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聚焦】
作者：陳阿江（河海大學環境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國社會學學會環境社會學專業委員會會長）；閆春華（浙江師範大學法政學院講師）
大致沿著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劃分，我國分為西北遊牧和東南農耕兩個區域。處於交界過渡區域的是農牧交錯帶，是較為典型的生態脆弱區。生態脆弱區的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發展，面臨著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雙重難題。
盛夏時節，內蒙古興安盟科爾沁右翼前旗的烏蘭毛都草原綠意盎然。新華社發
烏蘭毛都草原上的牛群 新華社發
然而，隨著近年來生態文明建設的持續推進，無論從國家釋出的宏觀統計資料，還是筆者研究團隊的實地調研來看，該區域的生態環境得到了很大改善，有些地區同時擺脫了貧困，走向了小康。這為解決生態貧困問題、振興生態環境相對脆弱的鄉村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和借鑑。
關鍵：破解生態維度的貧困惡性迴圈
我國生態脆弱區的一些地區陷入了因生態環境的惡化而形成的“貧困惡性迴圈”，或可稱之為“生態貧困”。其邏輯是：外來農耕人口集中移入農牧區，導致過度放牧和濫墾濫伐，植被破壞，引發了土地荒漠化等一系列生態失衡問題；生態環境的惡化致使農牧業產出下降，導致了普遍的貧困；為了維持基本生活需要和人口再生產，當地居民只能進一步向自然界過度索取，增加開發強度，結果又引發了更為嚴重的生態失衡問題。生態環境的惡化進一步約束經濟發展進而加劇貧困，最終陷入“生態惡化—貧困加劇”的生態貧困怪圈。
生態脆弱區的環境惡化，本質上是農牧系統之間的不協調造成的。傳統的遊牧可以在大空間範圍內實現生態良性迴圈，而農耕地的大量開發，雖然在短期內看養活了更多的人口，但從長時段看，則很容易加劇環境的惡化，進而導致農牧業生產的“雙輸”，形成“生態—貧困”惡性迴圈。因此，破解這個迴圈成為脫貧的關鍵。
策略：恢復植被遏制生態繼續惡化
生態環境不僅是地方經濟發展的依託，更是人們生存的首要基礎。生態脆弱區生態環境的惡化直接影響著當地人及其後代能否在本地繼續生存下去。而過度放牧和濫墾濫伐等行為是農牧交錯區生態惡化的直接原因。由於植被破壞嚴重，除了停止環境破壞行為，更需要人類的主動干預。一些生態脆弱區的實踐表明，在一個業已陷入“生態—貧困”惡性迴圈的地區，透過恢復植被進而恢復生態系統平衡，阻斷生態的繼續惡化是實現良性發展的關鍵一步和切斷貧困問題的優先之策。
我國科爾沁地區北甸子村的成功實踐，就是在整體上控制過度放牧和過度開墾行為的同時，透過植樹造林阻斷生態的持續惡化。該村在土地嚴重沙化時，面臨著是搬遷還是繼續留下的艱難抉擇。如果選擇生態移民，會面臨經濟、社會上的巨大不確定性；如果選擇留下，則面臨改善生態環境的艱鉅任務。經過反覆討論，村民選擇留村發展，並統一認識——森林是村莊賴以生存的基礎和農牧業發展的保障。
基於以往的經驗教訓，村民開展了植樹造林。他們根據20世紀80年代之前當地植被生長茂盛的情況，推斷該地區的生態環境可以滿足植被生長的基本條件。特別是在水資源方面，20世紀80年代之前，當地有豐富的地下水。現在土壤表面雖然覆蓋了浮沙，但挖掉浮沙之後便可以見到溼土層，土壤條件較為優良。在此基礎上，他們選擇本地樹種，合理栽種樹苗，輔之以秸稈、枯枝等對樹苗加以防護，減少流沙危害。
透過堅持不懈的努力，上述村莊土地面積的一半以上為森林所覆蓋。大面積森林擋住了流沙，改善了區域內的溼度，調節了溫差。由於森林的防護作用，溼地系統恢復，草場的沙化退化得到了有效遏制，村內的耕地也得到了保護。村民的環境意識、環境行為也得到了正向強化。不僅如此，從宏觀資料看，科爾沁地區持續的生態治理取得了顯著成效。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監測結果顯示：截至2014年年底，科爾沁沙地分佈區內植被率提高，沙地的擴充套件勢頭初步得到了遏制，沙漠化現狀呈現整體逆轉的良好態勢。
模式：種養結合重建生態—經濟系統良性迴圈
對於生態脆弱區而言，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是一體兩面的。生態脆弱區的經濟發展既要以提升民眾收入為目標，也要以保護環境為前提。
經過長期的實踐，上述案例探索出了“高產飼料+舍飼養殖”新型農牧結合的發展模式。北甸子村總面積6萬餘畝，目前80%左右為森林、草場和溼地，它們主要承擔生態功能，為村民的日常生活和村莊的農牧業生產提供生態保障。佔總面積20%左右的是耕地，它們錯落於林間。其中約2/3的耕地面積生產糧食，約1/3耕地的產出作為牛羊的粗精飼料。
筆者認為，當地“高產飼料+舍飼養殖”的發展模式具有革命性意義。佔村莊總面積6%左右的飼料地，解決了全村牲畜飼料的需求。就生態維度看，即使說農耕地對環境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因為所佔的比例很小，因此農耕地對環境的總影響是非常有限的。這一小比例的面積替代了早期草場的草料供應，使大面積的草場得以休養生息，進而恢復其生態功能。小比例的飼料地，也為大面積的禁牧和休牧提供了重要保障。
筆者在實地調研中瞭解到，近年來，為治理不斷惡化的草原生態環境，科爾沁地區加大了禁牧和休牧等工作的力度。但為了實現“禁牧不禁養”的目標，該地區也積極鼓勵農戶發展新型農牧相結合的舍飼養殖產業。正因為小比例的高產飼料滿足了養殖業發展的需要，大比例面積的生態保護才成為可能。從更大的尺度上看，村莊又形成了“林—農—牧”模式的生態農業發展格局：大面積森林為種植業和養殖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和保障；受到林帶保護的種植業發展較好，不僅為養殖業提供了充足飼料，也為擴充套件養殖規模提供了資金基礎；養殖業的發展又為種植業提供了肥料。反過來看，種植業和養殖業得到有效發展後，村民收入不斷提高，這又強化了當地人保護生態的認知和行為。北甸子村內林業、種植業和養殖業三者由此相互促進，形成良性迴圈。
以上述地區為代表的實踐表明，生態脆弱區的鄉村振興之道，要根據地區特點巧妙破解生態環境難題：首先要充分認識生態系統的脆弱性，避免盲目蠻幹；其次，要把生態環境的保護、生態系統的良性執行作為優先策略，探索、實踐植被的恢復、綠化之道；最後，我國生態脆弱區雖然環境脆弱，但卻具備人均土地資源豐富這一優勢，因此可以用好國家政策，藉助於現代農業科學技術，在保護好環境的前提下，推動高效農業的實踐發展，由此擺脫生態貧困的惡性迴圈。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18日 05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