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迅速蔓延，達到了每天新增超過11萬的空前速度。然而，連續幾天躍上全球媒體頭條的並不是疫情，而是席捲全美、愈演愈烈的抗議浪潮。
美國黑人弗洛伊德因警方暴力執法致死的過程被路人拍下並放到網上，立即引發全國的憤怒。現在抗議浪潮已蔓延到多個城市，十餘個州出動了軍隊。除了正常的抗議，暴力和搶劫事件也非常突出。
這不由得令人想起最早發生阿拉伯之春的突尼西亞，也是由政府部門執法引發，不同之處在於涉事小販自殺，但照樣引發了撼動世界的一場運動。
美國新冠疫情全球最為嚴重，死亡也超過十萬人，但一名黑人被警察打死就能引發如此激烈的抗議運動，社會背景自然不簡單。
種族問題長期存在
從遠處說，美國從殖民地時期就建立了黑奴制，一場內戰也只是法律上終結了這種制度，但種族隔離卻又應運而生。直至1965年法律意義的種族隔離才結束，但又被普遍存在的種族歧視所取代。雙方衝突一直不斷，一有火星就成為全國性騷亂或者抗議事件。
從近處說，2016年民粹主義色彩濃厚的特朗普入主白宮。他經常發表帶有種族歧視的言論，令白人至上主義者大為興奮。身為地產商的特朗普，上世紀八十年代曾因拒絕黑人租房的申請而被告上法院，這也顯示了他一貫的種族立場。事實上，他的上任，激化了本就長期存在的美國種族問題。
不過特朗普執政前三年，美國經濟一直表現出奇的好，失業率也非常低，因此種族矛盾的爆發程度並沒有特別高。但一場疫情，不但一筆勾消了這三年的經濟成果，失業人口更超過3000萬。和歐洲不同，美國的福利制度並不完善，政府也沒有提供歐洲模式的救助，因此低收入階層受影響最大。這次疫情，死亡比例最高的也是黑人。
可以說，在這起悲劇發生之前，美國已經是一個火藥桶了。在此之前，已經發生兩起針對黑人的攻擊事件，只是因為主角不是政府，才沒有釀成大規模抗議事件。
從全球看，很多國家都有少數族裔的問題。美國主要是黑人，歐洲則主要是穆斯林。本世紀以來，歐洲發生過巴黎騷亂、倫敦騷亂、斯德哥爾摩騷亂，都震驚整個世界。
歐洲的問題既有經濟因素，也有種族因素。
生活在歐洲的穆斯林整體上一直居於社會低層，失業率高達30%以上，平時受各界歧視，不僅政府執法部門對他們另眼相看——比如他們出門總是被警察攔下檢查，民眾也對他們畏而遠之。政府的福利政策能讓他們活下去，但沒有尊嚴。
這個問題就是政界也不諱言。法國前總統希拉剋曾說過：“在法國，穆斯林往往享受不到充足的物資供應，卻受到不友善的政策待遇，所以應當立刻解決他們的住房和就業等相關問題，創造更多的機會讓主流社會接受他們，讓他們儘快實現自給自足”。但現狀卻是日益惡化。
種族問題則是穆斯林出生率很高，一般一個家庭至少有三個孩子，而傳統白人家庭卻只勉強高過1。穆斯林迅速增長的人口引發極右甚至中右立場白人的恐懼。針對穆斯林的攻擊事件頻頻發生，清真寺也經常成為攻擊的目標，比如灑豬血、槍擊、塗寫汙辱口號等。這一背景也促成歐洲極右政黨的崛起。
巴黎恐襲過後，《紐約時報》的報道
其實，歐洲各國政府早就存在對穆斯林的戒心，並在政策執行上明顯不公。比如法國政府鼓勵宗教團體自辦學校，並提供相應資金，但在實際操作中政府的援助資金常常分發給僅佔法國受教育兒童五分之一左右的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開辦的學校；法國政府對穆斯林呼籲資助自己學校的請求卻置之不理。
另外，歐洲以言論自由為名，經常發表冒犯伊斯蘭教信仰的言論。溫和的穆斯林想透過司法手段維權，往往敗訴，最終導致極端恐怖主義獲得話語權和活動空間。
如果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歐洲，它們藉口強調平等，以至於不能出臺針對特定群體的優惠政策。比如“可否強制穆斯林未成年人必須上高中”，歐洲國家一定確保每個穆斯林家庭都有一名就業者。不管情況和條件的差異而過分強調平等，實際是更大的不平等。再比如“國會是否一定要有穆斯林族裔的名額”，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女性、無黨派、少數民族都必須有一定的名額保證；但歐洲都做不到，也就是說在其體制內，沒有少數族裔發聲的渠道。
美國黑人的問題比歐洲還要複雜：
一是白人的歷史原罪。從黑奴制、種族隔離到種族歧視，這種仇恨從現實來看，根本無解。
二是美國非常注重自由市場經濟，政府幹預越少越好。即使在教育和福利上對黑人有政策傾斜，但仍無法改變黑人的整體命運。我在美國觀摩選舉，只要打車，司機多是黑人；機場上提供擦鞋服務的也多是黑人。總而言之一句話：髒、苦、累、危險的工作基本都是他們。
