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執政時致力於打造的“印太戰略”，拜登大有繼承的跡象。
當地時間4月16日，日本首相菅義偉會見美國總統拜登，他也成為拜登就任總統後首位“面對面”會見的外國領導人。會見後，美日發表聯合宣告稱，將打造“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當地時間2021年4月16日，美國華盛頓，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與來訪的日本首相菅義偉進行會談。/IC Photo
重提“印太”的不只美日兩家，當地時間4月19日，歐盟理事會發表“歐盟印太合作戰略”的宣告，決定加強在印太地區的戰略重點、存在和行動。專家分析稱，歐盟此份宣告或意在“應和”美國盟友。
儘管在“印太地區”動作頻頻，美國主導的“印太”小圈子利益鬆散，難以達成共識，“印太”的算盤顯然沒有美國想象中這麼好打。
4月17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美日領導人聯合宣告答記者問，指出美日嘴上鼓吹“自由開放”，實則拉幫結夥搞“小圈子”，煽動集團對抗，這完全是逆時代潮流而動，同本地區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共同期待背道而馳，只會讓世人越來越看清“美日同盟”危害地區和平穩定的本質和圖謀。
從“亞太”到“印太”
美國對亞洲和西太平洋地區的傳統稱謂是“亞太”，“印太”這個詞在特朗普政府時期逐漸“走紅”。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劉衛東指出，二者之間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是否著重強調印度的存在。
特朗普並不是“印太”概念的締造者。早在2007年，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曾在訪問印度期間提議，建立包括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在內的四國集團，連線印度洋與太平洋，打破“大亞洲”的地緣政治侷限。
不過，當時奧巴馬政府主張“亞太再平衡戰略”，四國各方面協調並不一致，導致“印太”概念並未翻起多大的水花。
直到特朗普上臺後，他再次撿起了“印太”概念，並將其升級轉變為“印太戰略”，把這個較為陌生的詞語變成了外交政策上的“陳詞濫調”。
解密美國印太戰略檔案。/推特截圖
無論是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還是特朗普的“印太戰略”，這些戰略變化都與亞太地區力量格局變化相關。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美國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指出，奧巴馬政府時期，隨著中國和平崛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優勢地位受到影響，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是想拉攏盟友，平衡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印太戰略”則是在“亞太”基礎上擴大，透過印度洋與亞太地區間的關聯互動，尤其是拉入印度，意圖制衡中國，“兩者實則一脈相承。”
今年年初被解密的美國《印太戰略框架》也證實了這一點，檔案內容包括如何保持美國在印太地區戰略優先地位、如何提升美國經濟領導力，檔案中14條假設推論中有6條直接涉及中國。
對於這份解密檔案，1月13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回應稱，這份檔案的內容恰恰暴露了美國借“印太戰略”遏制打壓中國、破壞地區和平穩定的險惡用心，這實質上是一份“維霸戰略”。
拜登的“小心思”
特朗普政府口號喊得響亮，但“印太戰略”並沒有取得實質進展。美國國內分析人士一度認為，“印太戰略”或隨著特朗普下臺而退出歷史舞臺。另外，拜登作為“當選總統”時，他在詞語使用上多次選擇“亞太”而非“印太”，這更加深了人們的猜測。
然而，與先前猜測相反，就拜登政府近期表現來看，拜登大有繼承“印太戰略”的可能。
自拜登上臺以來，他似乎搞了一場“印太外交”。
當地時間3月16日，美日舉行“2+2”會談；18日，美韓開展“2+2”會談。隨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兵分兩路”，一個前往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參加“中美高層戰略對話”，另一個則“馬不停蹄”地訪問印度。
除部長及官員間會談，領導人間的互動也沒有落下。當地時間3月12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在線上完成首次首腦會談。當地時間4月16日，菅義偉會見拜登。不久後，韓國總統文在寅的訪美計劃也逐步提上日程，預計文在寅將在5月份與拜登見面。
拜登繼承了特朗普的印太戰略。/《國會山報》報道截圖
王勇指出，拜登政府的外交行動基本按照“印太戰略”框架來推行，拜登依舊想要聯合印度洋以及太平洋地區的國家來平衡中國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上臺後不久便首次召開了首腦級別的“四方安全對話”。此前，特朗普政府一直致力於深化美日印澳的同盟關係，甚至想要藉此打造“印太版北約”，但進展較為緩慢。直到2019年9月，“四國安全對話機制”才由司局級對話升級為部長級，一年後，才舉行第二次外長對話。
拜登重啟“四方安全對話”，此舉也透露了他的“小心思”。
王勇認為，“四方安全對話”可以看做是印太戰略的基石，美方的目的不僅在於推動四方加強合作，甚至還想要以四方為基礎，形成軍事同盟關係。相比於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更善於打“意識形態”牌、編織利益網路並利用美國外交手段鼓動盟友關係。
“理想”始終是豐滿的，當其照入現實，拜登政府便會發現，這套以“四方安全對話”為基礎的“印太”算盤有多難打。
“各懷鬼胎”的四方機制
