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先生，在越南，我們沒有毒品問題，是已形成毒品形勢——問題是我們可以糾正和解決的，而形勢是我們竭盡所能只可緩解和改善的。”越南戰爭期間，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助手、麻醉藥物和危險藥物管理局聯絡員艾吉爾·克羅格從戰場回來後，這樣報告道。
“參與越戰的軍人受指示服用的和自主服用的‘精神類藥物’水平驚人，在美國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波蘭國際政治學者盧卡什·卡明斯基在其3月出版的新書《嗑藥：藥物與戰爭簡史》中稱，“越南戰爭為美國第一場真正的‘藥物戰爭’。”
據美國防部估算，在1968年，被派往越南的美軍有一半服用過某些藥物，1970年上升至60%，在1973年，美軍撤退那一年，有70%計程車兵服用過精神類藥品；毒品方面，在1971年，51%美軍曾吸食大麻、28%曾吸食硬性毒品（大多為海洛因），近31%曾使用幻覺劑。這在美國軍方、政府乃至社會中掀起了巨大爭議，給那些士兵留下不小的後續影響。
“像糖果一樣”
用一位退伍軍人的話說，精神類藥物安非他命就“像糖果一樣”分發給士兵，政府建議的用藥量和頻率受到了忽視。
自二戰之後，雖然沒有哪項前沿研究證明安非他命對士兵作戰表現上有積極的作用，美軍依舊持續為駐越士兵提供。軍隊的用量標準——48小時戰備狀態裡服用20毫克右旋安非他命——也很少得到遵守。
曾為遠端偵察排一員的曼喬內透露：“我們能用到最好的安非他命，這些由美國政府提供。”他引用一位海軍突擊隊員的話說：“在越南時，我經常服用藥物。那些藥能給人一種故作勇敢之感覺，能讓人不瞌睡。視覺和聽覺都得到了提高，有時你真會覺得無懈可擊。”
越戰期間，美軍派往寮國執行為期4天的秘密任務計程車兵會得到一個醫療包，裡面包含有12片止痛藥達爾豐、24片含鴉片成分的可待因以及6丸安非他命等物品。
初到越南之時，3.2%計程車兵嚴重依賴安非他命，一年後這個數字漲到5.2%，再後來升至7%。1971年，美國眾議院犯罪特別委員會的報告稱，從1966年至1969年，美軍共使用了2.25億片興奮劑類藥物，大多是右旋苯丙胺（右旋安非他命），這是安非他命的一種衍生品，比二戰時期所用苯丙胺藥性強1倍多。
一些士兵還記得藥效逐漸失去時，他們會變得憤怒，感覺就像是向“街上的孩子們開槍”一樣。例如，綽號“比爾”的綠色貝雷帽精英部隊隊員曾嚴重依賴安非他命，每天幾乎要服用100毫克。一天夜裡在河岸巡邏時，在無眠、靠藥性執勤26小時後，他有些神經質了，受到噪音的震驚之後，他開槍打向陪同他一起巡邏的小船，打殘了一位戰友。
美軍發放精神類藥物不僅僅是為了提高戰場上士兵的作戰能力，也是為了減輕作戰給士兵精神帶來的負面影響。
這場戰爭中，精神類藥物大量使用、軍隊精神科醫生大量派到前線，如葛蘭素史克生產的氯丙嗪等有效的抗精神病處方藥物的使用成為慣例，也是美軍歷史上首次。
同時，美軍士兵的戰鬥損傷率較低，但是，抗精神病類藥物和興奮劑的效果迅速且短暫，服藥只能減輕或一時壓制問題，幾年以後，可能會以幾倍的力量爆發出來。
以色列作家、和平主義者大衛·格羅斯曼寫道：“越南戰爭是第一場現代藥理學的力量被直接用於‘控制’士兵的戰爭。”他觀察到，多數精神類藥物“就像用胰島素治療糖尿病一樣，可以緩解症狀，但疾病還在”。
由“乾淨”變“骯髒”
越戰期間，克羅格作為麻醉藥物和危險藥物管理局聯絡員走訪了當地的美軍基地。在一個基地，他對士兵們說：“先生們，我從白宮來，以瞭解毒品問題。”一位士兵看著我，深吸一口氣說：“我從火星來，先生。”
“我真的是從白宮來，你們可以提供些什麼？”克羅格問道。那位士兵說：“你想要大麻？還是想要海洛因？你想要什麼，儘管去那邊。”克羅格回憶說：“我忘不了這件事。我去了13個軍事基地，這種體驗得到了複製。”
大麻等毒品易得程度可見一斑：軍方精神科醫生稱：“大麻到處都是。在任何村落或城鎮，想要的人只需說出Khan Sa一詞，人們就明白了。”《越南：英勇與悲傷》的作者托馬斯·波特切爾在書中引用一位海軍陸戰隊上校的話道：“當人們在越南時，他能確定，可能離他25英尺以內就有毒品。”
讓越南戰爭成為首場“藥物戰爭”的因素，除了軍方提供給士兵的藥物，還因士兵們自主使用藥物，甚至毒品。撰寫過關於越戰書籍的作家蒂姆·奧布萊恩多次這樣說道：“你加入戰爭時是‘乾淨’的，之後就變得‘骯髒’，你就再也不是從前的你了。”
據卡明斯基的調查，除了酒精，士兵們自主使用的主要毒品包括大麻、海洛因、嗎啡、鴉片、鎮靜劑和迷幻劑、（甲）安非他命（一種興奮劑）等等。
