所有的價值都放在了沒有必要的事情上——因為按照丈夫的說法，“吃是低等的感官”。

因此，安妮從圖書館回來的路上遇到瘋婦就極具象徵意味。安妮的姑媽不明白人為什麼會因為一些小事發瘋，並將瘋婦傷人視作治安差引發的騷亂，但安妮卻將這場騷亂看作積攢已久的矛盾爆發的結果。發瘋前的女人或許曾經受到嚴重的傷害，當時她也可能就在做有著天鵝頸的泡芙。泡芙就象徵著沒有意義感的、不被重視的低等生活。在這個意義上，瘋婦如同安妮內心的投射，隨時都可能瀕臨崩潰。可悲的是，安妮已經預料到即使發瘋，她的痛苦也不能被理解和同情。因為那些“不必學做泡芙的人”

（像丈夫一樣的人）

不能像主婦自身那樣強烈地感受到意義的喪失和內在的崩裂，“至於算不算傷害，那就得看人的幽默感夠不夠了。”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上野千鶴子在《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中指出，“家務勞動”

（domestic-labor）

是將“市場”與“家庭”的相互依存關係中連線起來的缺失的一環

（missing-link）

，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市場，並沒有將“家務勞動”完全“商品化”。雖然家政服務的出現讓“家務”逐漸市場化，但是如果買橙子、洗衣服等家務不由家政人員完成，而是安妮完成承擔，那麼這種勞動將不能產生“價值”，是“非生產性勞動”。雖然安妮也嘗試賦予這種生活價值，她心想如果自己是一個經濟學教授，就會擁有一個可獨處的辦公室，就能和丈夫一樣，看著“窗外提著菜籃候車的人嘆息”，但如果這樣的話，“要換誰去買她家的菜呢？”

反映現代女性成長艱難歷程的韓國影片《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然而，如上野千鶴子所說，當主婦付出“有用且必不可少”的勞動，卻得不到法律和經濟層面的補償。遺憾的是，儘管安妮無法真正說服自己接受主婦的價值，但也無法突破現有的悠閒的生活，她對命運的態度比笑津還要消極，後者至少在有限度的範圍內給自己製造了短暫逃離的機會，安妮卻毫無逃離的打算，她只是不斷產生幻象，覺得自己像潛水艇航行在重重景象中，隨時都有可能與瘋婦的命運重疊。

故事以安妮坐上車回“孃家”開頭，又以坐車回丈夫所在的家結束。因此《歸寧》不僅寫的是回“孃家”，還有回到自己所屬的主婦身份中去。那些因為自我價值不斷被降格，得不到承認的痛苦和內心的騷亂，以安妮在歸家途中的呼呼大睡作結。我們也無法判斷這種熟睡是否也是對自我的一種催眠，以及安妮會走向怎樣一種結局。

用嘔吐排解焦慮：撕裂的主婦該向何處去

日本著名記者齋藤茂男的《飽食窮民》，則記錄了在“厭女症”嚴重的日本社會，主婦對自身意義喪失和被社會遺棄的痛苦。“早上我送他

（丈夫）

出門後，就會被強烈的空虛感所包圍。我剛去的時候，正好趕上下雪的季節。我從十八樓的窗戶往外望下去，外面是白茫茫的一片。我感覺全世界都拋棄了我，心裡堵得難受，每天周圍都只有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奈美子在接受齋藤茂男的採訪時說道。

奈美子從小學習成績優異，但因為高考失利沒能讀到心目中最理想的學校，與想當學者的夢想漸行漸遠。畢業後，她嫁給了事業有成的淳一成為主婦。然而，奈美子並沒有像笑津一樣接受自己的宿命，她始終在是成為“有工作、能自立”的女人和“討丈夫喜歡”“可愛苗條”的妻子之間猶疑。然而丈夫對奈美子的內心世界毫不關心，只有在談及國際經濟和自身的業績時才會滔滔不絕——這一點也與《歸寧》裡“身居要職”的安妮的丈夫如出一轍，都將妻子作為自己的陪襯，卻又因為主婦不能創造價值，內心裡看不起她們。

