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將作為一位非常弱勢的美國總統被銘記。他在多個搖擺州以微弱優勢獲勝從而當選總統。而一度拒絕接受選舉結果的現任總統特朗普已經開始準備2024年的競選活動。此外，四分之三的共和黨人仍未公開表態接受選舉結果。共和黨可能會繼續在國會參議院佔據多數。而且，特朗普已經確保在最高法院中持保守派立場的大法官佔絕大多數。所有這些，都令拜登在國內政策上沒多少操作空間。
對拜登來說，存在一些操作空間的是外交政策。但即使在這個方面，他也將受到嚴重掣肘。與世紀之交時相比，美國的實力要弱得多。尤其是兩大事件推動力量平衡的指標從美國轉向中國。第一個是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其後果是嚴重削弱了美國的力量。第二個目前正在上演：幾乎可以肯定，新冠疫情對美國實力的削弱，比2008年危機有過之而無不及。奧巴馬2009年就任總統時的美國，已經不是拜登明年1月要領導的那個美國了：美國的全球影響力已大幅下降。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默認了這一點。1945年至2016年之間，美國奉行基於多邊機構和西方聯盟的全球霸權戰略。特朗普沒有延續這種做法，他支援迴歸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這種思潮在1939年之前曾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依據。面對衰落，美國在全球進行部分收縮。即使對中國，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情況。美國的“對華接觸”戰略基於兩個假設：中國的經濟崛起將是不可持續的，中國永遠不會威脅到美國的經濟優勢；經濟崛起將導致中國不可避免地最終走向西方政治體制。這兩個假設都被證明是錯誤的。作為回應，美國退出了與中國的“接觸”，轉而採取一種更具敵意的方式，但遠沒有那麼雄心勃勃。
拜登可能會對中國採取位元朗普政府更溫和的態度，但不太可能有任何重大轉變。他不會像特朗普那樣妖魔化中國，也不會像國務卿蓬佩奧主張的那樣尋求政權更迭。但他不會再回到1970年至2016年盛行的“對華接觸”戰略。
首先，美國人，無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對中國的態度都發生了重大轉變，變得更加敵視。其次，特朗普和共和黨人將保持警惕，努力確保拜登在對華政策上不會倒退。這並不排除在氣候變化等問題上與中國進行有限合作的可能。但由於民意轉變，拜登在對華問題上的態度可能與奧巴馬相比更接近特朗普。我們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設想中美出現另一場認真的和解，而當這種和解發生時（總有一天會發生），其基礎將與1970年至2016年的“對華接觸”戰略截然不同。
與此同時，拜登會將作為對手的中國牢記於心，極可能會依靠美在歐洲和亞太地區的盟友，尋求採取更加多邊主義的方式。眼下，已經有人在討論明年初舉行的美歐峰會。拜登還可能會尋求重返巴黎氣候協定、世界衛生組織、伊核協議以及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
儘管美國的外交政策很重要，但需要我們關注的關鍵問題依然是美國的現狀和未來走向。美國已經不是2000年的那個美國了。現在，它嚴重撕裂，日益兩極分化，而根源在於美國的衰落。儘管這一說法仍被很多人拒絕承認，但現在已經很清楚了。美國是一個紊亂的國家，這就是為何它可以選出像特朗普這樣的右翼民粹主義特立獨行者。分化日益加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收入和財富上的巨大不平等，以及歷史上一直未能解決針對非裔美國人的系統性歧視問題。美國人無可救藥地在一系列問題上陷入撕裂，而且裂痕在不斷擴大。民主黨和共和黨曾經有一些共識，但現在幾乎沒有了。兩極分化已達到令治理接近癱瘓的地步。美國人現在甚至在問，美式民主能否存續。美國的前景只能用黯淡來形容。近30萬人死於新冠疫情，而且這個數字還在迅速上升，有一半美國人說他們將拒絕接種疫苗。美國經濟已經陷入困境，許多人的實際工資將會下降，預計失業率將達到7%左右。金融危機造就了特朗普。新冠疫情過後，美國會發現自己落到哪步田地呢？（作者是英國劍橋大學高階研究員，本文由辛斌編譯）