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疫情和喬治·弗洛伊德事件進一步撕毀了後冷戰時代美國精心編織的所謂平等、自由和“民族大熔爐”的偽裝。
根據美國疾控中心和美媒的統計資料，美國黑人和拉美裔在新冠疫情之中的病亡率是白人的3倍，疫苗接種率一度只有白人的一半。在 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爆發半個多世紀後，“黑命貴”運動再度控訴美國對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及少數族裔的系統性種族壓迫。雖然美國政客為穩定局勢對抗議者採取了安撫措施，但是種族歧視作為美國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問題，並沒有得到有效遏制。
美國種族歧視的原因植根於美國製度本身。美國作為近代世界後起的殖民政治強權，其“國家”構建的基本框架與全球化時代各民族的發展與文化多樣性需求正在發生激烈衝突。
曾提出“文明衝突論”的美國學者亨廷頓在其著作《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一書中說，在西方殖民高峰時代建立的美國實質上是以“盎格魯新教文化”作為“國家身份認同”的特性與核心。因此，儘管美國憲法標榜“自由和平等”，但是這些價值必須建築在以上述種族和宗教為主體的社會形態即所謂“主流社會”基礎之上，任何相異者都會被美國社會的精英們視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因此，儘管少數族裔個體可以進入美國上層社會，但是那必須是以對“盎格魯新教文化”的全盤認同為前提。民權運動家馬丁·路德·金牧師曾嘗試用美國黑人可以接受“盎格魯新教文化”來說服壟斷政治權力的白人社會接納黑人。不過，他沒有看到，接納黑人個體容易，而讓美國白人社會與黑人社會融合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亨廷頓對此進行了申論：“作為人種多元、缺乏統合民族屬性的國家，美國只能透過文化和意識形態一致性來保持國家凝聚力。然而，蘇聯經驗說明，缺乏人種、民族和文化共性的意識形態黏合力有限。”美國要生存就必須保持其基本“文化特性”。以黑人社會為代表的少數族裔和外來移民因其文化與“盎格魯新教”白人社會存在諸多差異，造成了美國“身份危機”。
於是，對很多美國白人精英而言，美國這個國家想要得以維持，美國的文化特性就必須以“盎格魯新教”為主導。這隻能透過將種族和文化歧視政策巧妙地融入美國內政和外交以構建族群與文明的等級秩序來實現。
在美國國內，這種族群與文明的等級秩序體現在對黑人和其他少數族群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制度性和文化性歧視政策，以及與之配套的社會輿論和氛圍的營造上，意在透過刻意的“野蠻”“懦弱”“自私”等族群形象塑造和宣傳來使其他族群保持矇昧、柔順或邊緣化。特朗普及其諸多白人至上主義擁躉在美國社會文化日益多元的今天所拼命爭取的，正是透過掌握和保有政治權力來推行能夠加強美國社會“白人主導”的價值觀、制度和政策。
同樣，種族主義和文明優越論也是影響美國製定對外政策的重要理論。在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殖民主義仍然左右著美國處理與其他國家和民族關係的今天，為了維護美國在分配和使用地球有限資源方面的壟斷地位，部分美國政客一直以種族、宗教、文化和文明差異在全球劃分親疏，拉幫結派，制定結盟或者對抗的外交政策，企圖使美國永居於其構想的國家和文明金字塔形秩序的頂端。
當前，美國國會和政府中不少人士更將中美關係闡釋為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的“競爭”和“衝突”，並以此來策動美國國內和國際上的種族主義者與反華力量，嘗試構建遏制中國發展的大聯盟。這不僅持續阻礙國際秩序向好發展，更使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得以長期在世界上橫行。
然而，從歷史經驗看，美國國家建構裡的“盎格魯新教文化”及其帶來的“美國例外”和“山巔之城”等“迷思”，不僅在現實中阻礙了美國社會走向平等和團結，更成為亨廷頓所欲強化的“美國身份認同”的顛覆者。
作為以工商和金融立國的新大陸移民國家，長期以來美國以充裕的物質條件和穩定的國內環境吸引全球移民，不同種族、語言和文化的社群分隔共存，這是美國繁榮的基礎。隨著外來移民和美國少數族裔人口的增長，美國社會的種族比例持續發生變化。擁有投票權的少數族裔人數上升使其在美式民主制度中的發言權越來越大。這給美國帶來兩難：
一方面，如果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仍然執著於用“盎格魯新教文化”來合理化美國的種族主義，勢必使美國國內族群衝突愈演愈烈，也將使美國背離全球發展大勢；另一方面，如果美國政府和白人社會允許被很多人視為“國家特徵”的“盎格魯新教文化”自然弱化，美國的“主流社會”及其價值觀將失去核心地位和領導力量。美國作為移民國家鬆散乃至分裂的趨勢將進一步加速。
這是很多美國人不能容忍的。他們相信：唯有用“實質上的”種族主義維持白人與少數族裔的等級秩序，才能使美國保持秩序與穩定。
因此，這一美國國家構建中的種族主義悖論難以解決。可以預見，種族主義在美國政治中將長期存在並頗具影響力。儘管美國的“政治正確”者們會用各種華麗的辭藻粉飾太平，但作為原罪的“種族主義”是美利堅合眾國得以維繫的基礎。除非美國國家形態及其體系發生革命性變化，美國在國內和國際政治運作中的種族主義作風將很難被根除，這就需要美國和國際社會的有識之士保持清醒，採取針鋒相對的鬥爭，堅決回擊美國政治的種族主義！（作者分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新疆智庫研究員，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