生活的撕裂感，讓奈美子變成了一個偽裝的“嬌妻”並患上了拒食症，靠不斷拒絕食物再吐掉它們解決內心的矛盾和痛苦，好讓自己貼合丈夫心目中完美的妻子形象。“吐過之後，就覺得整個世界突然變得寬敞了。心裡的不安頓時煙消雲散了。有過一次這樣的經歷之後，就會覺得，只要能夠重複這個過程，就能沒有任何壓力地過上一整天，也不會再雙眼無神地盯著他的側臉發呆，感覺自己這樣就能跟他順利地相處下去。

 《飽食窮民》，[日]齋藤茂男著，王曉夏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

然而，這種飲鴆止渴的方法當然不能彌補奈美子內心的失落，轉而透過偷情排遣內心的鬱結，直到跟隨丈夫回國才被迫中止。雖然奈美子在拒食症逐漸加劇後終於離開了丈夫，開始獨自生活，但現實生活對奈美子來說依舊一籌莫展。齋藤茂男指出，很多像奈美子一樣患有拒食症的女性就像是“煤礦裡的金絲雀”，“她們就像金絲雀一樣對時代和社會病態環境敏感地做出了反應，向所有生活在現代社會里的女人發出了警告。”

在笑津、安妮和奈美子身上，我們或許都可以找到一絲共性，她們曾經都學有所成，但都嫁給了事業有成、卻對女性缺乏尊重的丈夫，在婚姻生活中喪失了自我的價值，時刻承受著內在崩裂帶來的痛苦。然而，這可以簡單地歸咎為這類女性的自作自受、沒有更堅決做“出走的女性”嗎？

  

真人秀節目《婆婆和媽媽》中的林志穎與陳若儀夫婦。

節目中的女明星雖然生活精緻、家庭和睦，卻也同樣需要面對來自家庭和事業的雙重壓力。

事實上，“不被任何人定義”“堅持做自己”依舊是少數女性的特權。《新京報書評週刊》曾刊文

（《衣食無憂之後，如何擺脫“新窮人”的窘境》）

指出，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就陸續通過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女性逐漸從“私領域”走向“公領域”，有了更多選擇的機會，但是，“大部分的女性仍舊受到傳統父權制結構下的暴力統治”，女性依舊生存在巨大的割裂中。一方面，觀眾可以看著《乘風破浪的姐姐》裡女明星如何詮釋“年齡只是一個數字”，認為自己不該被性別身份限制，現實生活中的普通的女性，卻依舊在鋪天蓋地的化妝品廣告和醫美整容中掙扎。

雖然表面隨著女性地位的提高，我們所看到的廣告也開始強調女性的獨立與審美的多元，但它傳遞出來的對女性的關懷，只不過是一種“女性主義熱”下的漂亮包裝，只是娛樂資本和消費主義合謀下對“女性獨立”、“女性可以勇敢做自己”話語的巧妙利用，一種不得罪任何人的、有限度的宣傳策略。社會的整體氛圍依舊釋放了這樣的訊號，女性只有足夠的“好看”、“有錢”、“有人愛”，才能獲得幸福。

這也是為什麼儘管關於“女性解放”的呼聲越來越高，現代的女性往往也受過良好的教育，被鼓勵走向社會實現獨立，但她們仍舊會被灌輸傳統的為人妻、為人母的觀念，依舊會陷入無愛的惶恐。就像齋藤茂男指出的那樣，對於生存方式的苦惱依舊潛伏在現代女性內心深處。“自立和依存，很多女性無法掌控好二者的平衡，揹負著被二者無情撕裂的宿命，踏上尋找‘自我理想’的旅途。”

作者 | 湯明明

編輯 | 徐偉 羅東

校對 | 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