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曾子問》說：“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吊。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吊。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
一方等待三年，一方反可隨意解約，實屬不近情理。迂儒因生種種曲說。其實這只是《禮記》文字的疏忽。孔子此等說法，自為一方遭喪而一方無意解約者言之。若其意欲解約，自然毫無限制。此乃當然之理，在當日恐亦為常行之事，其事無待論列，故孔子不之及。記者貿然下了“而弗敢嫁，禮也”六字，一似非等待不可的，就引起後人的誤會了。
離婚的條件，有所謂七出，亦謂之七棄。又有所謂三不去。與五不娶並列，見於《大戴禮記.本命篇》，和《公羊》莊公二十七年何《注》，皆從男子方面立說。此乃儒家斟酌習俗，認為理所當然，未必與當時的法律習慣密合。
女子求去，自然也有種種條件，為法律習慣所允許的，不過無傳於後罷了。觀漢世婦人求娶者尚甚多，則知古人之於離婚初不重視。夫死再嫁，則尤為恆事。這是到宋以後，理學盛行，士大夫之家，更看重名節，上流社會的女子，才少有再嫁的，前代並不如此。
《禮記.郊特牲》說：“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這是現在講究舊禮教的迂儒所樂道的。然一與之妻，終身不改，乃是說不得以妻為妾，並非說夫死不嫁。《白虎通義.嫁娶篇》引《郊特牲》，並無“故夫死不嫁”五字；鄭《注》亦不及此義；可見此五字為後人所增。鄭《注》又說“齊或為醮”，這字也是後人所改的。不過鄭氏所據之本，尚作齊字，即其所見改為醮字之本，亦尚未竄入“故夫死不嫁”五字罷了。此可見古書逐漸竄改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