除了一些士兵在參戰前就吸毒之外，越戰期間的毒品問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卡明斯基寫道：“毒品成為戰爭中所缺乏的一切事物的替代品。”士兵在身心極度疲憊的情況下作戰，曾在越南服役的韋伯描述道：“你在叢林裡待上一個月，就不再是海軍陸戰隊員了，你甚至不是個人了，你是動物，忘記自己身上味道多難聞……”吸食毒品是種“撫慰”。
除了用“嗑藥”來提升作戰效率，越戰還是美國首個“青少年戰爭”——處於叛逆期計程車兵被送到了戰場，而越南可謂“沉醉天堂”，毒品常見、易得、便宜、質量高。
在戰場上，士兵們處於孤立和孤獨的狀態，僅是因為無聊也可讓他們成癮，而且，毒品還能減輕戰爭對年輕士兵心理精神的負面影響、釋放壓力、恐懼與憂慮。
一位步兵回憶道：“我們只在完成一項任務後吸毒，尤其是艱鉅任務。有時我們就是坐在樹下吸毒、哭泣，這是放鬆的好方法。”
對於外界認為士兵吸毒是病態現象，而嬉皮文化中吸毒被視為尋求意識的不同狀態，一位退伍士兵闡述了對此雙重標準的厭惡：“戰爭把我們變成殺人犯、癮君子，如果你在越南，那你也必須得殺人、吸毒，就這麼簡單。”
“對毒品宣戰”
起初，軍方忽視士兵吸食大麻的習慣。不過，1968年，美國媒體報道讓軍方面臨壓力，媒體將大麻刻畫成削弱美軍的瘟疫。於是，軍方開始在內部做教育宣傳，演講、廣播、宣傳冊、醫生警告等隨之而來，但都收效甚微。
1968年1月，美軍規中增加了修正案，擴大了有害物質名錄，規定禁止使用、售賣、轉讓或引進鎮靜劑、興奮劑、迷幻劑，除非得到授權用於醫療目的。
在此基礎上，美軍開始搜查有吸食大麻現象的軍營，每週可逮捕上千人。相比陸軍，在越海軍陸戰隊的毒品問題要輕些——使用或持有較小劑量的大麻都要上法庭。不過，軍方法庭系統效率低下，直到1968年，美軍在越南無實驗室，尿檢樣本要拿到日本去檢測。
1970年，約有1.1萬士兵因使用硬性毒品被起訴。不過檢出率依舊很低，據估計，只有五分之一的吸毒士兵被識別出來。到1972年，毒品案件幾乎使美軍在越軍事司法系統癱瘓，正如一位被告士兵的律師所說，軍事法庭上的毒品犯罪就如同美國本土民事法庭上的交通事故。為了降低大麻的可得性，美軍會出動飛機搜尋大麻種植地以進行遏制。
而軍方對大麻的限制產生一個嚴重的後果：海洛因開始流行起來。一位陸軍指揮官說：“如果能讓他們放棄海洛因，我願意買下這裡所有大麻作為禮物。”
到1971年，越南有29個實驗室製造低廉、勁大的海洛因，在該國輸送這種“白色垃圾”以滿足美軍高漲的需求。從1970年4月到1973年1月，112個因毒品死亡士兵源於海洛因吸食過量。美軍士兵也毫不掩蓋自己的吸毒習慣，士兵們會在自己的打火機上刻上有關毒品“詩歌”——那就像吸菸一樣稀鬆平常。
1971年5月27日，共和黨國會議員墨菲和斯迪爾向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提交報告《世界海洛因問題》，集合了此前軍隊醫生的預估數字——2.5萬到3.7萬在越美軍士兵吸食海洛因，經媒體披露產生極大的反響。
壓力之下，在給時任國防部長萊爾德的備忘錄中，尼克松敦促稱，急需設立一個專案識別有毒品問題計程車兵，目的是“有毒品問題的退伍士兵應接受治療，而不是簡單地回到我們的城市中去。”
這一年，總統宣佈“對毒品宣戰”。
1971年7月中旬，代號為“黃金流行動”的專案開啟。該專案要求所有士兵在離開越南之前進行尿檢。隨著技術發展，在1971年底，在越南的美軍實驗室一天課檢測7500個尿檢樣本，檢查呈陽性計程車兵要接受治療。
據當時新成立的預防藥物濫用特別行動辦公室主任傑夫的報告，到1971年9月，共檢測了9.2萬多士兵，其中4788（高於5%）呈海洛因陽性。傑夫認為，威脅推遲迴國、開除軍籍、上法庭等是有效的遏制手段。到1972年3月，海洛因陽性比率下降到2%。不過，這些數字並不完全可靠——尿檢只能顯示尿檢前五天是否有吸毒，而且，士兵會在尿檢前喝得酩汀大醉、在黑市上購買乾淨尿液等來“作弊”。
“總的來說，看上去，比起幫助上癮計程車兵來說，‘黃金流專案’更多是為了讓政客和軍方的良心上好過些。”卡明斯基這樣寫道。
而連續兩次尿檢呈陽性計程車兵會被開除軍籍、送回國，但這並不能解決問題。回國後，這些士兵被政客和社會視為“其他人”，受到排擠。因為毒品問題，他們早已被貼上社會秩序潛在破壞者的標籤。雖然他們努力在戰爭中活下來，他們仍是戰爭的受害者。
（古興薦自《看天下》）
責編：我不是雨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