三是白人根深蒂固的優越感。特別是在執法時，優越感不經意間就會冒出來。當然，黑人群體犯罪率高也是事實，但這已經成為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惡性迴圈了。
整體而言，歐洲和美國的種族問題長期存在，日益惡化，絲毫無解。
警方濫用權力
不過回到這次席捲美國全國的抗議運動，種族因素只是其一，因為參與抗議的群體還有大量白人。客觀分析應該是那些一直反對特朗普的群體、不滿特朗普應對新冠疫情的群體、因為封城經濟受到損害的群體，以及因為總統大選來臨希望特朗普下臺的群體，都藉助這個事件而走向街頭。
目前民主黨籍的明尼蘇達州長瓦爾茨表示，暴力騷亂是由白人種族主義者、販毒團伙、無政府主義者煽動的。特朗普總統則認為“極左團伙”應對騷亂負責：“暴力、破壞公物行為，是由反法西斯組織以及其他左翼暴力團伙牽頭的”。這種說法並不正確，有轉移視線之嫌。
美國頻發警民悲劇，還有一個因素很關鍵，即美國擁有持槍自由，所以警察為了自身的安全，權力也特別大，而濫用權力就不可避免了。一旦受害者是黑人等弱勢群體，往往引發全美抗議或者騷亂。這一次警察執法，除了施暴的那位警察，當時還有三名警察圍觀，對施暴無動於衷。多名路人圍觀並用手機拍攝全程，畫面中還能見到警察拔槍威脅指責他們的路人。
這個過程令人看到美國太多不可思議的地方：
一是警察執法方式。在警察沒有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卻如此的暴力，肆意侵犯嫌疑人的人權。
二是在已將對方制服的情況下仍跪壓他近九分鐘，這完全超出必要性，令人懷疑警察是為了享受施虐的快感。
三是警察如此執法，不是在人跡稀少之處或者夜間，而是光天化日之下，有如此多的路人。其囂張跋扈、肆無忌憚可見一斑。
四是警察作為政府強力部門之人，應該知曉美國發生的多次席捲全國的抗議行動和他們的暴力執法有關，也知道肇事警察被判刑，他們應該具備最起碼的政治敏感性和自我保護意識。但事實卻是他們什麼都不在乎。換而言之，他們連把人帶回警察局再施暴的“智慧”都沒有。
五是現在已是網際網路和智慧手機時代，全民都能成為記者。警察明知圍觀民眾用手機拍攝，卻繼續跪壓嫌疑人，甚至還向民眾發出威脅，這都超出正常的理解範圍。
縱觀美國曆史上發生的因為黑人被打死或被虐待而引發的大規模抗議事件，都有一個共性，即被普通人拍下放到網上或者投給電視媒體。這當然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黑人受到不公正待遇後，根本沒有正義可尋。所以當一個黑人的不公正待遇被披露後，曾經有過這種經歷的黑人自然感同身受。這不僅僅是種族的問題，還有共同的慘痛經歷。這也是為什麼每當此類事件披露後，引發的反彈會如此強烈。
亞特蘭大抗議現場（圖/路透社）
歐美為何難保障少數族裔權益？
說到這裡，一個疑問就會自然揮之不去：
為什麼美國的民主，號稱人民當家做主，卻難以保障少數族裔的權益？
當然，不僅是美國，歐洲也同樣如此。為什麼受害者只能用暴力而不是用選票來回應？正如一位抗議示威者對記者所說的：暴力是這個國家唯一能聽得懂的語言。
原因恰恰就在制度本身。因為西方的政黨只代表部分或者特定群體，它執政後也就只是維護特定群體的利益。
西方的每個政黨之所以只代表部分群體，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不同的政黨，其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是不同的，在社會中也就只能得到相對應群體的支援。美國民主黨的支持者主要是藍領、低收入階層；共和黨則主要是財團和高收入群體。法國也同樣，2012年社會黨的奧朗德之所以贏得大選，是因為60%以上的工人和年輕人投了他的票。
二是政黨要想贏得選舉，只需贏得絕對或者相對多數。法國曆次大選，勝負相差很難超過十個百分點（2002年極右政黨進入第二輪是例外），1971年雙方只差1.62個百分點，1981年兩者相差3.51個百分點。
西方政黨的這個特點導致瞭如下兩個後果：
一是政黨執政後，其政策明顯偏袒支持者。一般來講，左派上臺就增加（窮人）福利，右派上臺就（為富人）減稅。2008年，美國民主黨贏得大選後，儘管面臨經濟危機，卻繼續擴大社會福利，並在經濟危機最嚴峻之際，推行醫療保險方案，這需要政府支出5000億美元。特朗普上臺後，就大幅減稅。兩黨的做法對財政、貿易雙赤字同時又有著天文數字般債務的美國來講，風險很高。
