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之後,美國最終抗擊的敵人就是自己”

從20年前“9·11”恐怖襲擊事件促使美國動用龐大戰爭機器出兵阿富汗,到20年後美國以潰退的方式結束這場本國曆史上最長的軍事行動,這場以“反恐”名義延燒到全球各地的戰爭不僅在那些橫遭美國兵火蹂躪的國家留下無數亡魂、廢墟和人權劣跡,也讓美國自身的實力和形象一落千丈。而且,美國至今仍在繼續著偏執和錯誤。

在今年的“9·11”事件紀念日到來之際,美國著名記者、歷史學家,《9·11口述歷史》一書的作者加勒特·格拉夫在《大西洋月刊》發表長篇文章,全面回顧了美國政府在“9·11”事件發生後的所作所為及其導致的種種惡果。

文章得出結論:“9·11”事件之後,“美國作為一個政府和一個國家,無論在大事還是小事上的反應幾乎全都錯了”。

“我們選擇錯誤的方式尋求正義”

格拉夫在文章中說,“9·11”事件發生伊始,美國領導層就誤判形勢,為了引導輿論和樹立堅定強硬的形象而決定採取不擇手段的應對方式,即“不遺餘力地打一場全方位、全社會、全政府的‘全球反恐戰爭’”。

美國最初的軍事行動貌似指向“基地”組織和本·拉登,但越來越多未經證實的情報讓美國對打擊目標的定義不斷走向模糊和寬泛。

為了打擊所謂“恐怖分子”,小布什2001年11月13日釋出行政令,要求不再將“反恐戰爭”中抓捕的人視為“罪犯”或“戰俘”,而是統歸為“敵方戰鬥人員”。這意味著美國對待他們的方式不必再顧忌有關國際公約的規定。

此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世界各地設立“黑獄”關押“敵方戰鬥人員”。時任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更是在遠離美國本土的海外軍事基地關塔那摩建立了專門的監獄,因為他認為這個地方“超出了美國法院和正當程式的管轄範圍”。

CIA僱傭外部心理學家設計了毆打、強迫裸體、控制飲食、刺激感官等“殘忍的、科學上不可靠的技術”,以這些所謂“強化審訊”、實際上是“酷刑折磨”的手段來迫使“恐怖分子嫌疑人”開口。

在“9·11”事件發生20年後的今天,人們仍然不清楚是否有哪怕一條有意義的情報來自酷刑逼供。而臭名昭著的關塔那摩監獄卻早已成為了侵犯人權的象徵。

“當初的團結成了不斷擴大的政治極化的背景”

格拉夫在文章中指出,對反恐形勢和國內安全環境的誤判還導致了美國高層對聯邦政府的錯誤重組,首先就是“國土安全部”的成立,而這個“二戰以來最大的變化”一直被證明是個錯誤。

更可怕的是國土安全部的“基因缺陷”:它沒有根植於法治原則,而是透過“它會傷害我們嗎”的受害者妄想視角來看待一切。其有害性在移民和邊境控制問題上尤為明顯,國土安全部幫助建立的數十個所謂“國家融合中心”常常以那些根本不符合恐怖分子特徵的人為目標,導致不同的種族、宗教或政治觀點受到嚴重打壓。

在錯誤設立國土安全部的同時,美國政府還加快了地方和州警察部門的軍事化程序。國土安全部和五角大樓的鉅額資金湧入美國的大城小鎮,把警察從地方守護者變成武裝到牙齒的作戰士兵,從而造成警察與其分管社群之間更大的隔閡。

文章舉例說,去年夏天,在“弗洛伊德事件”引發“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浪潮後,國土安全部派出的所謂“聯邦執法者”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等全美各地橫行無忌、隨便抓人,“赤裸裸地揭示了在舉國焦慮的時刻建立一個新執法機構的危險和恐怖”。

文章稱,幾乎以任何標準衡量,“反恐戰爭”都讓美國人更恐懼,也更不自由。“9·11這一天最初在美國人中間創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團結感,如今卻成了美國不斷擴大的政治兩極分化的背景”。

“幾乎每一步都讓我們失去了朋友”

格拉夫在文章中進一步指出,對“9·11”事件的應對方式不僅完全扭曲了美國的國內治理,而且在國際上“浪費了全世界的善意”。悲劇發生後,世界各地的人們一度對美國的遭遇感同身受,報以同情。但從那時起,美國在“反恐戰爭”中走出的幾乎每一步“都讓我們失去了朋友”。

出兵阿富汗後不久,小布什政府又轉而入侵伊拉克,而“發動這場戰爭的理由與其他許多政府決策所依據的糟糕情報和散佈恐懼的做法大致相同”。雖然兩場戰爭花費了數萬億美元、奪去無數生命,但“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犯下的軍事和外交錯誤在事後已經顯而易見”。

尤其危險的是,美國“選錯了敵人”。小布什最初曾強調“美國的敵人不是我們眾多的穆斯林朋友”,但他很快便擴大了“反恐”範圍,並將其簡化為“文化價值觀的衝突”,進而圖謀對整個中東地區進行所謂“民主改造”。

隨著時間推移,美國保守派政客的言辭越來越激烈,仇外情緒很快佔據上風,當初的“反恐戰爭”演變成了一場更大範圍的戰爭,由此造成的心態毒害了美國政治和社會,毫無來由的“穆斯林恐懼症”導致美國針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不斷。

與此同時,對“恐怖分子”的過度關注讓美國忽視了國內其他安全威脅,導致白人至上主義者、反政府民兵和其他排外極右團體空前活躍。文章指出,在“9·11”事件之後的20年裡,數以萬計的美國人死於大規模槍擊和其他國內暴力事件,而“這些殺戮都不是我們花了那麼多時間和金錢去打擊的伊斯蘭極端分子所為”。

恐懼加劇了社會撕裂,導致美國槍支銷售量持續飆升。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美國如今發現自己又在與一個影子般的敵人進行另一場戰鬥”:在過去的18個月裡,新冠病毒每三天奪走的生命就相當於“9·11”事件的全部死亡人數。然而格拉夫認為,白宮在“9·11”事件後做出的選擇已經腐蝕了美國的民族精神和政治,當前的疫情非但沒有將美國人團結在一起,反而使他們更加疏遠。

“總有一天,歷史學家會試圖弄清美國社會為何如此支離破碎,以至於在一場我們完全有能力應對的危機中失手。不幸的是,答案很簡單,9·11之後,我們最終抗擊的敵人就是我們自己。”格拉夫在他的文章中最後這樣總結。

策劃丨王堅

記者丨李嚴

編輯丨張晗

稽核丨王堅

監製丨關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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