“四方安全對話”看似有所推進，但劉衛東認為四方實則“各懷鬼胎”，難以達成共識，儘管存在對話視窗，但難有具體效果。
劉衛東指出，“四個國家的性質、目標乃至國家實力都存在很大差異，硬要撮合到一起，其實並不現實，也難以出臺公認的政策，所謂的‘四方安全對話’更多是對外展示姿態，形式大於內容。”
另外，四個國家間本就存在一定利益衝突，四方機制的根基並不牢固。就日本而言，王勇認為，美日在搶奪亞太市場方面存在競爭關係；美日在亞太地區的安全秩序上的現實利益也有衝突，雙方在具體問題考量上會出現不少分歧。
除了不願捨棄中國市場機遇等經濟因素考量，劉衛東補充道，日本對於中國還抱有許多政治期待，例如幫助解決“朝核問題”等。從這些角度出發，日本其實並不願意明確選邊站。
有關日本近期多次發表對華消極言論，劉衛東認為，其中部分原因在於美國要求日本拋棄在中美間的“模糊戰略”，要求日本不能一邊接受同盟的保護，一邊享受中國市場的利益。
莫迪希望民眾有熱情和決心以實現“新印度戰略”。/印度《電訊報》報道截圖
印度的情況則更為複雜，作為美國“印太戰略”中的核心支柱，美國期待印度在平衡中國影響力方面發揮更大作用。但印度與其他三國不同，在理念層面上，中印反而存在更多相似點，例如都是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都希望對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進行改革，提高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
印度同樣有自己的國家發展戰略。2018年，莫迪政府將“新印度”願景升級為“新印度戰略”，力求到2025年將印度打造成經濟總量達5萬億美元的經濟體。如果印度一味地唯“美”馬首是瞻，其國家發展戰略將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綜合多重因素分析來看，劉衛東表示，印度也並不願意替美國衝在前面與中國發生直接對抗，對抗後也並不會給印度帶來實際收益。
另外，澳大利亞雖然是在價值觀層面與美國最為接近的國家，但美澳之間並非全無競爭。在經濟層面上，澳大利亞是以礦產業和農業經濟為主的單一性國家，美澳間在農產品貿易上同樣存在不小的競爭。
除內部利益結構鬆散外，外部因素也導致四方機制難成氣候。
新冠疫情給地區乃至全球國際政治經濟格局都產生了較大影響。其中，中國在新冠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了切實的成果，經濟先實現恢復性增長。
“新冠疫情給美國‘印太戰略’的實施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中國經濟逐漸恢復，可能會推動‘印太’相關國家想要進一步遏制中國的發展；另一方面，由於受到疫情衝擊，這些國家也確實無暇他顧。”王勇說。
近期，日本、印度疫情再有嚴峻之勢。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首相菅義偉計劃於當地時間4月23日對疫情蔓延的東京都、大阪府、兵庫縣釋出緊急事態宣言。當地時間4月22日，印度衛生部公佈資料顯示，過去24小時內，印度日增新冠確診病例首超30萬例，隨後幾天印度不斷突破單日確診紀錄。25日，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高達34.9萬例。
王勇表示，目前來看，疫情對“印太戰略”的阻礙要大於對其的推動。
“四方機制”vs中國應對
在現有“四方機制”的基礎上，美方其實一直想擴大其機制覆蓋範圍。然而，美方想要達成“四方安全對話+X”的可能性非常小。
在拜登牽頭“四方安全對話”首腦會談時，便有訊息傳出稱韓國或將加入“四方安全對話”。
當地時間3月11日，韓國外交部第一次官（副部長）崔鍾建回應稱，韓國曆屆政府主張，不應出於排斥或牽制特定國家的目的而成立排他性的地區合作機制。
隨後，韓方也多次表示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韓國外交部長官鄭義溶在結束韓美外長防長“2+2”會談後接受韓聯社採訪時表示，中美兩國對於韓國而言都很重要，讓韓國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不可能，也不可取。
當地時間3月31日，鄭義溶在外交部記者會上再次重申，中美兩國對韓國來說都非常重要，中美不是二選一的選項。
文在寅稱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南華早報》報道截圖
除韓國之外，X的另一選項是東盟。
不過，此前東盟就釋出過一份“東盟版”《印太展望》，表達了較為中立的立場。上海社會科學院APEC研究中心主任劉鳴曾撰文指出，東盟作為地區內最大的一體化組織，明確反對美國版對抗中國的“印太戰略”，因其存在安全結盟傾向，與東盟系列機制推動的包容性、合作安全理念有本質的區別。
東盟個別國家加入“四方安全對話”的可能性也不大，劉衛東認為，從規模上，東盟個別國家與現有四國的規模並不在同一數量級上。另外，東盟國家的加入意願也不強烈。從這兩方面而言，個別東盟國家加入“四方安全對話”並無實質意義。
預計未來亞太地區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國家表達中立立場。王勇解釋道，隨著美國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下降，美國能為亞太地區國家提供的技術、資金、市場份額等“好處”也在減少，在這樣的背景下，會有更多的國家表態不願“選邊站”。
這同樣也為中國採取有效應對提供了空間。在美國反覆提出要與中國展開“競爭”的背景下，王勇指出，首先，中國應該意識到“競爭”或成為“常態”；其次，這種競爭是在中美利益相互依賴的框架下展開的，中美之間既有競爭又有合作，雙方應恢復一定程度互信，引導競爭向良性方向發展；最後，中國應進一步穩定國際關係，在競爭中佔據優勢，在亞太地區發揮外交作用，與亞太國家謀求共同發展。
“歸根到底，中國應對的核心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劉衛東說，其他應對舉措更多是“戰術性”而非“戰略性”，只有國內發展順利，推動經濟穩步發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證民心歸一，才能發揮根本性作用，讓中國不懼任何外部挑戰。
文/若曦
編輯/張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