二是少數群體往往被忽視，甚至受到歧視和傷害，最終不得不透過極端手段來維權。前面提到的二十一世紀以來歐洲發生的三大騷亂——2005年巴黎騷亂、2011年倫敦騷亂、2013年瑞典斯德格爾摩騷亂——導火索都是警察執法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但根源卻是弱勢群體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生活艱難，更是經濟危機中實行的緊縮政策的主要受害者。
以倫敦騷亂髮源地托特納姆地區為例，這一地區失業率（尤其青少年失業率高）、貧困率、犯罪率極高，甚至當地居民平均壽命也比倫敦平均值低大約5年。但由於這些群體沒有足夠選票，其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制度性的社會不公正長期存在。
西方經濟危機爆發後，政府不得不緊縮公共開支、削減福利，他們更是首當其衝受影響。該地區共有13家青年活動中心，但由於政府削減支出，其中的8家已經被迫關閉，而這次騷亂的主力就是青少年。
不僅如此，倫敦警員平日執勤時經常粗暴對待少數族裔，令民怨愈積愈重，底層民眾感到極度失望和憤怒。騷亂髮生後，正如一位托特納姆區居民所說：
“在倫敦，在托特納姆的街道上，警察經常騷擾我們、粗暴地對待我們。我們為此提出申訴，他們卻全不當一回事，認為我們是在開玩笑。而這一切僅僅因為我們是有色人種，是黑人……我們需要做一些事情，讓人們睜開眼睛，看看這裡的真實情況。”
由於這些弱勢群體是少數，其選票都可以忽略不計，所以他們的命運不會受到政治人物的關注。而他們也自然選擇暴力來表達訴求。
更可悲的是，當他們選擇暴力之後，出事國政府在西方主流社會的支援下、在國內外主流媒體的配合之下對之進行堂而皇之的鎮壓：控制社交媒體、僅僅一個倫敦就抓捕了3000多人，法院在政府的要求下，對一千多人迅速重判——有人僅僅因接受別人給的鞋而被判刑。當時的首相卡梅倫還發明瞭“連坐”——家裡有一人參與騷亂，全家人都從政府的廉租房中趕出去。這些人自然也都被扣上暴民、暴徒和“徹頭徹尾犯罪行為”的帽子。現在美國也是一樣的做法。
目前生活在法國的三大少數族裔——華人、猶太人、穆斯林——分別用不同的方式來保護自己的利益。華人可以依賴中國的強大，猶太人憑藉對經濟的巨大影響力，而穆斯林則訴諸於暴力。其共性是沒有一個群體幻想選票可以保護自己。
明尼蘇達州多處建築被示威者點燃
利好特朗普？
美國今年是大選年，這場席捲全國的抗議是否會對特朗普產生不利影響呢？能否成為繼新冠疫情應對不力、經濟衰退失業率飆升之後的第三個壓倒特朗普的因素？
個人認為，這場以黑人為受害者、以黑人為抗議主體的運動，對特朗普的選情未必是壞事。
首先，黑人本就多數支援民主黨，反對特朗普。因此，有沒有這場悲劇都不會影響到黑人的投票取向。
其次，支援特朗普的群體本就是普通白人、全球化受損的群體。他們要麼對美國的種族結構有危機感，希望特朗普這樣不在乎政治正確的人來捍衛白人的主導地位，要麼希望逆轉全球化。
雖然這個群體也有不少人不滿意特朗普對疫情的應對，也是經濟衰退的受害者，但這場以黑人為主體的抗議，反而可能加深了這些普通白人的種族意識和危機，這會促使他們更加支援特朗普的連任。至於全球化的反對者，更是滿意特朗普全球發動貿易戰、陸續退群的舉動。而且他們相信，這樣的事情也就只有體制外的特朗普能夠做到。
可以說，這場大規模的抗議運動，激化了特朗普支持者的危機感和凝聚力。在疫情應對不力、經濟衰退的背景下，對特朗普反而極可能是利好。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起悲劇當然傷害了美國的軟實力；對於現在的香港來說，則是一帖清醒劑。香港的所謂泛民派別，從價值觀上是以美國為榜樣的，但美國警察殘暴執法、民眾起來抗議追求正義後，面臨的卻是政府的汙名化和強力鎮壓。除了警察，美國政府更直接大規模出動軍隊鎮壓，才幾天其死亡人數就已超過香港整個修例風波。
中美競爭越來越激烈，並隨著大選的到來而越發充滿了不理性的選舉語言。這場危機至少某種程度分散了特朗普政府的注意力，也降低了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道德力量。畢竟真正決定中美競爭結果的還是看誰能更好地解決自己的問題。從疫情、恢復經濟再到國內矛盾的化解，美國一再處於下風。
只是，美國還有能力變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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